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時間在某app上刷到《觸不可及》的剪輯片段和解說，讓我再次想到了很久以前看這部劇的那個時候，初看這部劇感覺平淡無奇，但是越深入越讓人難以自拔，這也是小編極少能一刷再刷的一部劇，前幾天，小編再次重溫了這部法國影片《intouchables》。這部《觸不可及》向我們展示了一個非比尋常的故事、一段妙不可言的旅程。影片改編自一部法國富翁的自傳《第二次呼吸》，講述了一位因跳傘事故而高位截癱的貴族菲利普，僱傭一位黑人青年德里斯為護工，二人之間發生的故事。整部作品給我的感覺不只是平等。或者說不能只拿平等來概括。電影當然也是有關於平等的情節的。表現得最為明顯的是菲利普的女兒對德西斯的不尊重。但如果我們從兩個主人公的角度看，我覺得平等是無法全部概含的。菲利普曾經表達過，他接受德西斯作為護理員是因為，德西斯對他毫無同情。菲利普一樣有追求愛的權利。菲利普在德西斯的陪伴下，甚至再劃了滑翔傘，相信自從事故之後，可能幾乎沒有再碰滑翔傘了吧。菲利普應該找到活著的快樂，比如說抽菸，“按摩耳部”，或者對輪椅進行改造。影片《觸不可及》上映時，全法國三分之一的人口去影院觀看了本片。本片在各大電影節更是獲獎無數。
電影《觸不可及》
深夜，交通繁忙的巴黎城市主幹道上，一輛豪華轎車闖過紅燈，超速行駛，瘋狂變道，在車流中左衝右突，猶入無人之境。這自然引來一串警車的追捕，警燈閃爍，警笛長鳴，貓捉老鼠的遊戲開始了……如果僅就這個片頭而言，《觸不可及》像警匪片，而且是不入流的警匪片。
結構主義盛行時，有一種敘事分析方法是專注於作品的首句，認為首句必然包含整個故事的雛形和意義，尤其是能建立一種閱讀契約。比如，《三國演義》的“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是敘述者以歷史學家的身份、立場和視點闡釋歷史規律，其後的故事只是對此的展開和證明。電影的片頭在功能上大致就是小說的首句。那麼這個最初的場景試圖告訴觀眾的是什麼呢？當然，如同常見的那樣，它交代了故事的時空，也預示了某種喜劇風格，特別是引出了兩個主要人物，菲利普和德里斯。但有意味的地方在於，他們兩人是作為差異體或矛盾體出場的：一個年長，一個年輕；一個癱瘓，一個健康；一個是白人，一個是黑人；一個是主人，一個是傭人；一個安靜而寡言，一個活潑而嘮叨；一個貌似有點修養，一個顯然相當粗野。總之，兩人身上的一切都構成了最明顯、最簡單、最直接的二項對立。
至此，我們已經可以初步理解片名的意思了。Les Intouchables（英語譯為The Intouchables，漢語譯為《觸不可及》或《無法觸碰》），作為名詞使用的複數形容詞，顯然是指這樣兩個一切都正好相反的人互為“不可接觸者”。考慮到這個詞特指印度那些作為不可接觸者的賤民，這裡強調的尤其是兩人社會身份的不同，他們的出身、教育、價值觀、生活方式、經濟狀況和政治地位全都不同，分屬兩個對立的階級，相互之間橫貫著難以逾越的鴻溝。
電影《觸不可及》
其實，整部電影就是圍繞這種身份差異建構的敘事。但在這裡的片頭中，表面上如此不同的兩人，在戲弄警察時，卻心有靈犀，配合默契，顯現出一種相互之間的信任與和諧。“不可接觸者”不僅已經變成了“可接觸者”，而且幾乎是親密無間。換句話說，這裡並非常見的那樣是故事的開始，而是故事的結束，因為電影講述的就是兩人怎樣相遇，經過沖突與磨合，最終建立起互幫互助、誰也離不開誰的關係。這裡當然可以看成是一種形式的預敘，它事先交代了結尾，同時也就排除了懸念。
在《觸不可及》的片頭中，這兩個主要人物開著車在凱旋的樂曲聲中駛向遠方時，一個長長的拉鏡頭有意營造出一種結束感，把特寫的主體重新放入整體的背景，放入城市的大街小巷，這幾乎就是我們常見的電影尾聲。電影的開始成為了故事的結束，那麼這是一個沒有懸念的故事，說穿了也就是沒有故事的電影，也就是必須重寫故事、解釋故事的電影。電影的慾望和邏輯在這裡要求展現的只能是一種證明，或者更準確地說是證偽，對“不可接觸者”這一主題和命題的社會學證偽。
電影《觸不可及》
