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範佳來
論名氣，在中國現當代女作家中也許沒有一個人能與張愛玲比肩。作為民國時期一位風華絕代的才女，張愛玲從上世紀1980年代開始，數十年風靡整個華語世界，令萬千讀者著迷，至今不衰。
許子東 視覺中國資料圖
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華東師範大學紫江講座教授許子東曾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許子東細讀張愛玲》一書，選擇了張愛玲的《第一爐香》《金鎖記》《傾城之戀》《封鎖》《紅玫瑰與白玫瑰》《茉莉香片》《留情》《小團圓》和散文作品進行細讀，中間還穿插講述了張愛玲同父母親的關係，張愛玲在中國香港和美國的經歷。
《許子東細讀張愛玲》
從香港回到上海的隔離期裡，他不能出門，有時就會打開電視，追追電視劇。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最近熱播的《三十而已》：“這世上，沒有一樣感情不是千瘡百孔的。”這句出自《留情》的經典語錄，成為他心中對電視劇的一個總結。
“要把《三十而已》換一個名字，就是《留情》。”許子東說，在他眼中，電視劇裡描寫世俗生活的微妙與瑣碎，正是對張愛玲文學傳統的某種繼承。他讀張愛玲已是成年後，“有些作家，讀一遍覺得好，兩遍就覺得乏味，三遍就不想讀下去了。而張愛玲在不同的年齡段讀，都會有新的體悟，愛上張愛玲的文字，我覺得自己很幸運。”
在張愛玲誕辰100年之際，澎湃新聞記者專訪許子東，聊了聊她眼中張愛玲的文學價值、家庭生活、擇偶觀念、影視改編，以及張愛玲的文學對當代的意義與啟迪。
1920年9月30日作家張愛玲出生 視覺中國資料圖
【對話】
張愛玲筆下的“小市民”強調生活的日常
澎湃新聞：你喜歡張愛玲是從一句話開始的。“眠思夢想地計劃著一件衣裳，臨到買的時候還得再三考慮著，那考慮的過程，於痛苦中也有著喜悅。錢太多了，就用不著考慮了；完全沒有錢，也用不著考慮了。我這種拘拘束束的苦樂是屬於小資產階級的。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樣我就侷促地想到自己，彷彿胸前佩著這樣的紅綢字條。”這句話打動你的地方在哪裡？
許子東：這句話表達的是一種常識，人人都可能會經歷的感受。我從小在書裡讀到的東西，一般不是太壞，就是太好，總之是我不曾經歷過的，終於讀到一個作家寫出了我的普通感受。有一次我在洛杉磯想買一臺音響，但是要700多美金，太貴了，我回來晝思夜想。後來音響打折，半價350美金，我就開了幾十公里車趕過去，車子到了店門口，我還在猶豫，想這個音響是不是我喜歡的。
有時候，一個人被作家的話打動，未必是什麼特別的文筆優美的句子，可能只是很普通的幾句話，我比較庸俗，被買東西的句子打動。張愛玲看似瑣碎的筆下，實際表達的是一種價值觀——有錢人沒有這種煩惱，窮人也沒有這種煩惱，只有稍稍有點錢，但是錢又不夠的人，才會揪心、折騰。實際上，這個揪心、折騰的就是小市民，也是中產階層。他們既不是革命的先鋒，也不是反革命的基礎。“小市民”實際是一種反諷，作者在嘲笑自己並不光榮。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上，張愛玲是第一個說自己是“小市民”的人，有些作家說自己是鄉下人，有些說是城裡人，說自己是流氓的也有，但就是沒人說自己是小市民。
