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後千甓亭藏有鄴城陶文200餘種，出自河南安陽。東魏北齊陶文是其中的大宗，是研究北朝後期印學的重要資料，大大豐富了隸楷書印的傳統。這些陶文，見證了鄴城的營建史，與鄴城的六朝古都的身份是分不開的。
關鍵詞
後千甓亭 鄴城 陶文 東魏 北齊
“鄴”，史書或稱“鄴下”[1]“鄴城”[2]“鄴都”[3]“鄴京”[4]等，而以“鄴城”和“鄴下”為常見。[5]鄴的興建，可追溯至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早期。[6]《管子·小匡》載，齊桓公“築五鹿、中牟、鄴、蓋、牡丘，以衛諸夏之地”。春秋時歸晉，屬東陽地。戰國（前475—前221年）初，晉敬公十三年（前439年），晉國把鄴封給了魏文侯，《水經注·濁漳水》記載：“魏文侯七年始封此地，故曰魏也。”《太平寰宇記》載：“魏文侯出征，以西門豹守鄴，即為魏都也。”西門豹為鄴令，有投巫治河（漳）的故事。前239年趙取鄴，三年後歸秦。西漢（前206—公元8年），為魏郡治所。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迎漢獻帝至許，袁紹封鄴侯，兼督冀、青、幽、並四州，鄴城成為四州的政治、經濟和軍事中心。官渡之戰後, 曹操揮師北上，建安九年（204年）攻佔鄴城，由許都移鎮鄴城，任承相兼冀州牧。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封魏公，以鄴為都，並將幷州歸屬冀州，冀州轄境擴至32郡國，成為當時北方各州中戶口最多的一州。215年，曹操封魏王，鄴升為王都。此時曹魏已控制北方絕大部分地區, 鄴城取代原來的洛陽、長安，成為北方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著名的建安文學就誕生在這裡。自曹魏開始至北朝, 鄴城在絕大部分時間裡保持著北方中心城市的地位。[7]東晉十六國時期的後趙（329—350年）、冉魏（350—352年）、前燕（357—370年），北朝時的東魏（534—550年）、北齊（550—577年），均以鄴城為國都，可謂六朝古都。
附圖一 鄴城遺址衛星地圖
鄴城遺址（附圖一），位於河北省臨漳縣和河南省安陽市交界處，東北距臨漳縣城約17.5 公里，南距安陽市區約18公里。由鄴北城和鄴南城兩座相連的城址組成，總面積達5000萬平方米，現今的漳河橫貫其間。[8]鄴城城制初具於東漢後期，經曹魏、後趙、東魏、北齊不斷改進，最終在鄴南城的制度中得到總結。鄴城城制開啟了隋唐都城制度，影響及於明清之北京；並於公元六七世紀傳播至朝鮮半島和日本，對平壤城、開城、漢城、藤原京、平城京等起了重要影響。鄴城是中世紀東亞都城城制系統的源頭。[9]
曹魏時，鄴城的格局、規模基本確立，此即鄴北城。城垣東西七里，南北五里。城內築宮殿、衙署、苑囿等，並以城牆為基修築了三座高大的臺榭（金鳳、銅雀[10]、冰井）。後趙石勒和石虎對鄴城的營建，是鄴城發展的第二個重要階段，但基本上是在曹魏舊城基礎上的重建。東魏、北齊是鄴城發展的第三個重要階段。高歡挾孝靜帝至鄴時，隨徙的軍民有40多萬戶，為容納新遷之人，高歡下令將鄴城原居民向西遷徙百里，但城內仍然存在人多城狹的問題。於是高歡令散騎常侍李興業“披圖案記，考定是非，參古雜今，折中為制”，準備營建鄴南城。孝靜帝天平二年（535年）八月，徵發七萬六千人營建新宮（即鄴南城），至元象元年（538年）九月，再次徵發畿內十萬人建鄴，歷時四十天。自新宮始建至靜帝移居南城，歷時四年。鄴南城緊靠北城，北城南牆即為南城北牆，東西六里，南北八里六十步，比北城增加了東市和西市，擴大了商業區和居民區。北齊建立後，鄴都更獲崇修，其宮室臺榭、樓閣觀堂、園囿苑城規模，均超過曹魏、石趙。佛教的興盛，又使東魏、北齊時期的鄴城內外佛寺遍佈。東魏、北齊鄴南城的營建和鄴城的不斷經營，使鄴城達到了它歷史上的鼎盛時期。據考古實測，鄴北城平面呈長方形，南北約1700米，東西約2400 米。鄴南城由於河流泛濫，已被沙土湮埋，鑽探可知城址平面呈長方形，最大處南北約3460 米，東西約2800米。577年，北周滅北齊，周武帝下令拆毀鄴城宮殿等建築。北周大象二年（580年），相州刺史尉遲迥反對楊堅篡政，楊堅鎮壓後，“鄴城邑居皆毀廢之”。[11]
