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春節，考上大學的部分受助學生返鄉，和張彥傑、李友生夫婦（第二排左一、二）一起過年。
課餘時間，李友生與孩子們打籃球玩鬧，開心得像個孩子。劉磊 攝
2020年6月21日，張彥傑（左二）為明揚鎮父母雙殘的孩子黎俊秀及妹妹送去2000元助學金。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訪者提供
“爸、媽，我拿到自考本科畢業證啦！”10月25日，張蓉興沖沖地從成都趕回巴中，第一時間到恩陽區柳林中學報喜。
她口中的“爸媽”並非親生父母，而是她的“乾爸”李友生——柳林中學教師，“乾媽”張彥傑——李友生的妻子、柳林中學“留守兒童之家”輔導員。
然而，“乾媽”並沒有像往常一樣出來迎接，她剛剛結束第九次化療，正在宿舍裡靜養。
“如果沒有他們，我現在可能跟許多山村女孩一樣，早早輟學、打工、嫁人，而不會站上講臺當一名老師。”張蓉說，她最大的心願就是乾媽早日康復，“這麼好的人，應該得到命運的眷顧！”
張蓉的話，也是1568名得到李友生、張彥傑夫婦幫助的孩子的心聲。
與山區孤困孩子的相遇
47歲的李友生和45歲的張彥傑都沒想到，自己的前半生會與這麼多孩子的命運緊密相連。
2004年，兩人都在巴中市農村學校當代課教師，班級裡大多數都是跟著隔代長輩生活的留守兒童。有的家裡沒有長輩照顧，就把孩子託付給班主任。
王麗蓉是夫妻倆收留的第一個留守學生。“孩子送來時，頭上長了許多蝨子，成績也不好。”張彥傑每天給她洗澡、洗頭，李友生給她補習功課。一個學期下來，孩子像變了一個人，不僅個人衛生好了，學習成績上去了，性格也變得開朗愛笑。
王麗蓉的父母一年後歸來，看到孩子這麼大的變化，非常感激。後來，陸續又有一些學生住進他們家裡。
原來租的房子不夠住了，夫妻倆重新租了一個較大的房子，床仍然不夠睡，只得在房間裡打地鋪。兩人平常早出晚歸上課，到了週末就給學生洗衣、做飯、輔導功課，還帶他們去圖書館看書、去溜冰場玩耍……兩人本不多的工資也貼補到了學生身上。
孩子們與李友生夫婦相處久了，有了感情，便紛紛改口喊張彥傑“張媽媽”、李友生“李爸爸”。8歲的女兒卻不幹了：“你們不準叫她媽媽，她是我的媽媽，不准你們搶走我的媽媽！”
“那段時間雖然累，但能得到家長們的信任，讓學生沒有疏於管教而荒廢學業或走上歧途，我們心裡是甜的。”李友生回憶。
2008年汶川地震發生後，災區失去親人的孤兒牽動著李友生夫婦的心。他們加入了一個“5·12愛心助養群”，到綿竹漢旺鎮認養了7個孤兒，給孩子們提供三年的生活費，每逢節日輪流去陪伴他們，寫信、寄去賀卡。
在災區，兩人接觸了許多公益組織，開始重新思考此前幫扶困難學生的方式：“我們兩個人的力量太小了，應該匯聚更多愛心人士的力量！”“巴中本地也有許多孤困兒童，也需要愛心團隊來幫助他們！”
2009年11月，兩人創建了巴中市兔兔愛心助學團隊（2016年5月，團隊在巴中市民政局正式註冊，張彥傑任負責人）。沒有啟動資金，李友生每月的工資就被“剋扣”用於活動開支。
最開始力量有限，他們把幫助對象聚焦在“事實孤兒”——父母一方去世，另一方改嫁或失聯，只能跟著年邁的爺爺奶奶生活，卻不能享受相關政策的孩子。
“這樣的孩子是最困難的！”夫妻倆利用業餘時間走訪孩子家庭，製作求助材料發佈到網上，尋求愛心人士或慈善機構的幫助。為了記錄孩子最真實的狀況，兩人又咬牙花一個月的工資購買了一臺數碼相機。
但愛心助學之路剛起步就飽受質疑。