瓊瑤不說自己是小市民，亦舒不說自己是小市民，張恨水也不說自己是小市民，只有張愛玲這麼說。在大家都注重宏大敘事的時候，她強調日常生活；在革命的年代，她卻強調和諧社會，這是很有遠見的，也是她作品經久不衰，愈來愈走紅的原因。
“小市民”這個詞，在我們現有的語境裡絕對是貶義詞，或者把它和“文青”“小資”畫上等號。我想強調的是，對於張愛玲的研究，表面上披著花花綠綠的通俗概念，實際內核卻是嚴肅的社會、歷史政治概念在起作用。
澎湃新聞：“小市民”在大多數作家筆下都未曾出現過，為何獨獨打動了張愛玲？
許子東：那你就要看她的兩部重要作品，其中一部是《童言無忌》。文中的主旨是，你們都是超人，關注的都是國家和時代，但我關心和諧的生活，和諧是人生的婦人性。這個概念後來引起美國學者的驚歎，原來早在1940年就有人提出了這種概念。她的另一篇作品名為《中國的日夜》，看似宏偉的標題，寫的卻是中國的菜市場和在那裡買菜的老百姓。在張愛玲眼裡，這就是“中國的日夜”，文學有廟堂之高，也不能忘了老百姓。
在張愛玲的《必也正乎名》裡，有一段關於名字的描述：
我之所以戀戀於我的名字，還是為了取名字的時候那一點回憶。十歲的時候，為了我母親主張送我進學校，我父親一再地大鬧不依，到底我母親像拐賣人口一般，硬把我送去了。在填寫入學證的時候，她一時躊躇著不知道什麼填名字好。我的小名叫煐，張煐兩個字嗡嗡地不甚響亮。她支著頭想了一會，說：“暫且把英文名字胡亂譯兩個字吧。”她一直打算替我改而沒有改，到現在，我卻不願意改了。
實際上“愛玲”這兩個在她心中顯得“惡俗不堪”的名字，就是在提醒張愛玲，她本質就是一個小老百姓，小市民。
上海常德公寓——張愛玲故居 視覺中國資料圖
中國兩個最孤獨的作家，卻擁有最廣泛的粉絲
澎湃新聞：你說“張愛玲讓人困惑的一點是她的小說被包裝成瓊瑤的外表，可是裡面卻有魯迅的成分。”張愛玲和魯迅最大的相似之處在哪裡？為何這兩個作家在國內收穫了眾多粉絲？
許子東：表面上看，他們的共同點很明顯：第一是作品都很少，但是卻被人越讀越大。
他們都很悲觀、絕望、痛苦，他們都是現代文學裡最孤獨的作家，但他們卻是最popular的，這背後的確耐人尋味，中國兩個最孤獨的作家，卻擁有最廣泛的粉絲，讓人不禁思考個人與時代、與民眾的關係。但不同之處更明顯，魯迅寫鄉土，張愛玲寫城市；魯迅代表典型的憂國憂民的精神，張愛玲寫小市民的生活趣味，最簡單的還是一個比喻，魯迅是山，張愛玲是水。中國的作家幾乎都有抽著煙、皺著眉頭的照片，看起來都像魯迅，但沒有那個作家穿著旗袍，擺出“美麗而蒼涼的手勢”，張愛玲是獨一無二的存在。
關於魯迅和張愛玲，可以概括成“從吶喊到流言”。社會一度喜歡“吶喊”，如今關注的，卻都是“流言”。魯迅是一座山，張愛玲是一條河，我們生活在山區，所以模仿魯迅的多，模仿張愛玲的少。不能誤解現代文學就只有魯迅和張愛玲，之所以將這兩位作家對比，是因為魯迅特別高大，其他作家都模仿魯迅。太陽落下，陽光落在最高的山峰上，其餘丘巒就被擋住了，只能看見張愛玲這條河流靜靜地流淌。
