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疫情還在世界蔓延。數億人隔離在家，儘管在狹小的空間裡每日焦慮，但都期待著明天會好起來。在這些人中，作家可能天然適應這幾十天甚至數月的禁足生活，他們的日常就是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寫作。在隔離時期，他們也在記錄著這段歷史，這段人類日常生活的例外日子。澎湃新聞與中信出版·大方合作，邀請世界各地的知名作家，刊發他們的“疫期筆記”，一段來自“隔離時期的作家問候”。
比利·奧卡拉漢
問：請介紹一本你最近正在讀的書，以及它為什麼吸引你?
比利·奧卡拉漢：我經常閱讀，並且我喜歡重讀。過去兩週，我讀了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的兩部小說(《輸家變贏家》(Loser Takes All)和《文靜的美國人》(the Quiet American)，奈保爾(V.S. Naipaul)的《半生》(Half A Life)，克努特·漢姆生 (Knut Hamsun)的《飢餓》(Hunger)，以及勒克萊齊奧(J.M.G. le Clezio)的短篇小說集《發燒》(Fever)。昨晚，我讀完了歐內斯特·海明威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我們的時代》，這本書我從孩提時代就讀了很多遍。今天，我將開始讀威廉·福克納的《野棕櫚》。
我再次被海明威的書所吸引，是因為我需要讓自己沉浸在故事的憂鬱之美中。這是一本關於孤獨、錯位、瞭解這個世界並學會承受它所帶來的痛苦的書。《印第安人營地》《某種東西的終結》《鬥士》《雨中的貓》，尤其是《大雙心河》，都是有史以來最優秀的短篇小說，都是輕描淡寫的傑作。它們的表面是靜止的，但下面發生了很多事情。這就是我在自己的作品中所追求的，所以對我來說，海明威，尤其是他最好的短篇小說，是我的標杆。
《我們所失去的，我們所拋下的》書影
問：隔離改變了你的日常嗎?
奧卡拉漢：在很多方面，我很適應孤獨。我一直過著簡單的生活，我寫作已經有二十多年了，大部分時間我都是一個人住，每天都花上幾個小時寫書，所以獨處早已成了我的自然狀態。當然，選擇孤立和被迫孤立是有區別的。我想念能在酒吧裡和朋友見面的日子，我也非常想念能去旅行的日子。
問：除了圖書推廣，你2020年原本的計劃是什麼?
奧卡拉漢：我曾經對2020年很興奮。我的新短篇小說集《船伕和其他故事》,一月份在英國和愛爾蘭出版了，也收到很好的評價，四月底將在美國出版。我去年出版了平裝本的小說《我的科尼島的孩子》，我曾對這個系列抱有很大希望，尤其是在美國，但現在幾乎肯定會受到封鎖的影響，因為很多書店都關門了。
我的旅行也被限制了。我原計劃3月在加拿大、6月在意大利、8月在蘇格蘭的愛丁堡圖書節(Edinburgh Book Festival)上做讀書會，並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參加愛爾蘭的幾個圖書節。但一切都被取消了。
因此，2020年將是失落的一年。我只能希望我的書不會失落。與此同時，我所能做的就是繼續寫作。我正在處理一部新小說的最後編輯工作，這部小說將於明年由喬納森·凱普(Jonathan Cape)出版，出版商對此非常興奮。我還有兩本小說還有一些新的短篇小說正在緩慢的進展中。
問：流行病過去後你有什麼新計劃?
奧卡拉漢：一旦我們又自由了，我打算去旅行。我一定會去意大利，因為我正在寫一部部分背景設在那裡的小說。但除此之外，我將更加努力地去欣賞生活中那些微小而簡單的快樂，那些因為停擺而被禁止的事情。
問：據你瞭解，你在其他城市或國家的朋友的情況如何?
奧卡拉漢：目前的限制似乎是全球性的。我在好幾個國家都有好朋友，幸運的是沒有人染病。我現在暫時搬回了父母家，幫助他們度過這段困難時期。我的母親正在接受癌症治療，我的父親患有肺氣腫，所以他們都屬於易感人群。至少我能出去買吃的，還能幫忙做飯和做其他的家務。我的日常寫作因此受到了點兒影響，但一切還有時間。
比利·奧卡拉漢（Billy O‘Callaghan），1974年生於科克城，愛爾蘭最優秀的短篇故事作者之一，著有三部短篇故事集：《流放》（2008）、《在深深處》（2009）、《我們所失去的，我們所遺留的》（2013）。《我們所失去的，我們所遺留的》獲得2013年愛爾蘭年度圖書大獎。所獲獎項包括：喬治·A·伯明翰短篇故事獎、尚·歐法蘭短篇故事獎、福克納文學獎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