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他隱退了，隱逸江湖20年；有人說他失蹤了，銷聲匿跡20年。這種種說法，並不準確。他，武俠小說大家溫瑞安。什麼是大腕？大腕就是他不在江湖，江湖仍有他的傳說。其實，他依然在寫作、出書；百度“溫瑞安吧”，網民跟帖就有53萬多，僅“俠少會員”就達3600；網絡上他的“微武俠”擁有700萬粉絲。
新派武俠小說素來有“四大名家”之說：武祖梁羽生、武聖金庸、武痴古龍，還有溫瑞安。古梁已故，金庸封筆，而溫瑞安，只見其作品，從未露真人。他不接電話，不用手機，不上網絡，不應酬，不喝酒，2011年以前的10多年不見媒體，不在公眾舞臺露臉。萬千讀者都不知他今安在。
7月18日，他將“重出江湖”，首度登上文學性公眾舞臺，亮相香港書展名作家講座，講題是《武俠小說與武俠電影雷鋒還是雷人？》。7月12日，根據他的小說改編的影片《四大名捕》正同步在兩岸三地和東南亞上映。7月7日起，溫瑞安“四大名捕”系列新作《少年無情正傳》，在網易雲閱讀上獨家連載發佈。溫瑞安香港演講，作品於手機屏幕和電影銀幕密集爆發，為這個盛暑7月引爆“溫瑞安”熱潮。
我是香港書展名作家講座系列策劃人，兩年前就通過馬來西亞友人，經多番曲折，在深圳聯繫上溫瑞安助手，才知曉溫常年居住京城。2011年，溫瑞安不願公開演講，未能在香港書展亮相。2012年2月再度邀請他，他終於答應了。7月初，在深圳他的寓所見到了他，順便一提，他僅在深圳就有4幢住房。
與我同去深圳見溫瑞安的同事靖雯，見了溫後這樣描述他：從沒看過一張這樣的臉，男性顴骨上竟有一絲嫵媚。他有一雙女性的雙眼皮，薄而紅潤的嘴唇，卻配上關公一樣粗的眉毛。幸虧這雙眉毛，才能識別溫大俠威武的一面。溫大俠的家，別人掛畫作飾，他以自己寫的書牆作飾。漂亮講不上，但非常壯觀。書在人在。既然要做這書城的皇帝，一個城的宗教信仰是少不了的元素。白水晶，紫水晶比比皆是。富貴竹靠在窗邊，盆面的石塊間插著一支又一支鉛筆圓珠筆，不知是方便寫作，還是一個利於寫作的風水陣。
他每天寫作不少於6000字，不集中精神的話，三四小時寫完；集中精力寫，一個半小時完成。一小時4000字等閒事。據他助理統計，以他小說的各地版稅計，相當於小說中一個字稿酬32元人民幣。他講話語速快得驚人，卻妙語連珠，如槍似炮，笑聲連連，講故事忍不住輔以動作，又唱又舞，神形俱全。言談中不像58歲的持重長者，倒像8歲天真孩童。正是：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與溫瑞安交談，他開篇就詳細描述當年他在臺灣地區被捕、出獄的遭遇，揭開當年遭迫害內情。
臺灣蒙難
溫瑞安第一次從馬來西亞去中國臺灣，是1973年，即中學畢業次年，他進入臺灣大學中文系讀書，翌年，休學回馬來西亞。休學，是他捨不得那個成立一年的“天狼星詩社”。他和社友們寫詩唱歌，讀書習武，紀律嚴明。身在臺灣，他思念那些詩社一張張熟悉的臉孔，當時他離開馬來西亞啟程赴臺，送別時很多社友哭了。1974年9月，他重返臺灣大學，這一次，他帶了六七位社友同行。
在臺灣，他與馬來西亞華人同學方娥真等志同道合的社友，創建了“神州詩社”。他說：“當年，我們誓言承擔復興中華文化的責任。那時的臺灣西風時興，年輕人手持吉他，穿牛仔褲，留著長髮，唱美國流行歌曲。我想，我們的民歌在哪裡呢？我們不是一個文化大國嗎？寫詩、寫文學的，包括林懷民的‘雲門’舞集和‘龍族’、‘草根’詩刊，這些藝術工作者，善於跳出中國風和寫出中國詩，或者說保持了中華民族風，為什麼一般年輕人的思想卻如此崇美？當年，我們這些外來學生常常聽到百姓對當局執政不滿的話，我們也說了一些重話。”