以前我去做講座，題目總是叫“為什麼我們要讀魯迅和張愛玲”，但是讀者對這兩位作家都讀得很多。後來我的標題變成了“為什麼還要讀郭茅巴老曹”，我希望大家意識到，張愛玲只是當代文學的一個補充，不能代表現代文學的成就。
張愛玲寫得最好的，不是男人，是女人
澎湃新聞：在張愛玲的生平中，曾經受到父母和弟弟等家人的深刻影響，表現在她許多作品中，你提到，她的祖父張佩綸對她一生的影響也非常大，直到最後她才開始承認自己的晚清血統。“晚清血統”如何影響了張愛玲的創作？你認為在她的所有家人中，對她影響最大的是哪一位？
許子東：祖父對張愛玲的影響應當是不知不覺的，他的祖父既有知識分子的可愛，又有知識分子的可悲，在整體的精神氣質上，與張愛玲有共通之處。在家人中，對她影響最大的就是母親。她的母親參與塑造了她的一生。張愛玲對父親很寬容，在她的書中，以父親為原型的男人都是“渣男”，抽著鴉片，看著《紅樓夢》，好色她也不管。她對父親是縱容的。
大部分中國作家都有“審父”或“弒父”情結，很少有人“審母”，張愛玲做到了。她所描寫的母愛，是一種操控式的關愛。這種操控表現在，第一要索取感恩，母親一面在做母親，一面跟女兒說，我為你犧牲了太多，我也不知道值不值得。
她說的是實話，在母親黃素瓊看來，張愛玲的到來，打亂了她自由的生活，約束了她與外國男友的自由出行。她總是抱怨自己做出很大的犧牲，要求孩子對她懷有感恩。這種感恩讓女兒非常自卑，從小就覺得自己虧欠母親。所以很多人不理解為什麼《小團圓》裡的核心情節是九莉要還錢給自己的母親，這就是女兒要表達“我不欠你”。為什麼要說“我不欠你”？因為母親總是在說“我欠你”。
張愛玲在《小團圓》裡這樣寫道：
九莉乘機取出那二兩金子來遞了過去，低聲笑道:那時候二嬸為我花了那麼些錢，我一直心裡過意不去，這是我還二嬸的。
我不要。蕊秋堅決地說。蕊秋流著淚說：就算我不過是個待你好過的人，你也不必對我這樣。虎毒不食兒噯！不拿也就這樣了，別的沒有了。九莉在心裡想。
錢沒送出去，九莉覺得母親不拿她的錢是想保留一份感情在這裡。她回到房間，已經黃昏了，忽然覺得光線異常灰暗，連忙開燈。她想：“時間是站在她這邊的。勝之不武。”
四個字就概括了整本書：女兒用青春戰勝了母親，哪個女兒會因為自己比母親長得漂亮而感到自豪？這太可恥了，而這正是張愛玲作為作家的可貴之處，她看似是在審母，實際的核心是在批判自己，批判自己作為無所不在的“九莉”形象。如果我們穿越九莉的視野，客觀閱讀作品，就會發現，她看似那麼記恨母親，實際骨子底裡有懺悔。
我必須要強調的是，對張愛玲影響最大、也成為她筆下最重要形象的，是她的母親，不是父親，不是胡蘭成，也不是任何一個男人。張愛玲寫的最好的，不是男人，是女人。她將女性所面臨的最根本危機：怎麼做女人、怎麼做母親，這兩重責任背後的複雜、糾結和矛盾表現出來，比丁玲、蕭紅、冰心寫的都好。
澎湃新聞：《許子東細讀張愛玲》中提到，無論在北京、香港還是臺北，大多數同學最喜歡的都是《傾城之戀》，你覺得在張的作品中，為什麼年輕人偏愛《傾城之戀》？在你觀察中，學生群體在對張愛玲的作品進行分析討論時，還有怎樣的相似和不同之處？香港、上海和臺北，哪座城市更偏愛張愛玲？
許子東：那還不簡單，因為張愛玲的小說都很悲觀，只有《傾城之戀》至少是男女主角打個平手，給了年輕的同學們一點希望。特別是她從女生角度代入，終於把花花公子改造成了長期飯票，這個很解氣。
