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路、陸家嘴、靜安寺,上海灘最高大上的地方,曾經竟全是墓地

71年前的那個春天,清明已過,位於上海西郊的虹橋公墓來了不少英國人。這天,一群英國水兵落葬於此。


71年後,埋骨異鄉的他們究竟姓字名誰已少人知曉,然而其身前所經歷的那件大事則至今為人熟知——紫石英號事件:1949年4月渡江戰役前夕,英國炮艦紫石英號不顧解放軍警告,擅自闖入長江下游水域,我軍開炮還擊,多艘英艦遭重創,傷亡近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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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亡英軍下葬於虹橋公墓

當時,部分陣亡者被海葬,另一些則落葬於上海虹橋公墓。隨著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這批英國水兵也成了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最後一批葬於上海的英國人。此時,距離他們的同胞在這座城市建立起第一座公墓,已過去了整整105年。


從1844年到1949年,公墓隨著西方人的到來,出現在上海的各個角落。回首往昔我們驚奇的發現:陸家嘴、南京路、人民廣場、靜安寺、淮海路、徐家彙……如今上海最高大上的地方,無一不曾有過公墓的印跡。


上海,一座遍地是墳墓的城市。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每一塊墓碑,都是這座城市往昔的記錄者,每一座公墓,都承載了上海近代百年曆史的點點滴滴。


站在上海山東中路漢口路西北角,外灘海關大樓的鐘聲清晰可聞,往南看,一街之隔落成於1916年的《申報》館大樓歷久彌新,向北望,南京東路步行街百步之遙,熱鬧非凡。不過,要說開埠後西方人在此留下的最初痕跡,莫過於

山東路公墓——上海第一座外僑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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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路公墓今昔

山東路公墓由英國領事發起,1844年建成,此時距離上海開埠僅僅過去1年,公墓內有教堂、鐘樓各一座,安葬於此的多為海員。相較於如今周圍高樓林立,人聲嘈雜,彼時的這片土地,還是貨真價實的郊外寧靜所在。


由於面積有限,到了1850年代後期,山東路公墓就已“客滿”,為了解決人們日益增長的死後需求與公墓空間有限之間的矛盾,1859-1860年前後,一座新的公墓在浦東陸家嘴如今

東方明珠電視塔腳下被闢建,這就是浦東公墓。因為此處埋葬的多為太古輪船公司海員,所以也被人俗稱為海員公墓。有意思的是,由於靠著江邊,鄰近的碼頭日後也被稱為墳山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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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東公墓今昔,就在東方明珠塔一帶,是不是很怕怕呀~~~

這邊浦東陸家嘴剛建立公墓,那邊浦西福州路也不甘“寂寞”,1860年代,一座特殊的“白頭墳山”在今天福州路539號黃浦區青少年活動中心一帶形成。說它特殊,是因為葬於此地的多為印度人或阿拉伯人,故得名“白頭墳山”,由此可見當時的上海灘,不僅陽間,就連“陰間”也已“國際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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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1850-1860年代上海灘較開埠之初已大不相同,眾多因太平天國運動而逃至上海的江南富戶令租界人口大增,建立完善的市政管理體系變得愈發緊迫。1854年英租界與法租界聯合成立上海工部局,更為全面的市政管理由此開始,具體體現在公墓上,就是公共租界將山東路公墓與陸家嘴外國墳山納入其管理範疇。


好景不長,隨著1862年太平天國對上海的進攻被擊退,註定玩不到一塊兒的英國人與法國人也緣分到了盡頭,法租界退出工部局,自組“公董局”。近代上海灘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兩大租界格局由此奠定。不過,雖然分了手,但兩家人還是在這座城市留下了些許“牽手“的痕跡,比如在上海灘赫赫有名的八仙橋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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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仙橋公墓,就是現在的淮海公園!上海灘房價最貴的幾個地方之一噢!