第一個孩子的材料掛上網長達半年沒有迴音，偶有人問詢，也開口就問：資助一個學生每年2000元，你們會從中提多少錢？
“無論我們怎麼解釋，一分錢不收，人家還是不相信，他們認為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委屈的張彥傑和愛人商量，外面的人不瞭解他們，不會輕易相信，得改變策略，發動身邊的人參與。
於是，兩人挨個向朋友、同事遊說、解釋，帶他們到貧困孩子家去看。
“一些人去了孩子家，就被觸動了。”有人提出資助一個孩子到他高中畢業。再後來，一傳十、十傳百，越來越多的愛心人士和志願者加入了進來。
第一年，夫妻倆成功為38個貧困學生“配對”了愛心資助者。愛心助學團隊的工作從此進入良性循環，每年幫扶的學生以上百名遞增。
善良的驅使與回報
“你們圖什麼？”這是李友生夫婦助學路上被問得最多的一句話。當兩人回答，他們做公益，分文不取，大多數人都表示不信。
只有身邊瞭解兩人經歷的人知道，他們做這件事都在情理之中。
1991年高考，李友生以2分之差落榜。家庭的貧寒，讓他不得不跟隨務工大軍外出謀生。他接觸到了許多農村打工者，沒讀幾天書，只能幹又髒又累的體力活，拿到手的工錢也很少。
當聊到子女教育時，這些務工者都不約而同地希望孩子能多讀書、改變命運，但經濟的困難又讓他們一臉無奈。
李友生聽了深受觸動：這一代人已經深受沒有文化之苦，他們的孩子不能再重走父輩的老路。一個念頭在他心底愈加堅定：“我要回去當老師，幫助更多孩子走出大山！”
次年8月，李友生回到家鄉代課。他兌現著心中的承諾，毫不保留地把所學知識教給孩子們。因為教學成績優異，每學期他都能得到教育部門的表彰和獎勵。
但工作中的榮耀掩蓋不了生活中的窘迫。當時每月不到50元的工資常常令他捉襟見肘，有一次，為了2元錢的電費，他找左鄰右舍借了半天才湊齊。
儘管日子過得緊巴巴，但遇到學生有困難，李友生總是傾囊相助，“看到學生能整整齊齊坐在教室讀書，我內心就很滿足！”
與此同時，距離巴中市1000公里之遙的涼山州德昌縣，張彥傑有著與李友生相似的境遇。
出身貧窮、排行老么的她在親戚朋友的資助下唸完了高中。高考失利後，她回鄉當了一名代課教師。學校在大山深處，只有8個彝族孩子。
到學校上課，張彥傑要走一天一夜的路。大山裡陰森森的，經常有野獸出沒。每次，她都與幾個小夥子結伴，背上一週的口糧，打著火把，翻山越嶺地趕路。
自己的艱辛不算什麼，最讓張彥傑心酸的，是大涼山孩子讀書的不易：“他們窮得沒有鞋穿，冬天也光著腳跑來跑去；山上不產大米，孩子們帶到學校的食物都是土豆、玉米或紅薯，扔到火塘裡燒熟了就是一頓飯……”
後來，因為學校撤併等環境變化，張彥傑變換了多個工作，但她最懷念的還是這兩年與孩子們在一起的日子。
和李友生一樣，儘管人生幾多周折，張彥傑從未放棄“當一名正式教師”的夢想。她自學漢語言文學，還到師範院校進修。
就是這次進修，讓兩顆同樣火熱的心緊緊貼在了一起。
2003年5月，正在綿陽師範學院進修的李友生走進食堂，眼前的一幕讓他心頭一動：打飯窗口前，一名穿著樸素的學生正在抹眼淚，旁邊一位教師模樣的女子趕緊上前詢問，原來這名學生家境貧窮，父母還未給她寄來當月的生活費。女子一邊安慰她，一邊翻出50元錢塞到她手中……
“這位女子真善良！”李友生心裡嘆道。他主動上前去搭話。
她就是張彥傑。
相同的經歷和共同的語言，讓兩人的心越走越近，很快便結為夫妻。“李老師個子不高、相貌平平，我看中的正是他的人品。”張彥傑說。
成功總是青睞善良又上進的人。
