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書由納代爾原著，吳其堯導讀，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作為研究埃茲拉·龐德的入門讀本，該書是對龐德生平、創作以及對他作品接受情況的系統研究。 資料圖片
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1885—1972）與中國的關係，已經成為中美文學交往的一段佳話。作為翻譯家，他翻譯過許多中國經典的古詩和典籍；而作為詩人和批評家，他又不斷地從中國傳統詩學中汲取學養。因此可以說，龐德是20世紀中國古代文化在西方影響的典型代表。具體而言，從1913年開始，有關中國的文化元素就不時地出現在他的詩歌和論文當中，這種影響一直持續到20世紀60年代。在此期間，龐德對中國古籍採取了“摹仿”“創譯”“中西糅合”和“自由發揮”等多種譯介方式。
龐德不止翻譯中國古籍
1915年4月6日，倫敦埃爾金·馬修斯出版社發行了龐德翻譯的首部中國古典詩歌文集《華夏集》（Cathy），印數為1000冊。該詩集並非譯自漢語源本，而是他根據旅日東方學學者費諾羅薩（Earnest Fenollose）遺留的有關中國古詩的筆記轉譯而來。1920年4月25日，紐約的博奈與利夫萊特出版社出版《挑唆》（Instigations）一書，印數不詳。該書屬於龐德的文集，書後附有費諾羅薩撰寫的論文《作為詩歌媒介的中國文字》（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s as a Medium of Poetry）。龐德為此文作注。1937年6月，米蘭出版了龐德翻譯的《孔子論語文摘》（Confucius Digest of the Analects），印數為245冊。1947年3月18日，新方向出版公司出版了龐德所譯的《孔子：大學、中庸與論語》（Confucius: The Great Digest, The Unwobbling Pivot, The Analects），印數929冊。1949年5月，該書在印度被印度出版社重版印行1100冊。1951年秋季，紐約廣場系列出版社再次出版了《孔子論語》（Confucius Analects），這次重版較之前譯有所改動。1956年2月15日，倫敦彼得·.歐文公司再版該書，印量是1500冊。1954年9月10日，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龐德翻譯的《孔子定義的經典選》（The Classic Anthology Defined by Confucius），這本書的內容實際上就是龐德翻譯的《詩經》。此書由當時在哈佛大學任教的華人學者方誌彤（Achilles Fang）作序。1959年9月，新方向出版公司重新出版了這本書，但把書名變更為《儒家詩經：孔子定義的經典選》（The Confucian Odes: The Classic Anthology Defined by Confucius），該次印數為10000冊。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除了直接譯介中國古籍之外，龐德還頻繁地利用漢籍經典進行“跨文化寫作”。所謂“跨文化寫作”，指的是作家在創作文學作品時，會自覺或不自覺地聯想到漢籍中的內容並將其化用到新的語境之中，與新作品的主題、意境和風格水乳交融，成為新作品的一部分。將這樣的作品進行回譯，往往能夠看到中國古籍的影子。這種“跨文化寫作”方法的運用在龐德的長篇鉅著《詩章》（Cantos）當中多不勝舉。
龐德在創作模式中借鑑中國古典文學
20世紀初的龐德是以“前衛詩人”的姿態出現在英美詩壇的。他先後以新古典主義的意象、激進未來派藝術的旋渦、小說的散文化、音樂的復調和東方的異質文化等概念標新立異，頻頻挑戰保守的批評權威，激盪英美詩壇。
在這其中，來自中國的文學模式對於龐德的影響最為深刻。例如，他曾通過創譯中國古詩，試圖借用中國的文化因子，吸納中國古典文學的合理內核，作為外部的“刺激物”，用來革新西方詩學。具體來說，龐德在研讀費諾羅薩的筆記時，偶然發現了中國古詩中的詩學傳統並從中挖掘出一種新異的詩歌品質：“這些詩歌（中國古詩）意象凸出，硬朗、明亮……它們不說教，不加陳述，能夠突然給人以洞見。”以上詩歌品質契合了龐德倡導的現代主義詩歌創作理念。於是，他便精心挑選出19首漢詩創譯成英文，並於1915年以《華夏集》為名結集出版。《華夏集》的選輯多為戰爭、送別、友情、懷古和風景詩等，其語言簡潔，節奏明快，完全迥異於維多利亞時期傳統英詩的陳腐和呆板。至此，龐德通過借鑑中國的詩學模式成功地轉變了英美詩歌的感傷基調和浮誇風格，從而達到了創新西方詩學的目的。
龐德在作品思想中借鑑中國傳統智慧
龐德對中國古籍思想智慧的借鑑主要表現在他對儒家思想的利用和改造上。
具體來講，龐德生活在一個“沉痾痼疾”的時代。他一生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面對戰後眾多的政治經濟危機，他的社會責任感和救世熱情被激發起來。一方面，他積極著書立說，對當時的實際情況進行披露；另一方面，他主動寫信給歐美國家政要，並通過報紙和電臺等多種媒體來宣傳自己的政見。但是，龐德的努力並未獲得太大反響，由此導致了他對西方社會和政府的不滿和失望。此後，他便下定決心要尋找一劑可以治療瀰漫於他四周病痛的解藥，一個能夠建立與腐朽的西方文明相對的理想社會模式。在這個目標的指引下，龐德開始有意接觸孔子的學說，並著手譯介儒家經典。在研習《大學》《中庸》和《論語》的過程中，龐德找到了他所期待的“理想社會模式”。在他看來，“儒家所講的道理正是打開未來世界和平之門的鑰匙，它可以為西方的社會秩序提供可以效仿和發展的藍圖”。據此，在翻譯這些典籍時，龐德的重心並不在於重現原文的字面含義，而是要通過翻譯來詮釋他自己對於儒家思想的理解，並以此作為改造西方社會的理據。龐德曾經說過：“我沒想到自己竟會進入儒家思想的核心……鼎盛時期的中國王朝為我們提供了唯一方式，可能會使我們在現狀中找到出路。”他的意思顯然是要通過藉助儒家的思想智慧，並利用它的倫理道德和價值觀念為處於混亂無序狀態中的現代社會提供一種救贖的途徑。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龐德漢籍翻譯的成就主要取決於中國古籍的藝術價值以及西方社會的文化需求兩種因素的共同作用。然而，目前的漢籍外譯大多是建立在依靠中國學者獨立完成的基本思路之上，這樣的思路往往囿於自我文化立場而忽視了對他者文化的關切，其結果就是他們的譯本很難引起西方讀者的普遍關注。因此，我們不妨以龐德的翻譯為鑑，在尊重中國文學價值的基礎上，參照西方文化視野，通過翻譯，使中國古籍具備世界意義，從而使其不僅可以“走出”國門，而且能夠真正“走進”西方世界。
（本文系重慶市教育科學規劃課題“近代高校翻譯人才培養模式研究”（2017-GX-312）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濱海學院公共外語教研室）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高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