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秦孝公(前361年-前338年)遷都咸陽任用商鞅變法國富民強→秦惠文王(前337年-前311年)任用賢能推行法制得“擅巴蜀之饒”→秦武王(前310年-前307年)願見九鼎進攻洛陽→秦昭襄王(前306年-前251年)大勝三晉齊楚等國取得魏的河東和南陽楚黔中和楚都郢→秦孝文王(前250年-前250年)傳美酒後猝死→秦莊襄王(前249年-前247年)攻滅東周７邑蠶食三晉→秦王(前246年-前222年)先後滅先後滅韓趙魏楚燕齊六國後北驅匈奴南征百越統一貨幣統一度量衡車同軌書同文廢分封制改行郡縣制修長城建直道]
第一位，秦孝公
秦國的崛起可追溯到秦孝公變法。秦國立國較晚，又偏處關中一隅，在戰國中後期仍然是綜合國力較弱的一個諸侯國。如果不能變法圖強，秦國兼併六國無異痴人說夢。秦孝公看到了這一關鍵點，起用並重用商鞅，施行變法。商鞅變法使秦國迅速發展，國富兵強，由此奠定了秦滅六國的經濟基礎與軍事基礎。秦孝公出色地完成了歷史賦予他的重任，變法圖強為秦國以後的快速持續發展夯實了根基。
第二位，秦惠文王
秦孝公下世，繼位的秦惠文王雖然車裂了商鞅，但商鞅的法令卻沒被廢止。因此，秦國的崛起並未因秦孝公和商鞅之死而中斷。秦惠文王不因人廢法，實為過人之舉。
秦惠文王即位後，隨著商鞅變法後秦國的迅速崛起，六國有識之士意識到秦國的強大對他們構成了潛在的威脅，於是積極尋找對策，開始用聯合（合縱）的辦法對付秦國。這是秦國崛起之後面臨的新的重大課題。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六國聯軍將會重創秦國，秦國的強盛也會因此夭折。雖然，此時東方六國中的任何一國都不足以對強秦構成重大威脅，但是，若六國聯合成功，以六國之力攻打一秦，即使秦國已經很強大，仍然是無法承受的。在這種情況下，秦惠文王審時度勢，重用縱橫家張儀。張儀根據新的形勢與發展勢態，針鋒相對地提出了連橫策略，對六國一一瓦解，逐個擊破，最終化解了六國的合縱之謀與軍事行動。秦惠文王也為秦國統一大業的繼續發展做出了自己的傑出貢獻。
第三位，秦武王
在秦國的崛起史上，秦武王似乎並不重要，原因是他在位時間極短，只有三年。但是，即使是這麼一位如流星般的國君，他對秦始皇最後統一中國也功不可沒。
秦武王有一句名言：“寡人慾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恨矣（《史記?秦本紀》）。”“三川”原指黃河、洛河、伊河三條河，這裡指含有這三條河的地區，轄境是今天河南靈寶縣以東至洛陽的這片土地。在位僅僅三年的秦武王一心向往的是能夠坐車到達洛陽，看看周天子的王城。秦武王的“窺周室”並不是他喜歡旅遊觀光，想參觀一下週天子的都城而已，他實際上是想取周而代之，一統天下。一句“死不恨矣”，可以看出他是多麼渴望實現由秦統一天下的遠大目標。
秦武王為什麼會說出這樣的話呢？因為商鞅變法之後秦國迅速強大起來，加之六國的合縱之謀被瓦解，此時擺在秦國國君面前的歷史使命是不失時機地東進中原。秦武王的“通三川，窺周室”，正是他作為秦國國君所要承擔的歷史使命。此時的秦國已經具備了東進中原的實力，敢不敢適時東進是擺在秦武王面前的歷史性課題。秦武王與前面幾位君王一樣，對秦國統一的大業也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