後千甓亭藏有鄴城陶文200餘種，出自河南安陽。
根據陶文的書體特徵以及已有的研究成果，可將這些陶文從時間上大致分為三類：一為戰國，一疑為北魏，一為東魏北齊。
1-1 鄴市
1-5 匋□
第一類，戰國陶文。如“鄴市”（1-1）。其中，“匋□”（1-5）的重複品已著錄於《新編全本季木藏陶》“上編 戰國”“第四部分 其他”[12]，但未註明國別。王恩田先生《陶文圖錄》據《新編全本季木藏陶》收錄，列於“卷七 國別待考”[13]。今天看來，若確出於鄴城遺址，則極有可能屬魏國，或者籠統地歸為晉系。
2-1 高□印信
第二類，疑為北魏陶文。如“高□印信”（2-1）。此類陶文，與第三類差別較大，雖屬私印，但是結字較為規整。印文稱“印信”，魏晉私印中最為常見。“高□印信”中，“印”字下部錯為反書，“信”字篆法亦不規範，這種錯訛現象以南北朝為多。又，從風格來看，“印”字結構稚拙而開闊，疑為北魏時期。
3-1-1 軍主陳祖匠溫生□□□
第三類，東魏北齊陶文。如“軍主陳祖匠溫生□□□”（3-1-1）。數量最多，尤其北齊陶文多見，因此也是本文討論的重點。焦智勤《鄴城陶器印記簡述》說，“鄴城陶器印記，系出土於河南鄴城遺址範圍內南北朝後期東魏北齊時期黑瓦上的印記。這種印記多抑印在筒瓦的嘴部和板瓦的背面。”[14]東魏、北齊是鄴城發展的第三個重要階段，對鄴南城的營建和對鄴城的不斷經營，使鄴城達到了它歷史上的鼎盛時期——這就可以解釋何以鄴城遺址出土如此眾多的筒瓦、板瓦殘片。（下文中，另詳述某些陶文何以為北齊時物。）此類陶文，《新編全本季木藏陶》中亦有著錄，但並未註明為鄴城陶文。《新編全本季木藏陶》將其列在“下編 秦漢及秦漢以後”“第二部分 其他秦漢和秦漢以後器”“三、漢代以後印款”中，案語云：“1267—1291為三國陶文”。今天看來，它們當屬東魏北齊陶文。
陶器上的印記，主要功能是“物勒工名”。東魏北齊鄴城陶文，按照文字內容，焦智勤先生分為三類：一為帶有軍主名姓的印記，一為帶有紀年的姓名印記，一為姓名印記。[15]現在根據這個分法，簡述一下後千甓亭所藏的東魏北齊鄴城陶文。
3-1-3 軍主力智 瓦匠張文 匠王廣
第一類，帶有軍主名姓的印記。格式有“軍主某某”“軍主某某匠某某”“軍主某某作頭某某匠某某”“某軍某某”“匠某某工某”等。這種帶有“軍主”“軍”“匠”“工”字的印記，應是官方窯場使用的印記。[16]如“軍主力智”“瓦匠張文”“匠王廣”（3-1-3），魯東彬認為，“造瓦者有三級，鹹備於斯。三級者，軍主、瓦匠、匠，各有其職。軍主督造，瓦匠主造，匠為造瓦人。”若是，“瓦匠”或可理解為今之包工頭也。
3-2-1 一慈
第二類，帶有紀年的姓名印記。數量較多。如“一慈”（3-2-1）。焦智勤先生將這類印記分為兩種制式，“一種在姓名前冠以月日，這應是帶紀年的印記，省年、省日不省月份。另一種在姓名前冠有數字，其數字為一至九，沒有發現冠有‘十’字者。省年字。這種紀年省減的風尚在同時期的墓誌中也不乏其例。”焦先生注云，“《北齊書》載，北齊天保元年至天保九年正是高洋大規模營建鄴城時期。天保十年高洋死。‘土木營造金銅鐵諸雜作工，一切停罷。’”——這可以證明此類風格的鄴城陶文應當屬於北齊時期。
3-3-1 保奴
第三類，姓名印記。如“保奴”（3-3-1）。當為制瓦陶工的姓名印記。
3-4-15 魏阿桃瓦
此外，似乎當有第四類，尾字為瓦的姓名印記。即格式為“某某某瓦”者，（焦智勤《鄴城陶器印記簡述》中未提及此格式，）如“魏阿桃瓦”（3-4-15）。數量上僅次於第二類。印面多為正方形，陰文。此類印記有可能用於官方窯場，也有可能用於商業[17]，因此單列一類。
可以想見，多數用來抑印陶器的印章，只有文字，沒有邊欄，也不分格。只有第一類中的多字印章，有時分三格或兩格，如“軍主陳祖匠溫生□□□”（3-1-1）。
第一、二、三類印記，多為陽文。第四類印記，多為陰文。
3-4-23 趙忻瓦