上海、香港、臺北，這三座城市我都去過，它們對張愛玲是不同的偏愛。我曾在臺灣大學講課，臺北的學生對張愛玲理解很深，他們提問很刁鑽、很內行，後來我開玩笑說，我跑到臺大講張愛玲幹什麼？我應該到臺大講魯迅。在中國大陸，魯迅的地位就相當於張愛玲在臺北的地位。
臺北是最早發現張愛玲的重要性的城市，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將張愛玲評價為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產生深遠的影響，輻射到包括白先勇在內的大批中國現代文學家，從那一刻起，張愛玲才正式進入文學研究的視野，她最早期、最忠實的讀者和研究者都起源於臺北，當然，今天的研究走向稍顯得瑣碎了，那又是另一回事。
張愛玲在香港則是一個很受歡迎的客人，她作品的版權也在宋以朗這裡。香港是開張愛玲研討會最多的城市。張愛玲曾在香港居住和生活，要是沒有這段經歷，她最早的作品根本不會出現。但是張愛玲在香港始終是個客人，因為香港文學的概念非常強調本土化，他們從不認為張愛玲是香港作家。不像臺北，張愛玲在那裡只待了20多天，他們就把張愛玲視為臺灣文學經典作家。
上海是張愛玲最喜歡的城市，卻是她回不去的地方。張愛玲寫出了上海人的靈魂，是對上海文學貢獻最大的作家，但上海卻一直沒有完全地接納張愛玲。她從小就說，自己要像林語堂一樣出名、穿最好看的衣服、周遊世界，還要在上海買自己的房子，最後也沒買成。
張愛玲的影視改編，講求“忠實原著”
澎湃新聞： 許鞍華導演的電影《第一爐香》不久前殺青了，在你的書中，對《第一爐香》有非常詳細的解讀，對於受到爭議的電影選角色，你有什麼樣的評價，對這部電影有怎樣的期待？你最期待小說的哪個場景被電影還原？
許子東：《第一爐香》是張愛玲早期作品的典型代表，風格也較為大眾化，比較容易被讀者接受。關於選角的事情，網上的討論已經很熱鬧了，電影製作方不在乎觀眾的爭論，因為爭論就意味著有票房。現在文藝片，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票房，像《黃金時代》拍得很好，但是票房並不理想。
我覺得俞飛鴻這個人選和原著的選角是比較般配的。至於男女主角，說實話，要是我來挑選，我就會選周冬雨。葛薇龍的形象應該是比較瘦弱單薄的，遇到不幸的遭遇，觀眾才會心疼。但是據說馬思純為了表演付出了很多心血，我覺得也挺好。
其實，電影製作方在改編之前就問，要不要拍“床戲”。整篇小說中，最難還原的，就是這簡單的幾句話：“ 在樓頭的另一角，薇龍側身躺在床上，黑漆漆的，並沒有點燈。她睡在那裡，一動也不動，可是身子彷彿坐在高速度的汽車上，夏天的風鼓蓬蓬的在臉頰上拍動。可是那不是風，那是喬琪的吻。”張愛玲是一個特殊現象，她有龐大的粉絲群，我自己覺得《色｜戒》拍得夠好了，但還是有“張迷”覺得不好。總而言之，不要太苛求，有人拍就好了。
澎湃新聞：把張愛玲改編成影視作品時，最需要注意的是什麼？什麼樣的人才能讀懂她，改編她？