顯然，這不是以情節取勝的電影，而是用各種平淡的日常場景串聯起來的電影。就像傳統的法國電影風格一樣，生活中的點點滴滴、瑣瑣碎碎、雞毛蒜皮構成了電影的主線，既沒有暴力，也沒有色情，更沒有科幻，甚至除了幾處的誇張之外，所謂的喜劇片都沒有什麼新鮮一點的笑料。但問題是：作為商業片，它能吸引人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觸不可及》在2011年底一上映，立即就打破了法國票房的一切歷史紀錄，讓人目瞪口呆。就連半年前隆重推出、年後收穫五項奧斯卡獎和另外100多項各種世界大獎的《藝術家》也望塵莫及。當年仍在臺上的法國總統薩科齊也終於按捺不住，接見了《觸不可及》的劇組人員，為這場全民狂歡加上了一點官方色彩。
除此之外，如果不算觀眾在互聯網上發表的大量觀影感想的話，《觸不可及》在媒體上引發的專業影評，和票房相比，似乎顯得有點冷清。概括地說，讚揚這部電影的人基本都是在強調故事真實感人，生活場景溫馨，具有樂觀向上的力量，友誼關係跨越了一切障礙，散發出坦誠、平等、理解、尊重、和諧、救贖的光芒；批評這部電影的人則大多指出劇情設置的童話性，是老套的模式化敘事，是勵志片、治療系的類型化寫作，是按照大眾口味標準化生產的娛樂產品，既沒有深刻思想，也偽善地遠離了社會現實。
電影《觸不可及》
如果對《觸不可及》引起的正反評論做進一步的辨析，我們也許可以說，一方意見關注的主要是電影的所指，另一方關注的則是能指；一方討論的是倫理維度，另一方則是藝術維度；一方參照的是生活經驗，另一方則是文化經驗。有意味的是兩派意見儘管截然相反，但是卻有一個公約數，即對雙方而言，“真實”都是不容置疑、不證自明、理所當然的最高評判標準：一方因真實而肯定，另一方因虛假而拒絕。
那麼這部“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到底是真還是假呢？真假是對再現的故事而言還是對故事的再現而言呢？
影片拍攝了癱瘓病人的一些日常生活場景，他在周圍各行各業護理人員的幫助下，起床，洗澡，治療，穿衣，吃飯，出門，參加社會活動和娛樂活動。在這些場景中，阿布代爾永遠陪伴左右，是主要人物，風頭甚至蓋過僱主。作為紀錄片，反常的地方還在於，除了這些有限的實錄鏡頭，整部片子基本上是由採訪片段連接而成，一個女記者的畫外音提出問題，菲利普、阿布代爾以及他們的親朋好友做出回答，問題全是圍繞他們兩人的關係設置的，試圖探究這種關係的本質。於是，在這部紀錄片的話語中而不是在畫面中，我們聽到而不是看到，他們兩人形象的建構和每人對這種關係的理解。眾多受訪者論述的角度不同，結論也有差別，但一般都強調了雙方的品質，雙方的互補和互助。其中也許多少有點新意的是作為最後一個受訪者的菲利普女兒的看法。她認為，他們兩人關係獨特，他們之間肯定發生了很多事情，但他們沒有表現出來，我們不瞭解，也就無法解釋，無法進入他們的世界，那麼就讓他們保留秘密吧，不要解釋了。
整部紀錄片最後結束於一群人在山巔詠唱《聖母經》的神秘場景，把這個故事的意義導向了宗教的彼岸，提升到了人類苦難的普遍主義高度。不過，這既是主題的深化，也是求實的挫折和無奈。
電影《觸不可及》
我們看到，《觸不可及》的現實本源模糊不清，幾近喪失，它不大可能在準確意義上像開頭的字幕說明的那樣“根據真人真事改編”。其實，電影中這種性質的說明，雖然相對於故事而言，似乎處於另一個更真的層面，但從來也都是敘事策略的一部分，遊戲的一部分，它企圖證明故事真實，但在文本內部卻沒有什麼可以證明它自己真實。比如，這部電影結束處的字幕，“菲利普•波佐•迪•博爾戈今天生活在摩洛哥，再婚，是兩個小女孩的父親”，就只是部分正確，因為我們通過他的自傳知道，他有三個女孩，還有一個男孩。這當然不會是電影劇創人員的疏忽或無知，他們和菲利普一家非常熟悉，電影拍攝期間一直都有密切的聯繫，因此這裡的說明幾乎是在提示我們，影片和現實之間僅保持了一種半真半假、亦真亦假、非真非假的關係。一方面，影片脫下厚重的現實外衣，踏上不可承受之輕的旅程，大量生動的片段，感人的場景，如此逼真，讓人以為採自生活，但實際上卻是完完全全的藝術虛構，例如無心插柳的招聘過程、峰迴路轉的女兒戀愛睏境、追求女秘書的尷尬失敗，等等；另一方面，影片也沒有徹底扔掉這件脫下的外衣，它還與生活保持著某種若離若即的關係，至少是保持著這種關係的幻象，因為這是故事合法性最簡單、最廉價、也最有效的保證。
最後只能說這部劇能帶給人無限的思考和回味，強烈推薦給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