公元前311年，秦武王派左丞相甘茂親自率重兵攻打韓國的宜陽（今河南宜陽）。宜陽是陝西通往河南的重要通道，兩邊重巒疊嶂，中間一線通往洛陽，西距洛陽四十公里。它是韓國的西大門，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如果拿不下宜陽，秦國就無法兵出函谷關，也就無法東進中原。但是若想攻下宜陽，就必定要和韓國有一場大仗、惡戰。韓國一旦失守宜陽，秦國就可以長驅直入，直達韓國的腹地。所以，韓國必然死守宜陽。
甘茂說，要攻韓國，必須聯合魏國。甘茂與另一位副使向壽一塊兒來到魏國遊說魏王。到達之後，甘茂卻對向壽說，你回去，就說魏君已經同意聯合攻韓了，但是，一定要告訴秦武王攻韓之事行不通。只要你這樣說了，將來事成了，功勞全歸你。這位副使欣然同意，按照甘茂的交代向秦武王彙報。秦武王覺得很納悶，既然魏國允諾聯合攻韓，為什麼還不能攻呢？
甘茂一回國，秦武王馬上召見了他。甘茂回答，宜陽是一個大縣，戰略儲備非常充足，名義上是縣，其實相當於韓國的一個郡。如果現在我們去進攻，很難得手。
接著甘茂就給秦武王講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曾參殺人。當年，曾參在費地居住，費地有一個和曾參同名的人殺了人。於是有人告訴曾參的母親，曾參殺人了。曾參的母親紋絲不動地在織布機上織布。一會兒，又來了一個人告訴曾參的母親，曾參殺人了。曾參的母親還是鎮定自若地織布。一會兒，第三個人來了，告訴曾參的母親，曾參殺人了。曾參的母親立即扔下手中的布，翻牆而逃。曾參是歷史上有名的賢人，曾參的母親又是那麼瞭解自己的兒子，聽了三個人的傳話，就誤認為曾參真的殺人了。甘茂對秦武王說，我沒有曾參那樣的賢能，大王您也不能像曾參的母親信任自己的兒子一樣信任我。我只怕率兵攻打宜陽，大王最終也會像曾參的母親一樣不信任我。
第二件事是張儀無功。張儀為秦國立了大功，西並巴蜀，北開西河，南取上庸，但是，天下人都認為是先王賢能，而並不將主要功勞歸於張儀。
第三件事是文侯燒信。魏文侯當年派樂羊攻打中山國，打了三年才把中山國給滅了。樂羊回師的時候高興得很，以為自己立了大功。面見魏文侯之時，魏文侯拿出整整一筐針對樂羊的告狀信讓他看。樂羊嚇得拜倒在地，連連說，這不是我的功勞，全是大王的功勞（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史記?樗裡子甘茂列傳》）。從這件事可以看出，任何成功都不是一個人的成功，而是一個團隊的成功。其中，領導的支持與信任最為重要。不要總以為自己立下了多少功勞，而是應當看看當你拼搏之時領導對你的支持有多大。
說完這三件事後，甘茂接著說，我甘茂是個外來之臣，如果率兵去攻打宜陽，最擔心有人告我的狀，而且大王一定會聽信這些話。這樣，大王便會揹著一個欺騙魏王的名聲，而我也會落得一身誹謗。所以，雖然魏國同意和咱們聯合攻韓，但是，這一仗我不能打。秦武王聽完後，對甘茂說，我和你先訂一個君子協定，你就放心去攻打韓國吧。
直到這時，甘茂才率兵攻打韓國宜陽，打了五個月，還沒有攻下宜陽。秦武王果然收到很多告狀信，於是他下令甘茂退兵。甘茂說，協定還算數嗎？秦武王這才又派重兵增援甘茂，最終甘茂殺了六萬韓國士兵，攻下了軍事重鎮宜陽，洞開了韓國的西大門，秦兵從此可以暢通無阻地直插韓國的腹地。
