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薩拉熱窩出發，一路向西南到莫斯塔爾，這裡就是波黑中的“黑”——黑塞哥維納，莫斯塔爾正是黑塞哥維納的首府。
車子在環山路上龜速行使，80公里路程走走停停了近三個小時。
沿途經過許多規模極小的村鎮，在中國人眼裡，這些既不種地也不耕田，僅僅養著幾隻雞的村莊，存在的理由很無解。
幾乎一路都在脫衣服，莫斯塔爾的路人已經穿上了短袖，不到30℃的氣溫，卻因為豔陽高照而烈日灼心，我大汗淋漓的在街頭晃盪，觀看著牆上的政治塗鴉，發現很多告示欄上貼著統一格式並帶著照片的圖片，開始以為是警方發佈的尋找失蹤人口的公告，後來覺得這個人口十萬出頭的小地方，失蹤人口未免也太多了吧？
仔細一看，原來是訃告，用統一的格式和內容書寫，附上照片，告訴這裡的人們，有一位你們認識或者不認識的人去世了，Ta是誰都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讓你們知道。
這就是小地方的好處，這樣一貼，總有認識的人會知道某個人的死訊。
一路向著老城走去，河水清澈純淨，呈現如海水一般的蔚藍，高高橫跨過內雷特瓦河的“古橋”，無論距離遠近都是一副絕美的景色。
夕陽西下時，整個老城泛著暗橘色的柔和光芒，宣禮塔上傳來的低吟聲悠長迂迴，作為歐洲天主教徒的朝聖地，遊客依然在店鋪食肆之間川流不息。
那些河流上的橋，就是莫斯塔爾的界限，一邊是克族的社區，一邊是穆族的社區，自戰後到如今，他們總說重生，總在說過去的已經過去，然而卻自然而然的分成了兩半。
莫斯塔爾同樣存在於群山之中，在內戰伊始受到前南聯盟軍隊和塞族武裝的雙重轟炸，克穆聯軍則攜手保衛著莫斯塔爾，直到他們之間爆發了矛盾進而開始更為慘烈的戰鬥。
克羅地亞人的炮彈，最後摧毀了建於16世紀的莫斯塔爾古橋，這座由奧斯曼帝國設計師設計的古橋曾是這座城市的一部分和某種象徵——它連結起了不同宗教的人們。
儘管後來古橋以原樣復建，然而生活在這裡的不同族群卻選擇分開居住，這就是離心。
巴爾幹就是如此，時而互相融合，時而涇渭分明，而將他們分開的其實是政治——在政治動盪時，長久共同生活的人們彼此轉身，再次擁抱了古老的教義。
我路過一戶普通的民宅，一位頭髮花白的大叔正帶著自己帥氣的兒子在修剪自己家的草坪，他招呼我們進入他家的宅院，在院子後面的一處空地上，視野豁然開朗，他們家的院子就是觀察古橋的最佳視角。
我送給大叔一副隨身攜帶的中國禮物——一套禮品筷子，大叔說，這幾個月時間裡，中國來的遊客暴增（因為免籤的緣故），人數比其他外國人加起來都要多，他在老城區的家中就能看到中國人來來往往，但是卻一直沒有說上話。
我想原因出自語言，或者性格害羞。
波黑對於中國人而言，是一個聽上去熟悉，但是實際上陌生的地方。特別是在南斯拉夫之後，波黑戰爭的誰是誰非就像是一個繞口令，很少人能搞得明白，就更別說現在的波黑，戰後二十多年，既淡出了新聞聯播，也淡出了中國人的視聽。
現在遊走在這個國家的中國人，多半是資金充足的中產人士。不過，波黑對於中國人來說並非是購物的好地方。
吸引他們前來的，是瓦爾特和南斯拉夫。
彼時，普拉亞克是位知識分子，也是一位頗有個性的藝術家，他曾任莫斯塔爾劇院的負責人。
雖然沒有受過正規的軍事訓練，年近五十的普拉亞克仍義無反顧的加入軍隊，並率領一支不被看好的“雜牌軍”在莫斯塔爾地區取得了不錯的戰績。在穆克之間的廝殺發生之後，因為允許聯合國人員進入莫斯塔爾實施人道救援而收穫國際讚譽。
戰後，普拉亞克在克羅地亞經商，成為一位成功的商人，而他出版人的身份則更像是為了已經過去的那場戰爭——他出版了許多關於政治宣傳物，希望世人能夠多瞭解那場戰爭的一切。
普拉亞克被國際法庭以戰犯的名義通緝，他選擇自首，將之作為辯白或者說時駁斥的途徑。
可是，最終的結果是令其大失所望或是絕望的。
與塞爾維亞對待塞族戰犯的態度大相徑庭，屬於西方的克羅地亞一直非常配合此類調查，哪怕普拉亞克並未選擇主動自首，可能克羅地亞也未必會給予他足夠的保護。
我記得普京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我與我的特工同行們總以為自己無所不知，後來才發現，與那些政客相比，我們不過都是些稚嫩的小孩子。”
在被前南戰犯法庭追責的150人之中，塞族近百人，克族近三十人，穆族則是個位數，這與西方世界對於這場戰爭的定義一致：塞族負主要責任，克族次之，而將穆族定位為受害者。
畢竟西方認定的理想的波黑，是一個以穆族為多數人口的國家，將之定義為受害者則能安撫情緒，維持這個國家的穩定。況且事實上，穆族的死難人數的確也是最多的。所以他們的犯罪多半被定義為無組織無預謀、偶然性失控、個別人的行為，並且其中有許多事情的確是被選擇性的無視了。
然而，無論針對克族人的指控是否證據充分確鑿，他們必須陪綁，否則無法顯示出其應當承擔的次要責任。
這當然準確無誤的顯示出了西方介入這場戰爭的合理性與合法性。
曠日持久的追捕和審判持續十餘年，已經在海牙監獄之中度過13年時間的普拉亞克在2017年迎來了自己的最終判決，也是前南戰爭法庭解散前的最後一次判決，結局仍是維持原判。
於是，普拉亞克當著全世界的面，給了海牙法庭終極鄙視——掏出毒藥當庭自盡。頓時，世界輿論一片譁然，二十多年前的紛紛擾擾再次回到了視野之中。
在普拉亞克不治身亡之後，我看到新聞報道，克羅地亞人對他進行了公開的紀念，稱其為“受難者”。不過，這看上去並不像是對“何謂公正？”的抗議，更接近於對其他兩個民族的不滿，和對自我苦難的緬懷。
我並非是被普拉亞克的最後行為所打動，或者說，如果換了別的人我可能並不會下這樣的定義：我不認為普拉亞克是一個十惡不赦、死有餘辜的屠夫。
不可否認的是，曾經朝夕相處多年的三個種族，具有很長時間的愛恨糾葛，他們之間的誰是誰非，並不能只判定當下，這也根本不是去解決現在的、眼前的麻煩就可以了結的事。
又埋下了一顆叫做“受害者情緒”的種子，或許有一天會再度爆發，特別是在塞爾維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