2006年，李友生參加巴中市教師公招考試，以第36名的成績從900多人中脫穎而出。放榜那天，他第一個打電話告訴妻子：“張老師，我考上了！我考上了！”興奮的他本來要去二樓教室上課，卻一下子衝到了樓頂。電話那頭，張彥傑淚如雨下。
當正式教師一直是兩人多年的夢想，教育是他們最熱愛的事業。參加工作15年後，夢想終於照進了現實！
考上教師編制大大緩解了家庭的經濟困境，也讓兩人更有“底氣”去幫助更多的貧困家庭學生。
抱薪者的堅持與目標
就在李友生一家人工作、生活步入正軌，愛心助學團隊也開展得有聲有色之際，病魔卻悄悄向他們襲來。
2010年5月，張彥傑突然感到身體不適，但丈夫帶的班級就要畢業了，她擔心檢查結果讓愛人亂了方寸，影響孩子們的中考，便拖到7月才去醫院。
一檢查：乳腺癌，晚期。醫生診斷，只有3—5年的存活時間。
拿到報告，李友生猶如被人當頭一棒，腦袋“嗡”一下炸開了。他在醫院走廊裡愣愣地站了一個多小時。
回過神後，李友生走進愛人病房，本想編個理由安慰她，沒想到張彥傑早已得知病情，反倒安慰他要堅強。李友生再也忍不住，抱著妻子痛哭起來。
平靜下來，他對妻子說：“兔兔（張彥傑小名），從今天起，就當生命已經終結了，我們一起抗病，多活一天就賺一天，多活一年就賺一年！”
但張彥傑最初並沒有信心，因為家裡只有六七千元的積蓄，這本是留作兩個孩子新學期的學費和生活費。
回到家，張彥傑不甘心，她把診斷報告發給了網絡愛心群的一位醫生“藍太陽”。對方鼓勵她“只要有信心，完全能戰勝病魔”，並隨後在群裡發起捐款倡議，當天就募集到6000多元；李友生所在的學校也為她募捐。
為眾人抱薪者，必能得到眾人的相助。社會各界的愛心讓張彥傑看到了希望，她勇敢地走進了手術室。
住院期間，她開始考慮：還要不要繼續把愛心助學團隊做下去？自己的身體，吃得消嗎？自己的家庭，還能承擔這一切嗎？
經過一週的思想鬥爭，她下定了決心：不僅要做下去，還要做好！“這麼多愛心人士給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更應該把這份愛傳遞下去，去幫助更多的孩子！”
出院後，張彥傑辭去了工作，專心當起了團隊的專職管理人員。她知道，愛心團隊要長久發展，管理上必須更加細緻、規範。她給團隊建章立制，給資助對象分類、制定助學標準、草擬資助人知情書、受助學生家長知情書等。
那段時間，她正在接受化療，回到家就加班加點地打理助學團隊的事情。“我的時間不多了，得抓緊做好睏難學生的資料，讓更多的孩子得到救助。”張彥傑在心裡定下一個小目標：用10年時間，幫助1000個困難學生。
張蓉便在那時進入了她的視野。
李友生擔任張蓉的班主任，發現她上課從不發言，下課也不和同學說話，回家跟愛人說起，敏感的張彥傑意識到孩子家庭可能有困難。叫來一問，果然是“事實孤兒”。
夫妻倆決定立即對她進行家訪。
那天，張彥傑剛結束化療，身體狀態不好。李友生攙扶著妻子走幾步歇一腳，健康人一個多小時的路程，兩人花了四個多小時才走到。
看到張蓉家徒四壁，年邁的奶奶臥病在床，還有一個讀三年級的弟弟，張彥傑心疼得直掉眼淚。她很快幫姐弟倆聯繫上了愛心資助人士。
得到幫助的張蓉變得陽光起來，學習也很努力。初中畢業後，李友生鼓勵她繼續讀書，並最終考上了免費師範生。2018年，張蓉回到家鄉，在距母校20公里外的一所小學任教。
“在我心中，早就把李老師和師孃當作爸爸、媽媽了。他們改變了我的命運！”張蓉動情地說。
被改變命運的又何止張蓉一人！
截至今年10月，張彥傑的愛心助學團隊已資助巴中市、阿壩州、涼山州等地學生1568名，發放愛心款3500多萬元。“資助1000名學生”的小目標早已提前完成。
