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科學？如果按照第一性原理，我們可以從更早的歷史說起，人是動物，有基本的求生欲，人的大部分為行都是帶有”目的性”的。因此，預測自己的行為可以帶來什麼的結果，是人類所有智力的發展起點，所以人的智力，花了相當大的一部分在”預測學”。而迷信，教條，哲學，科學，包括中醫，無不包含其中。所有的學科都有一個共同的大的背景，這就決定了它們應該有對話的空間。
我們回顧一下西方科學發展的幾種路線（括號內容表示不一定發生）：
1、 事例積累，經驗總結，（理論提出，）事例驗證。
2、 提出問題，進行實驗，解釋實驗結果，推廣普遍化結果[J1]
3、 尋找第一性原理，構建體系，應用驗證
無論是先理論，後求證，還是先經驗，後理論，再求證，理論和求證的關係一直密切，但人們對它們的關係的看法，卻一直沒有結論，在不斷地變化中。標誌性的兩個事件：一是科學哲學的誕生，二是數學上，出現了哥德爾不完備性定理。
原來大家只分為兩派，證真派，證偽派，雖然哥德爾不完備性定理同時打擊了這兩種思想，迪昂-蒯因命題的提出，更是從邏輯上否定證偽的可行性，但證偽派的思維深入人心，而中醫接受的最大阻力，也來自於這一派。
從西方學科體系地發展史看，特別是自然科學，在追求預測的有效性上，西方是指向了真理，指向了外在，指向了自然，指向了絕對的存在。
對比中國，中國文化追求”知行合一”，也即常說的實用主義。但一個”用”字，即有很大的內涵。所謂的功用，其實沒有客觀的標準，都是針對個人的，主觀的標準。如莊子中的一個故事：惠子說有一棵樹很大，無用，生長在路邊，也沒有木匠砍伐；莊子說無用即是有用，樹的無用，對它而言就是保命的大用。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的故事，後半段，兒子因為騎馬摔斷腿而免於兵役。
歸根結底，西方講究的是”知識的篩選標準問題”，而中國則換個說法，“如何抗爭騙子”(自然，書本，人等)？騙子總是有的，但是如何抗爭？
先看中國，中國文化踐行的另一個核心——中。不過度的反應，某種程度上來說，是相信“存在是有合理性的”，如果可以，就試試，試前自己拈量對自己的影響，如對街上的江湖郞中，沒錢吃飯，肯定不買他們的藥。
再看西方，西方追求的知識篩選，是可以抗爭騙子的，但踐行的核心是要排我，排我，排我。真理只能在外在，在客觀，在精確，在絕對，在唯一。即使在研究醫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等與人直接相關的學科，依然要由外往內走，而不是從內往外走，堅持“理性人”，“盲試驗”作為主要工具，以維持這些學科的客觀性，排除主觀性。對於真理，總認為“普適性”比較重要。
堅持”普適性”，會讓人與人之間形成信息差異，從而引發了”信息不對等”，再而引發”信息焦慮”，要強力掌握一切信息，學習一切知識，才能回頭說，我只是為了做好一個選擇，科學的選擇，合理的選擇。
有一個哲理故事裡說過，記者問沙灘上曬太陽的漁夫怎麼不勤奮打魚，打魚可以多賺錢，多賺錢可以開工廠……賺更多的錢，然後就可以舒服地躺在沙灘上曬太陽 了。如果最終的目標是躺在沙灘上睡一覺，又何必如此費神呢？或許你還會說，直接躺著是因為愚昧無知，風險無處不在，應該多做準備。但人生，不是他自己的人生嗎？選擇向上，還是中庸，還是困苦，不是一樣值得尊重嗎？
很快，近現代西方的科學家，開始一點點的讓步。
在經典的模式下，理論是普適性的，所以範疇如時空等都是絕對的，確定的，例子或者數據對於理論是不可能也不應該造成影響的，只有理論作用於數據，數據只是用來驗證理論，發現理論的錯誤，而不能和理論有其他的關係。
第一個讓步是承認概率論，確定性之外，允許了不確定性，隨機性等。承認理論不一定只產生一個唯一的結果。
第二個讓步是承認理論的侷限性，如歐氏幾何和黎曼幾何同樣為真，牛頓力學與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同樣為真，牛頓力學是相對論的特例，適用的範圍較小。知識的真，可以由範圍來決定。
第三個讓步是從計算機的存儲結構與算法中引入Bloomfilter開始，這是西方有用標準的第一次真正的讓步。也即不再強求100%的準確率了，引入了使用者的”接受度”，即引入了主觀的因素。雖然說 Bloomfilter是歸根到底，是一種概率上的應用，但它超越了概率給人的破壞率。
那麼後續出現的“模糊數學”，一般化了禿子模型。《複雜經濟學》引入非理性人，邊際價值增長等。
隨著複雜科學的發展，特別是人工智能的發展，人們開始認可：理論和事例（數據）是一體的，稱為模型，除了理論的缺陷，還有模型整體的缺陷。模型是比理論要弱化的概念，正是因為弱化（模型在於有了時空的限制）才根本上允許了，非普適的真理的存在。理論一旦證偽，就不可用了，而模型，只要保證成功率與錯誤率在合理的範圍，就可以接受，就可以使用。
在模型中，對理論層面可以引入的主觀因素，但對於數據，仍然要要繼續抗爭騙子。有客觀的數據，客觀的理論支撐，模型最終可能變成了傳統的理論。含有主觀因素的理論，客觀的數據顯得很重要，一開始科學家寄託於大數據，平衡各種主觀的因素，但最後也還是作出了讓步：垂直性，或領域性。人們放棄了構建一個普適的國家人口預測模型，一箇中國人口預測的模型，和美國的不同，但能有一個有效的模型就很不錯了。
數據或例子和理論，則是內容與結構之間的關係。數據或例子中是包含很多角度的，我們試圖用一個理論是揭示他們的內部關係，如果規律可以反覆在局部使用，客觀的規律性也同樣存在，只是我們沒有找到足夠的預設前提而已。關係網絡是數據之間的客觀存在，理論是這張網絡的內容一種表達而已，而表達也可以有多種形式。如牛頓與萊布尼茲獨立發現微積分，只是使用的表達方式不同。
人類發展史，在進入市場化的商品經濟後，全面變成了抗爭騙子的歷史。更早以前也有騙子，那只是一種遊離個體，無法對人類社會造成極大的破壞，而且也最終會被發現的，所以抗爭不會顯得那麼激烈。現代社會，騙子可能越來越多，無論是數量上還是形式上，面對這樣的情況，西方通過法律強調了盲實驗的可靠性，盲實驗在與人相關的學科，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而走上神壇。
回顧近百年的中醫歷史，就是制度打壓，廢醫驗藥，氣不可見的質疑等，中醫衰落都是人的邏輯僵化，失去包容性的結果。
回頭看中醫，絕對的客觀性和確定性顯然是不適用於中醫的，中醫最適合的理解方式，是一個個的模型。中醫的發展，是由模型的分化和模型的強化兩個軸向發展組成的。模型與模型之間可以相互疊加，形成一種高層次的模型，從而提高精度。
同理傳統文化中其他的方面，也是一個個的模型，但這些模型又有適當的關聯性，也即使用了相同的子模型，這樣中醫，風水，算命常常被捆綁在一起，只因為他們有共同的子模型。
從模型的角度看來中國的科技發展史，就比較好理解李約瑟之迷？為什麼現代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起源發生於中國？人們的包容性文化起了根本性作用，對模型使用的”滿意”，一開始就相似“客觀標準”不存在。
[J1]摘自吳軍《全球科技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