許子東：張愛玲的作品在學術界爭議很大，觀眾的觀感差異也很大，不像巴金、茅盾等作家的小說，大家都知道是怎麼回事。我覺得改編者首先要珍惜擁有這個詮釋張愛玲作品的機會，現在很多人為了迎合觀眾，將故事改編得天花亂墜，我最近在看張賢亮小說改編成的《靈與肉》，編劇憑空添加了很多劇情。張賢亮或許可以，但是張愛玲和魯迅的作品，忠實原作是必須的。
如果說改編的人選，我覺得許鞍華、關錦鵬、李安、王家衛都可以，但是文藝片就是會遇到票房的問題，我還是有些擔心的。有些功成名就的導演，每天都抱怨觀眾看不懂你的電影，那不妨就不要拍大片了，來拍拍文藝片吧，試試你們的手段。
張愛玲 視覺中國資料圖
“審母意識”是解讀她的鑰匙
澎湃新聞：你在作品中分析了很多現代作品中的男人形象，總結了現代文學中應該愛的男人的特點。首先是才子，第二是要進步，第三是要有錢，第四是顏值不重要。包括在張愛玲的感情關係和姻緣選擇背後，折射出她怎樣的擇偶觀念？
許子東：這些都是五四文學的基本假設，其實是文人自我麻醉，在我看來是談戀愛的人總是要有才、有錢，等等。
張愛玲喜歡別人說她好話，而且她很在乎別人怎麼說她。喜歡她的人如果隨便說她一句不好的，她也馬上就動搖。比如，宋琪在信件中批評了張愛玲的作品，她就相信了，說“燒掉吧”。張愛玲是一個非常自信、又不自信的人。她很驕傲，內心深處又對自己充滿懷疑。
澎湃新聞：你覺得她的擇偶觀念是怎樣的？
許子東：張愛玲的愛情觀我不知道，但《小團圓》女主角九莉的愛情觀我知道。她講了三條：第一個要求不能像她。我的理解是，女作家知道自己很作，她不希望男人也這樣作；第二她不喜歡太漂亮的。她覺得漂亮男生心裡一定很多曲裡拐彎，心理陰暗，當然這是她的偏見。第三就是，愛必須是不功利的。這個是最難的。恰恰是這一條，你能發現是張愛玲小說的一把鑰匙，為什麼她的小說裡的女的都這麼精打細算，就是因為她們講功利。但她自己因為不講功利，所以輸得這麼慘，包括對賴雅和胡蘭成。如果讓一個女生通過讀她的小說來談戀愛，真的是左右為難。
澎湃新聞：才子，進步，顏值不重要......你眼中“五四”文學家構建出來的愛情模式在當今發生了哪些變化？它有依舊適用的地方嗎？
許子東：本質上國人沒那麼容易變，當然表面有點變化。古代為什麼選才子，因為才子可以做官，書中自有黃金屋啊。人怎麼能夠往上走，就靠兩樣，一個就靠爹有錢，是官二代、富二代；不靠官二代富二代，就是靠讀書，靠科舉。誰都知道官二代富二代靠不住，什麼人靠得住呢？就是寒門子弟，靠自己努力，這種傾向到今天還是影響國人的心理。
反過來西方人崇拜的武士，拿著刀，騎著馬，到處殺人，這在中國是蠻夷的後代，很少有人寫故事說，女人會愛上打架最厲害的人。但是在西方是一個傳統，就算做了王子也要依靠戰爭來證明自己的能力，這樣文化上的區別，是長久以來形成的。
澎湃新聞：你還在採訪中提到過，“張愛玲是批判女性的女性主義”，她是一個女性主義的作家，但是她是從批判女性的角度。而且非常尖刻。她不想一般的女性主義者是維護女性的。你覺得是什麼造成她有這種態度？
許子東：很難說。因為“女性主義”這些概念都是後來從西方傳進中國的，張愛玲寫的時候並沒有明確的女性主義概念。現在有些女性評論家根據西方的概念，故意說張愛玲是女性主義作家，但在張愛玲那個年代並沒有這樣的理論。
張愛玲的寫作視角，最根本還是源於她對周圍女人的觀察。她最看不下去的是女人自己做不成女人，還要迫害自己的兒女，像七巧這樣。所以張愛玲在寫作的時候對七巧沒有同情，直到小說末尾才寫道：“她摸索著腕上的翠玉鐲子，徐徐將那鐲子順著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給了她一個悲愴的背影。