更難能可貴的是，夫妻倆不僅幫學生解決經濟困難，更花了大量時間關愛每個孩子身心狀況。
有一天晚上11點，張彥傑突然接到一個孩子的電話：“張媽媽，我不想活了……”
她和李友生立馬翻身下床，騎著電瓶車就往孩子所在學校趕。趕到後，發現大門鎖了，孩子出不來，他們也進不去。夫妻倆就隔著鐵門與孩子聊天，談人生、談理想、談家裡的事，把她不愉快的事都聊了個遍。
等孩子心理疏通、情緒穩定下來，天也快亮了，兩人的手腳也凍得冰涼。
不會放棄任何一個孩子
2020年8月，張彥傑癌細胞轉移再次入院。和10年前相比，她表現得更加堅強和坦然。
令夫妻倆欣慰的是，患病期間，不少曾經受助的學生都聞訊趕來看望。
張彥傑第一次動手術時，一個孩子得知消息，獨自走了幾十裡山路，拎著一大袋剛從地裡刨出來的土豆趕到醫院，“鞋底都磨破了，露出髒兮兮的腳趾”，那個場景，張彥傑記憶猶新。
今年在成都治療期間，他們助養的一個地震孤兒——已經參加工作的曉琴（化名），請了三天假，專程從天津飛過來，端水餵飯，陪護了一天一夜。
看到孩子們懂感恩、有出息，夫妻倆十分高興：“我們這些年的付出是值得的！”
據不完全統計，愛心團隊資助的學生中，已有698名學生成功進入大學，其中馬天平被北京大學錄取，楊忠林在南京大學讀研，趙亞娟被外交學院錄取並保研，苟耘溪被浙江大學錄取……
當被問及助學路上，還有什麼遺憾時，夫妻倆都不由得陷入沉默。半晌，張彥傑哽咽地說：“最大的遺憾是愧對自家兩個孩子，陪他們的時間太少了……”
兩人的愛心助學義舉得到了各級政府和組織的表彰。張彥傑先後被授予“中國好人”“全國三八紅旗手”“四川省優秀共產黨員”“最具愛心慈善楷模”等榮譽稱號；李友生先後被表彰為“四川好人”“四川省優秀志願者”“四川最美教師”。2016年，李友生、張彥傑家庭被中央文明委授予“第一屆全國文明家庭”的榮譽，並進京受到習近平總書記的親切接見。
當地關工委領導得知他們的事蹟和實際困難後，曾提出幫助張彥傑落實一個教師崗位，但令人意外的是，她委婉地拒絕了。“說實話，我很想要這個工作，但我要了，別人就會說我動機不純，我們團隊就會受影響。”張彥傑說，助學團隊凝聚了太多愛心人士的心血，她不能辜負了大家的期望。
如今，李友生一家仍住在柳林中學教師週轉房裡，不大的房間塞滿了一家四口的物品和多年來積攢下來的助學資料。在略顯侷促但收拾得乾淨整潔的客廳，記者向張彥傑問起了那個許多人都不解的問題：
“你都身患癌症了，自身家庭又這麼困難，為什麼還要堅持去幫助那些非親非故的孩子，並且能堅持這麼多年？”
沒有任何遲疑，張彥傑平靜地回答：“外人很難理解我的心情。我走進貧困孩子的家門，彷彿看到了從前的自己。我知道哪怕一丁點兒的幫助，對他們來說都尤為珍貴。最重要的是，與孩子們相處久了就有感情，他們都叫我‘張媽媽’，我也把他們當自己的孩子，誰會放棄自己的孩子呢？”
“我們會繼續把助學活動做下去！”一旁的李友生眼神堅定。身高只有一米五二、體重不到50公斤的他，看上去比張彥傑還要瘦小。但在兩人面前，誰又敢說一個人的身體高度與人格高度成正比呢？他們看似孱弱的身軀，卻溫暖庇護了多少幼小的心靈！
離開柳林中學時，校園牆壁上的紅葉正開得絢爛。回頭一望，李友生攙扶著張彥傑緩緩穿過操場向宿舍走去，一路上學生們紛紛問好，牆上一行被風雨浸刷褪色的大字，在兩人矮小的身影下，映襯得格外奪目：
永不言敗，絕不放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