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權債務危機是指一國政府不能及時履行對外債務償付義務的違約風險。主權債務危機既不同於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 也不同於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 前者是由於東亞各國在20世紀90年代沒有妥善處理全球化問題而引起的金融部門的脆弱性， 再加之國際投資資本的攻擊，且問題主要集中在私人部門，而不是公共部門。 後者是由於美國金融監管過度放鬆、金融衍生產品氾濫，大批次級抵押貸款的借款人不能按期償還貸款，而引起相關私營金融機構倒閉。
1.拉美債務危機事件還原
拉丁美洲經濟危機是拉丁美洲眾多國家的經濟於1980年代（部分國家則始於1970年代）陷入危機，引發其國內的金融制度接近崩潰，甚至影響到國際的金融體系。
1982年8月，墨西哥政府宣佈了一個震驚金融界的聲明：“該國無法按期履行償債義務。”此前，諸如牙買加、秘魯、波蘭和土耳其等國都曾陷入還債困難的危機，而墨西哥政府的此聲明被視作是80年代發展中國家債務問題的開端。
拉美債務濫觴於1970年代歐美國家經濟陷入“滯漲”後，歐美地區的低利率使得國際資本出於追求高額利潤的本性從該地區流向其他地區，特別是由於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金融自由化水平的提高和浮動匯率制度的建立加劇了國際資本流動的規模和頻繁程度，這是拉美地區在這一時期資金大量流入的外部因素。
另一方面，拉美國家在經濟起步階段國內儲蓄水平較低，本國資金比較匱乏，為了加速本國經濟的發展，擴大投資規模，加快資本積累，這些國家普遍選擇了以舉借外債的方式發展本國經濟。因此，外債的積累是這一地區國家的普遍現象。根據聯合國的統計，1982 年底拉美地區外債總額為3287 億美元。
2.發生債務危機的原因
從外部因素方面來看，1973年至1974年的全球石油價格大漲，使得歐洲各國儲備的美元迅速散播到全球各地。石油輸出國將鉅額的石油收入存入歐洲的國際銀行，而這些銀行再將錢貸給發展中國家，石油衝擊使得發展中國家可以得到的國際貸款大為增加。且由於貸款利率低，實際利率甚至為負，債務國如巴西及墨西哥等國都認為低利率和出口創匯的增長使得償還貸款不成問題。而在此時，商業銀行又將花旗銀行主席瑞斯頓的話奉為圭臬：“國家永不會破產。”進而不斷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借出貸款。（這方面類似中國購買美國國債的特點，認為“美國永遠不會破產”。）除此以外，其他的借款人，比如各國政府，也增加了他們對發展中國家的貸款。透過出口信貸機構貸款給發展中國家，他們一邊能購買債權國的廉價出口產品。（此點也類似中國和美國的關係，中國大量購買美國國債，以便使美國有更多的資金進口中國的商品。）
拉美國家能夠在1970年代不斷提高本國的槓桿水平，主要受益於當時美聯儲寬鬆貨幣政策。在美國里根政府和英國撒切爾政府上臺前，雖然經濟學界已經對凱恩斯主義展開反思，但貨幣主義還尚未完全主導西方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因此，除了石油危機期間，聯邦基金利率基本都維持在較低的水平。1971年全年聯邦目標基金利率維持在3.5%左右的水平，72年升至5.5%，第一次石油危機過後的1976和1977兩年回落至4.75%左右的水平。總的來看，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後，全球金融一體化進程開啟，1970年代歐美商業銀行加大了對拉美地區的放貸規模。
第一次石油危機重創美國經濟，1974年聯邦基金目標利率一度超過10%。為了刺激經濟，第一次石油危機結束後，聯邦基金利率迅速回落至危機前的水平。這一時期美聯儲貨幣政策的變動尚未對拉美地區流動性造成重大影響。
1978年底伊朗伊斯蘭革命爆發引發第二次石油危機，1979年保羅沃克爾上任美聯儲主席。第二次石油危機加劇了西方國家的滯脹問題，而沃克爾以強硬手段抑制通脹水平的上升。1981年6月，沃爾克將聯邦基金利率從1979年的11.2%的平均水平提升至19%的歷史新高，貸款利率也提升至21.5%。1982年，聯邦基金利率水平也維持在歷史最高水平附近。
換言之，美聯儲的緊縮貨幣政策從1979年一直持續到1982年，緊縮力度、持續時間遠遠超過第一次石油危機，大量資金流出拉美地區。而拉美國家這一時期債務結構也發生較大變化，短期債務比例上升，加重其短期償債壓力。再者，美國收緊貨幣政策、美元走強意味著大宗商品價格的下跌。CRB期貨價格指數自1980年12月起一路下滑至1982年9月末危機前夕，指數由334.7跌至227.9。大宗商品價格下跌意味著拉美國家出口收入的減少和國際收支的惡化。為了維持國際收支的平衡，拉美國家不得不以資本項目盈餘來彌補經常項目的赤字。
直到1970年代末期，長期依賴低利率和發展中國家自身的高出口增長，還沒有人重視發展中國家的債務違約問題。但1980年代早期，經濟形勢發生了變化。由於債務國大多數的借款利率為浮動制，利率的上升使他們變得不堪一擊。當80年代初期的利率陡然上升時，拉美國家的債務大幅上升，光是償還利息的部分便佔了年出口值的30%。拉丁美洲的發展中國家大多依靠販售國內蘊藏的自然資源以賺取外匯，自然資源的國際價格滑落對其有不利的影響。債務國必須面臨雙重威脅，即攀升的利率和走低的出口貨物價格，一方面的償債負擔加重，另一方面的償債能力也在下降。