基本上，七巧就是自己做不成女人，還要做一個惡毒的母親，這是雙重不可赦，但是又有辯證關係：她為何會變成惡毒的母親？就是因為她沒做成幸福的女人。張愛玲是為了研究女性，而不是為了女性主義而去寫。
澎湃新聞：除了研究和工作之外，張愛玲的文學作品對你有怎樣的影響？她的文學作品是不是影響了你自己對女性、對愛情的態度？
許子東：我讀張愛玲的時候已經成年了。對我個人來說，我覺得能喜歡張愛玲的作品也是一種幸運。現代文學的作家經得起一讀再讀的不多，有的初看不錯，再看覺得比較一般。張愛玲的作品，第一遍讀時候的快樂，第二遍還要更多。多年以後再讀，還是覺得她的文字好。這樣的作家我們要珍惜。她是我們現代文學的一條美麗的河流，應該好好保護。
澎湃新聞：你還提到了王安憶和金宇澄，你覺得王安憶和金宇澄的文學是對張愛玲的繼承嗎？
許子東：他們自己很難回答這個問題，但是在旁人眼裡，顯然是有一定關係的。要問什麼是小市民，我覺得金宇澄寫得最小市民，比如把擺攤、剪頭髮寫得活靈活現，還有滬語和方言文化。
王安憶不能算，因為她是幹部子弟，不是一個上海小市民。儘管她嘴裡不承認和張愛玲的關聯，她說“我比張愛玲視角要高”，問她受什麼人的影響，她開口就是“列夫·托爾斯泰”，但是王安憶的作品其實是對張愛玲的繼承，很多是張愛玲小說裡的人物在1949年以後會怎麼生活，這是非常重要的解讀線索。
很多人讀《長恨歌》，只讀到了四十年代的“上海小姐”和90年代的“老克勒”，實際上《長恨歌》寫得好的是五六十年代這段，寫弄堂裡的毛毛孃舅、打針的護士和大時代下的小市民。他們打打牌、燒燒點心，亂搞一些男女關係，其實他們最能代表上海市民妥協而又堅忍的生活精神。
另外就是《長恨歌》裡的母女關係，除了張愛玲之外，中國當代還有兩個最優秀的作家擁有“審母意識”。一個是寫出《長恨歌》的王安憶，另一個就是鐵凝。鐵凝的《玫瑰門》是從外孫女的角度去審視她的母親。張愛玲的“審母意識”。在九十年代王安憶和鐵凝的作品裡有非常引人注目的發展。
澎湃新聞：作為上海人，如今海派文學裡，你認為上海有哪些值得書寫的東西？
許子東：太多了，一下子想不過來。這兩天我關在隔離的地方，沒事就看《三十而已》，開始覺得不好看。後來看了一兩集也還行。首先他們沒有亂編，當然把現實生活的東西簡化了，我想這些作品都是寫小市民的，和魯迅、巴金、茅盾沒關係。
老實說，這些作品都是老百姓在看，如果說跟哪個現代文學作家有關係，就是張愛玲。當然它把張愛玲作品裡某種濃厚的氣質稀釋、淡化了。如果要替《三十而已》換一個名字，就是張愛玲小說的名字《留情》。每一集的《三十而已》最後片尾曲，都可以打上張愛玲的一句話“活在這個世上，沒有一種感情不是千瘡百孔。”
為什麼我說張愛玲寫透了上海的魂，就是這個道理。像《三十而已》這樣的作品，面向的觀眾，和張愛玲的作品讀者一樣，主要是女性，她們所考慮的問題，也正是張愛玲書寫的主題：怎麼做一個女人，同時怎麼做一個母親。
（實習生張婉之對此文亦有貢獻）
責任編輯：梁佳
校對：張亮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