這些印記，反映了當時官印、私印的形制。官印中，“軍主陳祖匠溫生□□□”（3-1-1），印面正方形，約3.8cm見方；“軍主力智”，印面正方形，2.3cm見方；軍主的下級，“瓦匠張文”，印面扁長方形，1.7cm×2.4cm，“匠王廣”，印面扁長方形，1.7cm×2.2cm。私印中，“胡清雀瓦”，印面正方形，3cm×3cm;“趙忻瓦”（3-4-23），即使只有三個字，印面也為正方形，2.6cm×2.4cm。東魏的官印，“清河太守章”（附圖二），印面正方形，約3.5cm見方。北齊的官印，“平原太守印”（附圖三），印面正方形，約2.8cm見方。值得一提的是，第二、三類印記，也是私印，但印面遠較上述官印私印為大，如“二敬文”（3-2-11）約5.6cm×3.7cm，“七程子”（3-2-27）約6.8cm×2.7cm；形制雖不統一，但是印面多見豎長方形，或豎長橢圓形（3-2-7）、豎長八角形（3-2-31）、圭形、陀螺形。圭形印記（3-2-15），似僅見於鄴城陶文。
附圖二 東魏官印 清河太守章
附圖三 北齊官印 平原太守印
3-2-11 二敬文
3-2-27 七程子
3-2-15 二□ 圭形印記，似僅見於鄴城陶文。
“北朝後期，東魏是隸書由‘隱’而‘顯’的轉折期，也是隸書的復興時期，到了北齊時代，隸書迅速興盛起來，又一次成為銘石書的主角。”東魏、北齊時期隸書的復興，大概與時人尊崇漢魏石經有關。[18]東魏北齊鄴城陶文，即以隸書為主，而參雜楷書、行書。按照書體，可分為四類：
3-4-10 田之和瓦
附圖四 北朝官印 趙平太守章
第一類，隸、楷相參。如“毛寄生瓦”（3-4-9）、“田之和瓦”（3-4-10），結構近隸書，點畫時見楷法。北朝官印中可見篆、楷相參者，如“趙平太守章”（附圖四）。
3-3-3 和祖
第二類，隸、楷、行相參。如“和祖”（3-3-3），結構近隸書，點畫近楷書，連帶為行法。又如“支僧珍瓦”。
3-4-19 餘洛州瓦
第三類，楷、行相參。如“餘洛州瓦”（3-4-19），“州”字斜畫緊結，“洛”字幾為行書。
3-4-8 蘭魏□瓦
第四類，全部是楷書。如“蘭魏□瓦”（3-4-8），點畫的楷書特徵十分明顯。
3-4-16 徐阿明瓦
北齊顏之推曾指出南北朝文字訛替的問題，[19]東魏北齊鄴城陶文，也反映了當時的訛替風氣。例如，“徐阿明瓦”（3-4-16）中，“徐”字為單人旁，北魏《鄭長猷造像記》（501年）、東魏《敬使君碑》（540年）中的“徐”字都寫作單人旁。“（陳買）得瓦”（3-4-3）中，“得”字亦省作單人旁。
東魏北齊鄴城陶文，由於多是抑印在瓦上，而不是刻劃，因此是研究北朝後期印學的極為重要的資料。這些陶器印記，多出自民間工匠之手，與當時的官印相比，在形制、書體、風格上有較大差別。由於字體多為隸楷，因此它們大大豐富了宋元押印之前的隸楷書印的傳統。這些陶器印記的風格，或奇肆，或渾樸，或厚重，或峭拔，或方整，或圓活，蘊華美於樸拙，抱天趣於蒼渾，歎為觀止。
3-4-18 支僧珍瓦
陶文研究本來主要是戰國文字研究的一個分支，以戰國文字為主要研究對象。[20]東魏北齊鄴城陶文的大量出土，拓展了陶文研究的下限。這些陶文，對十六國、北朝的文史研究也提供了實物佐證。根據文獻，可知後趙、東魏、北齊時，鄴城內一度曾有很多胡人，[21]而在這些鄴城陶文中，“和祖”（3-3-3）之“和”，“胡清雀瓦”（3-4-7）之“胡”，“支僧珍瓦”（3-4-18）之“支”，當為胡人之姓，因此當可作為物證。
大量陶文在鄴城遺址的出土，見證了鄴城作為六朝古都，作為東魏北齊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作為中世紀東亞都城城制系統源頭的歷史。[22]
[1]《北齊書》卷四《文宣紀》等。
[2]《周書》卷八《靜帝紀》、《北齊書》卷一《神武紀》等。
[3]《北齊書》卷八《後主紀》等。
[4]《北齊書》卷四十五《文苑傳序》等。
[5]史書所稱的“鄴”，有指稱一級行政區域(如鄴郡或鄴縣) 和指稱以城區為核心包括若干縣區在內的城市體系的區別。例如北齊都城的鄴，它的土地面積實際上分屬鄴、臨漳、成安三縣。本文所稱的鄴城或鄴下，並非單指鄴縣，而是指稱以城區為核心包括若干縣區在內的城市體系。參閱孫繼民《鄴下“俗薄”的商業文化性質》，《中國經濟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94頁。
[6]春秋時齊桓公所築鄴城、戰國魏文侯定都之鄴城和魏國大臣西門豹曾為鄴令時投巫治河的鄴城，徐光冀認為並不在現今的鄴城遺址，有可能是距離鄴城5 公里之外的講武城遺址。參閱陳劍《鄴城遺址的勘探發掘與研究——徐光冀研究員學術報告會紀要》，《四川文物》2005年第1期，第89頁。