秦武王這樣一位在位僅僅三年的青年君王，在秦始皇統一天下的大業中也鐫刻下自己的名字，留下自己的一份業績，為秦國兼併六國圓滿地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
第四位，秦昭襄王
秦昭襄王時代，秦國對六國已經佔有壓倒性優勢。此時的秦國國君應當繼續東進，打垮六國的軍事力量，為最終兼併六國做好充分的準備，這是秦昭襄王所應當承擔的歷史使命。秦昭襄王不負歷史重託，他多次任用魏冉為相，提拔白起為將，持續攻打三晉。白起伊闕一仗，打敗韓、魏聯軍，殺死二十四萬人。秦趙長平之戰，白起坑殺四十萬趙兵，趙國一戰就損失了四十五萬精銳，實際上已被打垮。此時的天下只有趙國是秦滅六國的最大障礙，秦昭襄王基本摧毀了趙國的有生力量，使六國之中再沒有一國能夠和秦國單獨過招，這進一步造就了秦滅六國的歷史大趨勢。
此外，秦昭襄王又任用范雎為相，採納了范雎著名的“遠交近攻”策略，制定了秦滅六國的大政方針。正是“遠交近攻”四個字改寫了中國的歷史，使秦國兼併六國統一天下有了一個總體戰略方針，也使秦滅六國的大趨勢日趨明朗。
第五位，秦孝文王
秦孝文王是秦王嬴政的祖父安國君，正式在位時間僅有三天，因此未有政績，也未有敗績，其實可以忽略不計，姑且一併稱之為明君吧。
第六位，秦莊襄王
秦莊襄王即異人，是被呂不韋成功包裝並推上王位的一代秦君。雖然他的在位時間和秦武王一樣短暫，但是，他也絕非尋常之輩。秦莊襄王面臨的任務也是繼續秦國的擴張大業，鞏固秦國統一天下的大趨勢。
他重用呂不韋為相國，攻取韓國的軍事重鎮成皋、滎陽，建立了三川郡。韓國西邊有兩處戰略要地，一是宜陽，二是成皋、滎陽。秦武王拿下了宜陽，如此一來，秦軍就能夠直達洛陽。而後，秦莊襄王又拿下了成皋、滎陽，這樣，秦軍便可以直達大梁（今河南開封）。三川郡成為插在韓、魏兩國腹地的一把尖刀。攻下宜陽、成皋、滎陽，秦軍就可以隨時馬踏中原。
不僅如此，秦莊襄王還利用趙、燕之戰，攻取了趙國榆次等三十七城，進一步削弱了趙國的國力。趙國土地銳減，其中就有秦莊襄王的一份功勞。
第七位，秦王嬴政
嬴政在舉行加冠禮之後，首先解決的問題是鞏固自己的權力，所以，除掉嫪毐集團、呂不韋集團成為刻不容緩的壓倒一切的任務。公元前237年，嬴政罷免了呂不韋的相國之職，標誌著他鞏固政權的任務已經告一段落。
此時，擺在嬴政面前的歷史任務就是適時發動統一戰爭。
嬴政面對歷史賦予他的使命，毫不猶豫地發動了統一戰爭。統一戰爭的序曲就是繼續大規模地削弱趙國。此時，韓非入秦勸嬴政首先攻趙，因為趙國的力量還比較強大，只有先打垮了趙國，秦國才可能最終完成統一大業。所以，在從罷免呂不韋到發動滅韓戰爭期間，嬴政連續對趙國用兵，其間兩次被李牧打敗。儘管如此，滅趙已是嬴政完成統一大業的既定方針。
嬴政制訂的先滅韓，繼而滅趙、魏的順序是完全正確的。在統一天下的整個進程中，除了在滅楚問題上，嬴政基本上沒有犯什麼錯誤。在嬴政滅了韓、趙、魏三國，擊潰燕軍主力並基本滅燕之後，天下只剩下齊、楚兩國。嬴政此時有些自滿，他聽信了李信二十萬軍隊就能滅楚的話，對老將王翦所持的滅楚非六十萬軍隊不可的建議不以為然，反而認為王翦因年老而怯戰。結果，李信大敗而歸。事實證明，王翦有先見之明。嬴政此時完全不顧及個人的尊嚴、臉面，立即登門向王翦道歉，起用王翦率六十萬大軍滅楚，並且答應了王翦所有的財產要求。最後，王翦順利滅楚。