以墨西哥為例，1975年資本項目流入規模僅為16.5億美元，儘管1979年至1981年美聯儲連續加息，但資金流入墨西哥的規模不斷上升。1979年流入規模為84.5億美元，1980年資金流入規模已達到113.8億美元，1981年更是上升至266億美元。
但是在美國不斷收緊貨幣政策背景下的資本流入是不可持續的。墨西哥宣佈債務違約後，1982年資金流入規模迅速下降至99億美元，1983年資金流入規模僅為13億美元，1985年更是出現了資金淨流出。
總之，拉美債務危機的爆發有其深刻的國內因素：一方面外債槓桿率過高，而且短期債務規模在危機前快速上升；另一方面，進口替代戰略的失敗導致拉美國家出口收入規模確定性上升。一旦美聯儲貨幣政策由寬鬆轉為緊縮，國際資本流動方向逆轉和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導致拉美國家國際收支入不敷出，債務違約便不可避免。因此，美聯儲緊縮貨幣政策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引爆債務危機的導火索。
3.拉美債務危機的影響
由於上述各種原因，拉美國家無法償還高額外債。1982 年墨西哥財政部長埃爾佐格致電美國總統里根、美聯儲主席沃克爾等人求援，聲稱墨西哥外匯儲備已經用光，無力繼續償還債務，標誌著1980 年代拉美債務危機的爆發。危機爆發後，拉美國家經濟受到劇烈衝擊，通貨膨脹率繼續攀高，1982 年的通脹率為47.5%，1984 年上升為163.4%，1985 年更是惡化為610%，同期拉美國家失業率平均高達15%，部分國家超過20%，而實際工資水平也普遍下降，哥斯達黎加下降50%，巴西、阿根廷下降20%2。同時，債務危機還引發了嚴重的貨幣危機，拉美國家貨幣普遍貶值，銀行業也損失慘重。總之，1980 年代的債務危機衝擊了拉美國家使得前期取得的經濟發展成果，拉美經濟嚴重下滑。
4.拉美債務危機的解決
債務危機爆發後，國際社會和拉美國家嘗試了多種方式以消除危機的消極影響：一是進行債務展期和重組，將大量的短期債務調整為中長期債務，如墨西哥政府通過談判將1983 年到期的200 億美元外債全部轉換成1990 年到期的中長期債務，又將1984 年到期的489 億美元外債展期到1998 年。這樣，墨西哥每年可以少付利息3.5 億美元。這種方式只能緩解債務到期的短期壓力，並不能徹底解決債務危機。二是按照IMF 專家開出的藥方，拉美國家實行了嚴厲的緊縮政策，通過犧牲國內經濟來恢復外部平衡。IMF的緊縮政策包括：貨幣貶值、停止補貼、提高公共產品價格、控制工資增長、減小公共部門債務規模、提高利率、降低信貸增長率、放鬆對貿易和投資的控制、採取市場導向政策等等。這些措施確實有利於改善拉美國家的資產負債表狀況，這些國家也因此獲得了一些新貸款。但所付出的代價也是巨大的，拉美國家在這一期間經濟發展停滯、社會矛盾激化、政局動盪，形勢危急。
由於 IMF 救助計劃的失敗，拉美債務危機逐漸影響到歐美國家商業銀行。這些商業銀行認為國家是永遠不會破產的，因此歐美商業銀行向拉美國家政府大量發放貸款。花旗銀行為首的九家美國銀行1970 年代在拉美賺取了鉅額利潤，截至1982 年底這些對拉美國家的貸款就佔其總資本的176.5%。拉美債務危機的久拖不決使得美國商業銀行也開始向危機方向滑落。所以，美國政府先後提出了貝克計劃和布雷迪計劃來化解拉美債務危機從而挽救本國的商業銀行。美國財政貝克宣佈美國將向這些國家提供新的貸款，但前提還是拉美國家必須進行必要的宏觀經濟政策調整，這些調整包括：削減政府開支、出售國營企業等等，儘管這些要求比IMF 的緊縮政策要寬一些，但由於資金不到位和金額嚴重不足，貝克計劃並沒有獲得成功。儘管如此，貝克計劃的核心是以經濟發展來緩解債務危機，標誌著債務危機的嚴重程度使得緊縮必須讓位於增長，也標誌著美國政策轉向，從而逐步營造了化解債務危機的外部環境。
1989 年，美國又提出了布雷迪計劃用於解決債務危機。布雷迪計劃的核心是通過有序的債務減免計劃來最終解決拉美債務危機，該計劃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拉美國家以債務資本化為主要形式的減債要求，具體內容包括：將拉美國家總額為3400 億美元的外債減免700 億美元，由IMF 和World Bank 建立一個金額為300 億美元的特別基金為拉美國家的剩餘外債提供擔保。布雷迪計劃雖然比貝克計劃更進一步，但也未能徹底解決拉美債務危機，主要是由於減債幅度不足，資金來源依然未能落實，計劃還是以緊縮國內經濟為前提等，這些條件依然未能擺脫以內部經濟停滯換取外部平衡的傳統思路。
5.總說
總的來說，1980 年代拉美國家債務危機的爆發有其深刻的經濟原因，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無節制的舉債發展經濟，尤其是大量借入外債是危機爆發的重要誘因。
（2）國際資本流動的突然轉向是危機爆發的導火索。
（3）債務結構和經濟結構的不合理加劇了拉美主權危機的破壞作用。
（4）不恰當的國內經濟政策推動債務問題向債務危機的轉化。
（5）債務危機的解決需要債務國和債權國的共同努力，且曠日持久。
貝克計劃和布雷迪計劃儘管在短期內緩解了拉美債務危機的消極影響，但未能消除拉美地區債務危機的根源，為日後1994 年墨西哥危機和2002 年阿根廷危機的爆發埋下了伏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