4年後，神州詩社成了沒有任何政黨背景、沒有任何機構支持的最大文藝社團，有三四百社員，但只要詩社一聲令下，不出一天，眾社友就會紛紛響應號召，從各地聚集臺北永和試劍山莊。
詩社組織力極強。溫瑞安說：“當一個寫作人、創作人有他個人魅力，且又肯做事、又有精力，組織力又強，在當年白色恐怖的氛圍下，就特別引起當局關注。我們有號召力；因為有號召力，所以有影響力；因為有影響力，就容易被人一把拎起來。我們沒有什麼勢力支持，和‘美麗島’那些鬥士的情況不一樣。只要得罪當局任何一方，或者開罪當局任何個人，就容易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樹大招風，如果樹的果子全掉了下來，樹再存在也是一棵傷樹了。”
神州社遭人檢舉，被指“為匪宣傳”，溫瑞安尚未從臺灣大學畢業便遭臺灣當局抓捕，原因是“涉嫌叛亂”。這一罪名最重可判死刑。溫瑞安回憶說：“你問辦案人員，我究竟犯了什麼罪，他始終不告訴你，只說‘涉嫌叛亂’。問他，我涉嫌了什麼‘叛亂’？他會問：‘溫瑞安，你想當總統嗎？不然你為什麼要演講？’我那時還是大二學生吧。我演講，有激情，有感召力，教官也愛聽，還鼓掌。但我自己覺得很清白、不涉政治。”
溫瑞安接著說：“一個人以為自己非政治，其實是一件很蠢笨的事，因為人本身就活在政治裡。你很難在你的講話和評論中不涉及政治。在我們的社員裡，或許有些個人摩擦，得罪了一些前輩或者誰。有人就檢舉我。他們不理解，這孩子為什麼整天迷上詩社。我們一起看戲，去吃宵夜，很開心。沒錢的不擔心，有錢的會付款一起吃，都吃一樣的東西，吃完去看電影，看完還討論這部影片的創作，眾人七嘴八舌。一旦看到令人不爽的事，街上有人賣黃牛票，或毆打老人，我們會挺身而出。我們覺得這蠻有俠客行的味道。那時正值青春年少，我被捕的時候，也只是25歲而已。”
他當時主編《神州詩刊》，由鄉土文學大鎮故鄉出版社出版。那時候這一詩刊10天內賣出8000本，賣150元一本，很賺錢。這些影響力令當局緊張。溫瑞安與弟兄們推廣詩刊時，不是隻限於推廣銷售，而是宣揚理念理想。他說：“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這麼做已參與政治了，當局不允許這麼做。”
他被捕後，神州詩社旋即瓦解了。當年溫瑞安主編的《青年中國》雜誌，社會影響頗大，徐復觀、錢穆、朱炎、金耀基、楊國樞、韋政通等，都曾為雜誌寫稿。溫瑞安和一些社友又是僑生，更引起當局警惕，本地生容易控制，僑生的思想的背後是否有人操縱？從馬來西亞到臺灣地區，溫瑞安習慣途經香港中轉，他喜好香港電影，又能說粵語，覺得香港有親切感。但當時的臺灣情報部門，對香港來的人特別警惕。
溫瑞安和他的社友年少氣盛，被臺當局情報部門盯上了，那麼有影響力的一個社團，不可能不涉政治，必須儘快拔除。溫瑞安說：“我當時被捕，最初沒外人知道，弟兄朋友們都不涉‘政治’，便被突如其來的遭遇唬住了，覺得此事還是不要張揚告訴外人，儘可能大事化小。當時一些社會名流余光中、陳曉林等人，覺得此事有蹊蹺，想全力營救我，都被社友們阻止了。我在獄中度過了一段漫長日子，沒有尋覓法律援助。像‘美麗島’那些人，畢竟有法律常識，明白屬於自己的權利，而我不清楚。我始終覺得，我們社團只要不涉及政治，應該相安無事。我們對時政雖有批評，只是說些作為知識分子該說的話而已。當年，我們涉足社會不深，思考尚不成熟。他們說你‘涉嫌’，幾乎就是可判罪的意思。那時候的臺灣，一旦‘涉嫌’，哪一次能夠‘脫嫌’？”
