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的發展道路，崎嶇曲折。韓愈力挽狂瀾，但自宋初，崇尚“險怪奇澀”的太學體漸漸成為主流。
歐陽修為主考官時，對以太學體為文的考生一律不取，竟然遭到了這些考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圍攻。可見，太學體在當時對讀書人的影響之大，流毒之深。
即便這樣的不良風氣下，蘇軾的文學創作絲毫“不趕時髦”。他秉承家訓，言必出自肺腑，不作無病呻吟，並一以貫之。
他在早期文章《江行唱和集敘》中清楚地闡述了自己的文學創作觀：“夫昔之為文，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故軾與弟轍為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
自十歲起，他便由父親教學，老蘇的文學創作思想對他影響很大。同樣在《江行唱和集敘》中，他寫道“自聞家君之論文，以為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因而“且以為得於談笑之間，而非勉強所為文也”。
就在這次由長江赴京的途中，秀麗的自然風光，先賢的遺存，樸實的民風，父子、兄弟間的深情，物沿耳目，情感勃發，不吐不快，他便用生動曉暢的語言一一予以詠唱，同父親、弟弟一起互相唱和。
這樣的過程，也是他們父子三人，在文學創作理念上相互交融，在創作實踐上切磋琢磨的過程。
在京城參加禮部的考試時，他的《刑賞忠厚之至論》受到考官歐陽修和梅堯臣的激賞，認為“不為世俗之文” “有孟軻之風”，獲得了第二名的優異成績。
“世俗之文”指的當是太學體。蘇軾雖然是在考場這一特殊場合為特定的目的為文，而且題目是指定的，但他依然本於自我，馳騁才情，語言明白曉暢，議論引經據典，上下縱橫，正反相生，加之充沛的情感，從而使文章充滿了雄辯的力量。
因而被歐陽修視為有“孟軻之風”。如果歐陽修不因誤認為是弟子曾鞏的文章，蘇軾將被擢為第一。
不久之後，在殿試中高中乙科的蘇軾致信歐陽修等人，表達謝意。看到蘇軾的致謝信後，歐陽修情不自禁地對梅堯臣說：我當讓位於他。
自此，歐陽修是把蘇軾作為自己文壇繼承人加以關心和培養，兩人關係甚密。因此歐陽修和梅堯臣，尤其是歐陽修的文學創作思想，對蘇軾本自真情的文藝觀進一步完善和提煉有著重要的影響。
歐陽修繼承和發展了韓愈的文學主張，強調文章要有充實的內容，重視現實生活和實踐對文學創作的重要作用，反對閉門造車，重視文學創作中的情感因素，提出了“詩窮而後工”的觀點。
歐陽修和梅堯臣交情匪淺，文學創作觀也多有相同之處，可謂志同道合。梅堯臣支持歐陽修“詩窮而後工”觀點。“他揭揚《詩經》國風‘因事有所激’的創作精神，強調創作必須來自現實生活的強烈觸發，有感於心，溢為言辭，而不是無病呻吟、空洞無物”。
“詩人例窮蹇，秀句出寒餓”，這是蘇軾在鳳翔為官時所作詩句，既是對現實的感喟，也可以看作是對“詩窮而後工”這一觀點的極好註解。
他在《文說》中說：“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
歐陽修曾說：“餘嘗與聖俞論此，以謂譬如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蟻封，疾徐中節，而不少蹉跌。”
兩相比較，異曲同工，都表現了在情義真切豐富時自由奔放，筆隨心動，收放自如的自然創作情態。歐陽修的文學創作觀對蘇軾的影響，可見一斑。
這樣，蘇軾在豐富的創作實踐中，由遵循父命而作，融歐陽修、梅堯臣等大家創作觀點，加之後來佛老思想的影響，漸漸熔鑄出自己的文學創作觀。
“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瞭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瞭然於口與手乎?”“瞭然於心” “瞭然於口”“瞭然於手”，才能“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這是他在花甲之年由海南北歸時給謝民師的回信中所言，也是他對自己一生文學創作經驗的總結。
三個“瞭然”，心、口、手，內外一致，意縱筆奮，不論是一瀉千里，還是“隨物賦形”，都要如“繫風捕影”般去“ 求物之妙”，做到形神兼備。這就是蘇軾在文學創作上的“真”。
蘇軾是多面手，他不僅開創了中國文人畫，還在《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
胸有成竹，才能畫出竹的氣節和自然神韻，才能傳神地表現作者真實的思想情感。蘇軾的畫竹觀與他的文學創作觀一脈相承。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蘇軾在文藝創作上，尤其在文學創作上，其實質上是遙承了或者說遵循了“詞達而已”“詩言志（情）”這些古老的命題，並在實踐中兼收幷蓄予以創新。
加之“詩窮而後工”，在這些流放之地，一代文豪遠離了紛爭，徜徉於自然，混跡於眾生。看似普通的生活，卻讓他有了常人所不能有的體察，登入“瞭然”之境，在“萬斛泉源”中實現了主觀與客觀，內容和形式的高度相融。
因而本真自然成為他文藝創作尤其是文學創作的最突出特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