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我來到來到了雲南生產建設兵團，成名一名光榮的支邊青年。我們知青一個班七八個人，住在竹笆牆草片屋頂的通道式宿舍。兩間床之間的牆上有一個半米見方的窗戶，平時開著，晚上睡覺時，就用一塊布簾遮住。竹編的房門上沒有鎖，我們用一段鐵絲擰成“8”字當門扣。其實也不是防賊的，那時候還沒有賊敢到連隊裡偷東西，主要防的是黃牛和水牛，因為之前不止一次，我們睡得正香時，它們晃晃悠悠地進了屋，用它那粗糙的大舌頭舔我們的腦袋，著實把我們給嚇到了。
這樣的草片房，牆體因為是竹籬笆，並不嚴實。透過稀疏的縫隙，可以看到夜空中高懸的星星和皎潔的月亮。這樣的房子雖然不堅固，但是倒也冬暖夏涼。每個班的班長都是老職工，他們嫌我們鬧騰，不願意和我們住在一起，另外搭的籬笆草棚。
我們那時在連隊的伙食團吃飯，每月交九元伙食費，每人有38斤大米的定量，還有二兩菜油。吃飯時，大家都圍蹲在一起，每人碗裡都是清一色的幾片菜葉子湯。那個時候，蔬菜很缺乏，肉就更別提了，一個月也難得粘上一次葷腥。在我們那時看來：“綠色的都是菜，會動的就是肉。”
我們連長是老職工了，以前參加過剿匪，生活經驗豐富。晚上，他把大家召集起來，提著煤油燈，到江邊的沙灘上逮知了。天黑後知了不會飛，我們人多手快，不一會兒就捉滿了一麻袋。第二天，大鐵鍋裡放一點油，再把知了倒進去翻炒，撒一點鹽，噴鼻香。全連隊每個人平均能分到十來只，再吃上兩大碗飯，幹活也有勁了。
我們連隊也有自己的菜地，因為是剛開墾出來的生地，肥力不夠，種菜的知青也沒經驗，只見播種，很少看見菜長出來。豬圈裡養了兩頭豬。人都沒油水，吃不飽，豬更沒有東西喂，只好放養。結果一年也只有六七十斤，瘦得尖嘴猴腮，沒個豬樣。
這裡的四季並不分明，春夏秋冬對於我們沒有什麼概念，我們只分旱季和雨季。每年的十一月初到次年的四月末，是旱季；每年的五月初到十月末是雨季。我是北方人，一年只種一茬莊稼。而在那裡，一年四季都可以種，一年四季都可以收。所以，我們一年裡總有幹不完的農活。
我們連隊在半山腰，田在山下，每次下田要走將近一個小時。中午，我們都在田間休息，食堂會派人過來送飯菜。我們每天早上出過操，太陽剛上東山時就扛著鋤頭、帶上斗笠、拿著塑料布出工了。
在一望無際的甘蔗地裡，我們一字排開，每一人一壟地，唱著“戰歌”相互打氣。烈日炎炎，汗如雨下，地裡的螞蝗異常活躍，不知不覺就爬到雙腿、手臂甚至是脖子上。它們什麼時候叮上的沒有人注意，往往都是吸飽了血之後才被我們發現，然後“噼噼啪啪”地將它們打落到地上。我們男生還好，女生剛開始時膽子小，沒有見過這麼大、這麼多的螞蝗，往往嚇得又哭又叫，手足無措。時間長了，她們的膽子也大了，見到螞蝗也習以為常，像男生一樣，用鞋底板拍拍打打，就將螞蝗從身上打到了地下。被螞蝗叮過的地方往往會血流不止、生瘡流膿，往往會引起高燒、瘧疾，苦不堪言。
我那時長得瘦小，但是為了“滾一身泥巴，練一顆紅心”，事事不落在後面，咬牙硬幹，甚至故意不戴斗笠，只是為了能把皮膚曬黑一點，顯得更壯實。剛去的那年年底，全團除了留守人員以外，差不多近千人全部到西山去開荒、挖梯田、種橡膠。一路上，遍地紅旗和標語橫幅，上面寫著“唯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向荒山要膠”等口號。放眼望去，滿山遍野裡，紅旗招展，轟轟烈烈。我們近千人沒日沒夜地挖山伐木，每天迎著太陽出，伴著月亮歸，將近一個月後，一個個一尺見方的橡膠穴、一層層梯田展現在我們面前。戰天鬥地的開荒工作終於宣告勝利！
第二年旱季末，我奉命帶著幾個知青進深山伐木，為連隊過雨季儲備木柴。我們伐木小分隊整整在原始森林裡頑強戰鬥一個月，期間所經歷的種種危險和艱辛困苦令我終身難忘。進入原始森林半個月左右，我們的給養所剩無幾，我獨自一人走出深山回連隊催給養。連隊的戰友看到一個走路搖搖晃晃，瘦骨嶙峋，頭髮老長的乞丐都很驚訝，好半天后才認出這個乞丐竟然是我。他們看到我這幅樣子，都很心疼，可是連隊實在太窮了，伙食團根本找不出一片肉或者一個雞蛋。
三連的知青們聽說我回來了，看到我的慘狀，不知道從哪兒弄來一碗積滿油垢、稠乎乎的豬油。我撲上去，貪婪地聞著油碗散發出來的陣陣香味，在眾目睽睽之下，一口氣將這一碗豬油喝完。放下空碗後，我感到渾身舒坦，躺在床上就睡了過去。那一覺，整整睡了十四個小時。
很快，我空口喝了一碗豬油的事情在全營傳開了。很多人都拿著藥來關心我，然而我並沒有像他們所認為的那樣鬧胃疼或者拉肚子，身體也沒有任何不適。後來，這件事漸漸地就被人遺忘了，可在我的生命中，這碗豬油卻變成了一個美麗的青春記憶。它的意義勝過今天的一切美味佳餚。
（恆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