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百家爭鳴，但到了董仲舒手裡，儒家思想一家獨大，往後的封建社會無論更迭多少次政權，都沒有哪一家的思想能跟儒家相抗衡，因此國人的性格和心理不同程度地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於是在為人處世方面，“以和為貴”“以德報怨”的做法普遍顯現在國人身上，這本身是沒錯的，但缺了一點邏輯，即“以德報怨”的話，何以報德呢？
其實老子和孔子早就思考並回答過這個問題了。
“報怨以德”出現在《老子》第六十三章，完整的句子是“大小多少，報怨以德”，但後面因為學者研究認為，“報怨以德”放在第六十三章的位置，語意不通，似有訛漏，於是無論是馬敘倫先生還是嚴靈峰先生都認為“報怨以德”應放到後面的第七十九章裡面去。此處我們按照嚴靈峰先生的說法，把“報怨以德”放到七十九章裡的“和大怨，必有餘怨”之後去，完整的句子變成“和大怨，必有餘怨；報怨以德，安可以為善？”此處老子的態度便可清楚知曉了。調解深重的怨恨，肯定還會留有多餘的怨恨，不可能完完全全調解清楚，用德來報答怨恨，在老子看來，這不是妥善之作法。
“以德報怨”出現在《論語·憲問》中，“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孔子的話就更加明白了，態度鮮明，以德報怨是行不通的，如果都以德報怨，那就沒什麼可以報德了，誰還會主動去培養德行，這樣的話就沒有了榜樣效益，起不到教育的作用。所以只能拿公平正直回應怨恨，用恩惠來酬答恩惠。
綜上來看，不管是道家的老子還是儒家的孔子，主張不同，但都共同不提倡以德報怨，只不過道家提倡的虛靜無為，從人生境界來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老子認為要解決報怨問題，最根本的是不要結怨，但我們是生活在人類社會中的人，不可能做到老子說的那樣，所以只能學習儒家的“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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