縱觀秦國自秦孝公以來的七位國君，沒有一位昏君、庸主。這是非常不容易的。秦國基本上實施的是嫡長子繼承製，偶爾也有兄終弟及。在這種繼承製之下，君王的繼任完全不是擇優、選賢，而是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比如說安國君的繼位，是因為安國君的長兄因病去世，他作為次子而成為王位繼承人。如此繼承王位的君王能夠優秀嗎？能夠完成歷史使命嗎？能保證個個都是明君賢君嗎？本來，這應當是充滿諸多變數的問題，但是，在秦國卻毫無懸念。秦孝公以來的七位國君無一昏庸，這似乎是冥冥之中有天意在庇護秦國。
秦始皇的前六代先祖都完成了他們所肩負的歷史使命，因此，到秦始皇時期，一切都似乎水到渠成。西漢的賈誼在他的長篇政論文《過秦論》中極為準確地概括了這一點，認為秦始皇是“奮六世之餘烈”。歷史有時候就是這樣曲折前進的。在戰國前期，六國也曾經風光佔盡，但他們的發展勢頭沒有持續下去。到了戰國中期，當秦孝公開始重用商鞅實行變法時，六國的發展勢頭與秦國已經相形見絀，國力與秦國差距越來越大。秦國最終統一天下的歷史趨勢是自秦孝公以來六位國君再加上秦王嬴政不斷努力的結果。這就是秦國統一天下的歷史必然性。而且，難能可貴的是，在秦國的這七代國君身上，還保持了一個其他六國國君所不具備的特點，這便是秦國的人才戰略，它為秦國的發展帶來了人才優勢與智力支持。
選賢不拘一格 統一併吞八荒
秦國自孝公以來的七位國君都能夠完成自己所肩負的歷史使命決非偶然，其中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是這七位國君都非常重視發現和重用人才。戰國七雄之中唯獨秦國在重用人才方面成就最為突出。秦國重用人才有三個明顯的特點。
第一，唯才是用。選才不以國別為界，換句話說，秦國的這七位國君都重用了秦國以外的人才。比如秦孝公重用衛國人商鞅，秦惠文王重用魏國人張儀，秦武王重用的是楚國人甘茂，秦昭襄王重用的是魏國人范雎。秦孝文王正式在位僅三天，無所謂用人。秦莊襄王重用了衛國人呂不韋，秦王嬴政重用了楚國人李斯、魏國人尉繚，而且，嬴政手下的名臣將相還有許多六國人。這些人才都與秦國統治者毫無血緣關係，但卻備受重用，可見秦君任人唯賢，而不是任人唯親。
第二，用人不疑。比如秦孝公不顧舊貴族的極力反對，堅定不移地信任商鞅，始終如一地支持商鞅推行變法改革，這就是用人不疑的顯例。秦武王面對大量狀告甘茂的上書，最終還是信任甘茂，繼續增兵，終於攻下軍事重鎮宜陽，洞開了韓國的西大門。到秦王嬴政時，韓人鄭國入秦做間諜被發現，宗室大臣趁機建議逐客，李斯上《諫逐客書》，透闢地闡明瞭重用人才與秦國強大的利害關係。嬴政大為稱賞，立刻廢除逐客令，提拔李斯為廷尉，信任倚重李斯幾十年。這種用人不疑的做法，對國家治理與強盛來說，是必須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禮賢下士。比如秦孝公接見商鞅與他談話，不知不覺就挪動身體靠近商鞅並與其面對面，零距離地聽取商鞅的治國之策，而且連續好幾天都不知疲倦（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史記 商君列傳》）。尉繚堅持見嬴政不行禮，嬴政依然接見，並且給了很高的禮遇，衣服飲食皆與嬴政同等規格。這種謙恭、禮賢下士的態度，怎能不讓人竭盡所能地助秦一臂之力？這說明，秦國統治者至少在事業未竟之時，是很重視禮賢之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