1865年修建的八仙橋公墓是唯一一座兩個租界聯合建立的公墓,此後再無類似合作。作為當時上海新落成的一座公墓,在之後較長的一段時間裡,“新公墓”一直是這座墓園在地圖上的名稱。至於八仙橋公墓的叫法,則源自其所處八仙橋地區。


公墓中有一座“紀念”鎮壓小刀會起義時13位陣亡法軍官兵的墓碑,落成後為法租界內一處主要的公共儀式舉辦地點,當局曾多次在此舉辦“紀念儀式”。不過,這13人的墓實際上要到19世紀7、80年代才遷入八仙橋公墓,此前他們的埋骨之地則是在上海老城牆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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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仙橋公墓內的法兵“紀念碑”

八仙橋公墓之所以有名,多少也有賴於它的後世——毗鄰上海新天地的淮海公園。不過在100多年前,這裡卻是不折不扣的荒郊野外,翻開地圖就能看到,較之山東路、福州路、陸家嘴的那幾處公墓,這兒距離當時租界中心的外灘,明顯遠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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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下角為八仙橋公墓,左側則為跑馬廳,該照片攝於1930年代前後

這樣的變化,正是上海城市規模擴張的真實寫照,作為生活中較為次要的空間,公墓往往被置於相對偏遠的地段。而上海近代史上另一個極其有名的事物,也有著與其驚人的搬遷軌跡,那就是1862年遷至今天上海人民廣場位置的第三代跑馬廳。顯然,1860年代,上海城市與郊外的西部分界線,已到了如今的西藏中路一帶。


與八仙橋公墓不同,跑馬廳旁的以色列公墓則鮮為人知,其位置就是現在的上海明天廣場JW萬豪酒店,一街之隔的黃陂北路東側則是上海歷史博物館,即當年的跑馬總會大樓。跑馬廳初興之時,馬伕多為無國籍猶太人(即以色列人),死後就葬在馬棚旁的這塊荒地上,隨著墓穴增多,1925年正式標名為以色列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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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馬伕身後埋骨地,今朝明天廣場衝雲霄!

伴隨著第三代跑馬廳同時誕生的,還有上海最早的越界築路道路靜安寺路(即今天的南京西路)。百多年前,當公共租界的勢力剛剛染指於此時,這還是條充滿著江南風情的道路,兩側農田遍佈,水網縱橫,一派田園牧歌的景象。或許也正因為如此,當19世紀末,那些更靠近市區的墓園沒法容納更多人入葬時,新一代公墓在這裡被建立。而這就是上海灘當年最富盛名的靜安寺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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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靜安寺路,就是條鄉村小馬路

靜安寺公墓落成於1896年,面積約60畝,具體位置就是今天靜安寺、久光百貨對面的靜安公園,其也是上海第一個設有火葬場的商業性公墓。


憑藉著良好的環境與相對距離市區較近的地段,即使收費不菲(火化、入葬費用需要五十兩甚至更多),靜安寺公墓依然成為了20世紀初上海外僑最青睞的公墓,包括創辦了上海雷士德醫學院及工學院的實業家亨利•雷士德、內山完造的妻子內山美喜子等都被安葬於此。正因為如此,建成30多年後,1928年,靜安寺公墓宣告“滿員”,此時其周圍已從田園風光變身城市景象,再無擴張的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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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安寺這邊的高大上果然是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啊!

嘿,讀了上面這些,你有發現啥玄機嗎?

啥玄機?就覺得怪怪的。

有木有發現,上海地鐵2號線真是條掃墓專線!!!陸家嘴站(浦東公墓)——南京東路站(山東路公墓)——人民廣場站(以色列公墓)——南京西路站(卡德路日本人公墓)——靜安寺站(靜安寺公墓)

完了,對2號線有心理陰影了……


靜安寺公墓的“成功”,加之進入20世紀後上海人口迅速超過100萬大關,令嗅覺敏銳的中國商人也意識到,公墓是門好生意!


1909年,浙江上虞商人經潤山在徐家彙虹橋路今南洋虹橋公寓一帶購地20畝闢墓園,後因修築滬杭甬鐵路被佔。1917年,經妻汪國貞在原址以西800米的張虹橋購地重建,取名薤露園

萬國公墓。與靜安寺等公墓不同,萬國公墓對入葬者國籍、種族並無限制,這也使得此處成為不少中國籍名人的身後所在:晚清名臣岑春煊,一代文豪魯迅……


當然,最重要的還屬宋氏三姐妹的父母:宋耀如、倪桂珍,這一特殊身份,讓萬國公墓即使在上世紀60年代遭到毀壞後依舊能夠恢復重建,而宋慶齡逝世後入葬父母墓旁,促成宋慶齡陵園的建成,也使得萬國公墓成為老上海幾大公墓中僅有的至今還延續著墓地屬性的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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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宋慶齡與其父母之墓,宋慶齡陵園內還設有名人墓園與外國人墓園。此處環境優雅,四季常青

