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在山東省泰安市泰山發現了一方明代的“山轎示禁碑”，碑文載錄了一起因支派山轎而引發的申訴案件。根據泰山學院泰山研究院教授周郢《明代泰山“山轎示禁碑”考釋》（刊《民俗研究》2020年第2期），這塊石碑的發現為了解泰山古代山轎情況及轎伕生活提供了極為難得的史料。
“示禁碑”揭古人登泰山交通工具
1994年，泰山管理部門在拆除紅門宮附近居民牆基時，挖掘出一方殘碑，現置於紅門北小泰山香社碑林之後。經現場查勘，石碑殘高139ｃｍ，寬44ｃｍ，厚15ｃｍ，上段已有殘缺，鐫刻了明代嘉靖年間一份官府文告。
周郢介紹，根據石碑上鐫刻的內容，這是一方官府所立的“示禁碑”。“示禁碑是由地方官制定和發佈的地方禁令，而泰山此碑的特異之處在於，其所示禁的內容關涉到泰山古代獨特的登山工具——山轎。”根據碑文內容可以，碑中所說的“登頂”之“轎”，就是山轎，又稱山輿、籃輿、筇兜，俗呼山轎子、爬山虎，其中手挽的名腰筍，用肩抬的名肩輿，則都是古人登泰山時常用的交通工具。
乘坐山轎登山的形式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清代徐珂《可言》卷十一“肩輿”條曾引用《漢書》中的“輿轎而逾嶺”，認為乘坐山轎登山由來已久。但漢人《封禪儀記》記東漢光武帝封禪泰山時步行登山，說明當時還沒有山轎。唐代的制度則是官吏“不得輒乘擔子”，這說明在唐代是禁止乘坐山轎的。
“北宋時君臣登泰山，工具有‘輿’與‘橫板’，《宋朝事實》卷十一《儀注》雲：‘帝每經道險峻，必降輿徒步……至回馬嶺，以天門斗絕，給從官橫板，選親從卒推引而上。’原注云：‘板之制，長三尺許，兩端施以綵帛，上則施於背，下則施於臆。’這種‘橫板’或許就是山轎的雛形，註釋裡說的‘綵帛’是彩色絲綢的意思，‘臆’則是胸部的意思。”周郢說，宋元人泰山遊記中開始提到轎子——“肩輿”，比如宋代錢伯言的《遊覽記》中說：“還過雞籠峰，始復肩輿。”趙鼎臣《遊山錄》中提到：“餘將登山，假輿徒於邑中。”元人杜仁杰的《張宣慰登泰山記》寫道：“具肩輿，輦公而上。”這些都說明宋元時期不僅已經有山轎，而且有提供抬轎服務的專業人員。
明清山轎成登泰山常用交通工具
到了明清時期，山轎成為仕宦登泰山時最常用的交通工具，相關記載也在當時人的詩文中大量出現。
明張岱《岱志》雲：“山樏在戶，樏槓曲起，不長而方，用皮條負肩上，拾山蹬則橫行如蟹，已歇而代，則旋轉似螺，自成思理。”這段話寫的是泰山山轎的形制與登山方法，大意是走山路時乘坐轎子，把抬轎子的橫木用皮條綁住扛在肩上，沿著盤路像螃蟹一樣橫著走，轎伕根據轎子轉動的角度自由換肩，減輕疲勞，構思設計獨特。
清王沄《漫遊紀略》卷三《齊魯遊》雲：“山輿緯繩於木，乘者如坐畚器（用竹、木或薄鐵皮等做的器具）中，輿夫革帶垂肩，以手乘握木，有若御車。”毛際可《岱遊紀略》：“所乘肩輿，貫以皮革，挽兩夫肩上，每登降則左右相併，如扶掖者然。”唐仲冕《岱覽》雲：“輿如竹兜，長僅六尺許，穹其坐處若弓，柎（橫板）置絡，兩柎間坐之。舁夫（轎伕）以韋（皮繩）懸兩把，負韋握把，側足橫行磴上，乘者無俯仰之苦。雖蘚撻飈颭（雖然階滑梯晃），登且疾於徒手，下則如飛矣。”
周郢介紹，清代徐珂《清稗類鈔》第十三冊《舟車類》“泰山之輿”條記載的更為具體，內容為：“遊泰山者必乘肩輿，其輿與南方絕異，僅有南方轎之上半，而去其下半，故兩足下垂，以一木板託之。坐椅之兩旁，貫以兩木槓，木槓之兩端，系以一皮條，而輿夫之肩此皮條，兩肩不時更替。其行也，非若南方轎伕之一前一後，後者之面，對前者之背也。乃兩人同時面向所行方向以行，故坐者為側坐，而行者為橫行。蓋泰山高四五十里，獨身步行數十武，即已不支，況曳百斤之重以升數十里之高乎？於是而兩肩更替，使輿夫不至過勞也；於是而橫行，使輿自下而上不至傾斜也。”
“到了民國時期，從事山轎行業的專業機構有十幾家。根據老照片展示的近代山轎圖樣，形制大致是：一個帶有扶手的木椅，縛在兩根扁擔之上，肩擔兩端，各系一條轎絆，上面張布幔以遮陽，用輿夫二人抬，同步橫行上山。由此推想明清的山轎樣式應該與民國時期的大致相同。這種形制獨特的登山工具，成為古代泰山山道中一大景觀。”周郢說。
【最泰安全媒體記者 劉小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