[7]參閱劉志玲《縱論魏晉北朝鄴城的中心地位》，《邯鄲學院學報》第18卷第4期，2008年12月，第28頁。
[8]參閱陳劍《鄴城遺址的勘探發掘與研究——徐光冀研究員學術報告會紀要》，《四川文物》2005年第1期，第87頁。
[9]參閱牛潤珍《鄴與中世紀東亞都城城制系統》，《河北學刊》第26卷第5期，2006年9月。
[10]銅雀臺為三臺之主臺，建安十五年（210年）曹操所建，臺高10 丈，有屋百餘間，為曹操與文人騷客宴飲賦詩，與姬妾宮女歌舞歡樂之所，也是議決兵家戰略之要地。曹操曾在其上接見和宴請了從匈奴歸來的蔡文姬。杜牧在《銅雀臺懷古》中曾有“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的名句。參閱陳劍《鄴城遺址的勘探發掘與研究——徐光冀研究員學術報告會紀要》，《四川文物》2005年第1期，第87頁。
[11]參閱劉志玲《縱論魏晉北朝鄴城的中心地位》，《邯鄲學院學報》第18卷第4期，2008年12月。以及陳劍《鄴城遺址的勘探發掘與研究——徐光冀研究員學術報告會紀要》，《四川文物》2005年第1期。
[12]周進集藏、周紹良整理、李零分類考釋《新編全本季木藏陶》，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252頁，編號0929。
[13]王恩田《陶文圖錄》，濟南：齊魯書社，2006年，第六冊，第2326頁。
[14]焦智勤《鄴城陶器印記簡述——代序》，梁章凱編《鄴城古陶文五十品》，序言，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年。
[15]同上。
[16]同上。焦智勤注：“北齊制度，尚書省統領的起部，掌諸興造工匠等事。少府寺職典御用器物及製作。領甄官署，掌磚瓦燒造。又別領石窟、將作寺，掌諸營造。又領軍主、副，幢主、副。這些官署，若有官作則設，無事則罷。”
[17]關於東魏北齊時鄴城商業的繁榮，參閱孫繼民《鄴下“俗薄”的商業文化性質》，《中國經濟史研究》2004年第2期。
[18]劉濤《中國書法史·魏晉南北朝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56、475頁。
[19]顏之推（531—約590後）《顏氏家訓·雜藝》：（梁）“大同之末，訛替滋生。……北朝喪亂之餘，書跡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為憂，言反為變，不用為罷，追來為歸，更生為蘇，先人為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洎於齊末，秘書繕寫，賢於往日多矣。”可見這種文字訛替的風氣發源自南朝梁大同（535—546）末年，波及到北朝後，北朝由於政局動亂已經書跡鄙陋，於是文字的混亂程度更甚於江南，這種情況到北齊末才得到好轉。
[20]李零《齊、燕、邾、滕陶文的分類與題銘格式》，周進集藏、周紹良整理、李零分類考釋《新編全本季木藏陶》，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21]東漢建安（196—220年）年間，幷州刺史梁習曾將匈奴人數萬徙送至鄴城。其後，羯人石勒建立的後趙，則是以胡人為主體的政權。石勒之子石弘曾鎮守鄴城，“以驍騎領門臣祭酒王陽專統六夷以輔之”，說明鄴城內有許多胡人。349年，後趙冉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可知鄴城的胡人多達二十餘萬。又，東魏、北齊時鄴城內通行雙語，亦可證其時胡人之多。參閱劉志玲《縱論魏晉北朝鄴城的中心地位》，《邯鄲學院學報》第18卷第4期，2008年12月，第29、31頁。
[22]感謝後千甓亭魯九喜兄無私提供鄴城陶文資料，感謝中國人民大學熊龍兄熱情提供相關論文資料。
本文發表於呂金成主編《印學研究》第2輯，山東大學出版社，20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