或許是因為地價較低,又或許是由於萬國公墓在此建成後所產生的“產業集聚效應”,以虹橋路為主線的上海西郊,之後相繼又落成了多座公墓。


文章開頭提到的虹橋公墓,建成於1926年,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主導下建立的一處面積較大的公墓,包括今虹橋路番禺綠地及上海胸科醫院的一部分。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著名報人鄒韜奮,永不消逝電波背後的李白等我們耳熟能詳的人物,死後都葬於此地。而在今古北路上海工程技術大學、東方出版中心一帶,還有一座建於1928年的永安公墓,中國人權運動先驅楊杏佛1933年遇刺後即葬於此處。據有人回憶,永安公墓有名貴樹木眾多,是老上海第一流的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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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版上海行號路圖錄中的虹橋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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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杏佛墓,原位於永安公墓,1987年在宋慶齡陵園內名人墓園重建


上世紀2、30年代,上海公墓業快速發展,這也與整個城市經濟的繁榮密不可分。既然外灘、南京路、淮海路上給活人使用的高樓大廈相繼而起,那麼被譽為人生後花園的公墓建設自然也無法被忽略。更何況,經歷了開埠後6、70年的發展,漸漸城市化的上海人已不可能再像他們農村的親戚那樣埋骨於自家田地或是山坡,公墓儼然成為了人們的剛需,滿足這一需求,也成為了政府的職責所在。


1936年落成於今楊浦區中原、新江灣城一帶的上海市立第一公墓(江灣公墓),是當年“大上海計劃”的一部分,遺憾的是,相較於這份城市規劃方案中其他建築物:市政府(今上海體育學院行政樓)、市博物館(今長海醫院影相樓)、市圖書館(今楊浦區圖書館),這座佔地面積120畝的公墓隨著之後的抗戰爆發而逐漸荒廢,至今已經難覓蹤影,少人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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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的“大上海計劃”也有公墓一席之地

據統計,20世紀30年代末,上海已擁有100餘家公墓,34家殯儀館、67家寄柩所和丙舍,殯葬業出現空前繁榮。值得一提的是,隨著猶太人不斷到來,上海也新增了多處猶太公墓,比較有名的包括從虹橋公墓中劃出來的番禺公墓,以及如今楊浦區的惠民公園。


1949年上海解放後,原本全市各家公墓分屬於不同華洋老闆的局面漸次改變。從1950年代初開始,位於市中心的主要公墓相繼“功能轉變”:山東路公墓變為山東路體育場、八仙橋公墓改建為淮海公園、靜安寺公墓變身靜安公園、盧灣公墓擴建為露天停車場、徐家彙公墓的土地被移交上海客車廠等單位使用、浦東公墓則劃出大部分土地建設浦東公園……經過一系列的“關、停、並、轉”,至1966年,上海全市公墓由解放前最高峰時的170餘家,降至35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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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時期著名手抄本反特小說《虹橋公墓》


“文化大革命”期間,上海殯葬行業受到全面衝擊,殯儀館全部被撤銷,火葬場僅剩龍華、西寶興路兩家,而那些承載了這座城市記憶的公墓也盡數遭到平毀,令人唏噓不已。


這一狀況所造成的另一個影響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上海市可供安葬的公墓屈指可數,無奈的上海人只能湧向蘇州購墓,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造就瞭如今一到清明節蘇州各墓園滿是滬牌車,“蘇州的墓地,睡的一半都是上海人”的奇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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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清明節,蘇州城內外就滿是阿拉阿拉的……


歷史建築喚醒城市記憶,而作為構築物的公墓,也同樣不遑多讓,所以每當我去到一座城市,總會抽時間去當地的墓園中漫步一番。澳門半島上的聖味基墳場,港島跑馬地的香港墳場、東京六本木的青山靈園……都曾令我流連忘返,因為在那裡,既有這座城市聞人名士的舊時印記,也有著尋常百姓生活中的點滴往昔。


相較之下,文化的、經濟的、歷史的原因讓上海失去了這些記憶的載體,但也正是如此,更應該將這一切記錄下來,讓我們的後代能夠知道如今那些綠樹成蔭的公園,車水馬龍的街道,曾幾何時,是一座座寧靜的公墓,更是一段段同這座城市息息相關的往事與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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