溫瑞安說：“按法律規定，被拘捕超過48小時，被拘者有權申訴，但我當時都不知道。進去以後他們對我說，一旦指你‘涉嫌叛亂’，你也就不會有希望的。說這樣的話，是要把你整個身心擊潰。他們說‘證據在手，告你的都是你的兄弟’。那時候我還是個心高氣傲的人，以為事發後兄弟朋友會想法聲援我，救助我。不過，與李敖、柏楊相比，我還算幸運了。”
他最初被關押在臺北軍法處保安司。一次，從這個審訊的地方被押往另一個審訊的地方。他鑽進車裡，感覺不好。透過褐色防彈玻璃車窗往外看，已被關押兩三個月了，沒再見過臺北外面的景緻。街上夕陽，窗外的人們自由行走，溫瑞安說：“這時我才感受到，能自由自在行走，就已經是一種多麼了不起的、難得享有的快樂啊。”
在獄中，諸多“涉嫌叛亂”的原因都不同。溫瑞安說：“我不像柏楊那樣，發了篇漫畫諷刺父子互選‘總統’。我是因為有保濟丸、雲南白藥(000538)、《明報月刊》，才被抓進去的。雲南白藥這些都是‘匪貨’。他們要所謂物證。巴金、沈從文、魯迅的書都不是我的，是我兄弟的，我都認了，因此其他兄弟沒有被抓。這不是偉大，而是多抓兩個進去，對你也沒好處。都進去了，你告我，我告你，遲早一起死。這些弟兄都是我從馬來西亞帶來的，或者被我重用的，我對他們是有真情實感的。”
審問常常24小時不間斷，沒人理你的時候，聽到外面“雙十節”的聲音，以為“雙十節”會獲釋放，結果沒放；聽到外面聖誕歌聲傳來，又以為聖誕會獲釋放，聖誕過了又沒放釋放。在獄中，整整10天沒人搭理他，溫瑞安說：“好像被丟在一個黑暗角落。偶然間會送來一盆吃的，一定有黃豆，一塊大肥肉，總有幾根不知是什麼毛，我稱之‘陰毛拌飯’。你吃不吃？不吃就會餓死。要活下去，那就吃嘛。”
溫瑞安說：“他們總是希望你最好能把誰扯進來。比如他會問你‘張曉風為什麼對你這麼好？’‘高信疆是你什麼人？’只能從那些問話裡知道，有些人為我作了什麼努力，後來我才知道高信疆他們真的為營救我做了很多事。”
溫瑞安說，他被捕之前，詩社因辦《青年中國》雜誌，幾乎每隔半月，馬英九和他手下的人會來電話，問詩社情況，鼓勵他們繼續辦下去。宋楚瑜那時志大權重，也常常派人來電慰問。文工會也常常來問“可以為你們做些什麼？”溫瑞安說：“那時候詩社一概拒絕，一個知識分子接受任何背景支持的話，最後結果就是你要聽他的話。我現在有沒有後悔？也許有，如果不是那麼堅決區隔開來，我出事時，說不準真會有人出面救助。那時候年少，雖不是無知，但未免傲骨。”
整不死之後，他就被押往軍法處監獄，所謂看守所，其實就是監獄。有個蔡姓審判官審查他時，表象看都是兇巴巴的：“你這個人啊，我都知道你的，你對我們政府很不滿。”但他旁邊那個書記官，在審判官和其他人講話時，在旁邊悄悄對溫瑞安說：“其實你的問題不大，我們都是你的讀者。”溫瑞安說：“這一句話，不是勝讀十年書，也可說是讓我多活了100天。心中的生命之火不熄。這時候一點點的微光，就是在黑暗的窗邊點燃一支燭光。這燭光讓你看到還有希望。”
要活下去，他就在方寸之地習武強身。當時有點武功功底，習武還不錯。溫瑞安回憶說：“那時伏地挺身可做100至111下，仰臥起坐120至125下。他們終於發現我越來越壯。班長都罵我：‘哇，你這猴子，在這裡吃得好，睡得好，看把你養胖了。’我一想也是。以前在詩社，一天睡三四個小時，又寫稿，又幹活，又要訓練新秀，又要練武，根本沒好好睡過覺。我在監獄裡，自認為對得起天地良心，所以睡得好。”
獄中，有一個輔導長黃鳳。溫瑞安後來有機會寫作，因為他們給他紙和筆。不管他寫多少，兩天之後就被沒收。他每天寫兩篇散文、一首詩、8000字武俠小說，因為他只能靠這意志力活下去。溫瑞安說：“寫了兩天就被收走，我以為都沒有了，但到我出獄那天，輔導長黃鳳難免講了一大堆很教條的話，可他輕聲告訴我很重要的一句話，就是‘你的稿都在這個袋子裡，你一起拿出去。我能幫你保留的全幫你保留了’。監獄裡真是人間有情啊。”
溫瑞安說：“他們可以把我判死刑，但這不好判，因為我的罪證不足。不然就是把我放了。國民黨政府終於明智決定，讓我浪跡江湖。”溫瑞安被關押了近半年，查無實據。1981年1月17日，那位蔡姓審判官對他說：“你可以走了，恭喜你。你從我們這裡出去，就是一張白紙。以前的事，是一個誤會，現在誤會消除。”蔡姓審判官說：“外面很多人聲援你、同情你，政府也不好受。你離開臺灣一段日子，等事情冷卻淡化了，我們再歡迎你回來。”溫瑞安說：“當時我居然相信了這樣的話，於是同意離開臺灣。”
遠走香江
1981年1月19日，溫瑞安買了機票，飛回馬來西亞。當時從臺灣去馬來西亞還須途經香港，他在香港可選擇下機，過一段日子再回臺灣。在飛機上，他一直權衡盤算，究竟要不要下機。沒想到那班機雖停留香港機場，但不準乘客下機，等其他旅客上機後，直飛馬來西亞。
他說：“我在飛機上開始懷疑，臺灣當局是不是把我這個‘罪名’也通知了馬來西亞當局。當年，馬來西亞對‘共匪’這詞非常敏感，當時尚未與中國建交。一個二十五六歲的人，曾是文藝社團的老大，下飛機後會不會被逮捕？馬來西亞對思想的控制還是相當嚴厲的，在當地華人社會有這樣活躍的‘共匪’的話，對大馬政府而言不是一個好事。所以我知道回到馬來西亞，情況並不樂觀。”
溫瑞安終於回家了。後來他才知道當年“天狼星詩社”的一些弟兄變賣了所有社業，取走存款，逼走其他一些成員，剩下的弟兄跟政府辦案人員同聲同氣。溫瑞安說：“這完全能理解，他們還要活下去，不該冒我同樣的風險。我自己受這樣的苦就夠了，傳染多幾個人就像病毒，也沒好處。”
在馬來西亞，溫瑞安面臨尷尬選擇：臺灣沒修完文化學課程；以寫作出名的他在大馬，往往風聲鶴唳；如果去香港，靠寫作維生相當不易；回臺灣吧，多次申請赴臺失敗。他父親那時身體不好，母親也希望他暫時安定下來。他權衡再三，最終選擇留在馬來西亞繼續發展。
命運再度與他開玩笑。1981年2月13日，《南洋商報》頭版大新聞：“溫瑞安：臺灣涉嫌叛亂”。溫瑞安說：“報紙上說，要判我多少多少年，指我是‘共匪’，披露我讚揚鄧小平好、周恩來好。這些我還可沽名釣譽，他們畢竟是叱吒風雲的歷史人物，歷史上肯定可以留名的。可報道最後居然說我支持‘四人幫’，特別崇拜江青。這真是冤透了。我想或許是因為《明報月刊》裡有一江青特輯，其實月刊老闆金庸做這特輯，肯定是批判她的。這真是冤枉了我。”從此，他被迫遠渡香江。
他曾一再向臺灣當局投遞無數自白書或陳情書，要求申辦入境手續。1981年離開臺灣後，他通過各種途徑，申請了63次要求回臺灣，後來才明白，他們根本就是不讓他再踏上臺灣土地。在香港，沒有正式工作，只能逗留一週半月，以他當時財力，也不可能四處遊蕩。直到1987年，臺灣“文工會”邀請他回去，那已是李登輝時期了。那時候宋楚瑜、馬英九都出面為他赴臺說了話。他去臺北時，馬英九還特地出席溫瑞安的宴會，見到他說“我一直都是你小說的讀者”。那以後，溫瑞安就常常去臺灣，直到1993年。溫瑞安說：“那時候臺灣朋友約稿特多，給我的稿費也特別高。”
1993年之後，溫瑞安很少再去臺灣。上世紀80年代，香港亞洲電視曾招攬他為“創作經理”，他在港成立“朋友工作室”。1990起，在港臺成立“自成一派文藝創作推廣合作社”，他致力發展中國大陸市場，大部分時間留駐中國大陸。溫瑞安歷盡曲折，這是人生磨練。他對中華文化的想象，在神州大地滋潤著，圓滿著，令他的生命更完整。正是，往來成古今，揆古而察今，“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
2012-08-03 新民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