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東林書院牌坊
書院是我國傳統的教育組織形式，是中國古代學術研究與傳承的重要場所。其起源於唐代，初興於宋元，繁盛於明清，消亡於清末。在千餘年的歷史進程中，書院為封建王朝輸送了大量的人才，官方學術也多萌生於此，為古代文化的繁榮做出了貢獻。
唐：萌芽與肇始
河南嵩陽書院大唐碑
書院之名，始見於唐代。據袁枚《隨園隨筆》所載：“書院之名，起唐玄宗時，麗正書院、集賢書院皆建於朝省，為修書之地。”唐代的書院，已有官立和私立之分。皇家設立圖書典籍管理機構，將藏書、校勘、出版書籍與講學論道結合為一體，並用以儲備人才，擔當皇帝的顧問。書院一詞逐漸演變成這一官方學術服務機構的代稱。而在民間，私人讀書治學的書齋也逐漸向公眾開放。在“大曆十才子”之一盧綸的詩歌裡，便有著“學就晨昏外，歡生禮樂中”的記載，志趣相投的文人學者相聚一堂，不僅品詩著文、談經論道，還收徒講學、教學相授，書齋向書院開始轉變，並具有學校的功能與性質。書院逐漸成為學術交流與傳播的重要場所，也成為中華文化傳遞與傳承的集中展示窗口。
宋：初興與確立
與動盪紛爭的唐末五代相比，北宋的統一為社會安定與經濟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伴隨著印刷技術的升級，兩宋時代的文教事業重新興起乃至繁榮。在這一時期，書院數量達到七百餘所，超唐代書院總數十倍有餘。
北宋初年，在長期的戰亂過後，中央官學尚未完全恢復，地方教育體系也百廢待興。在這一背景下，“士病無所於學，往往相與擇勝地，立精舍，以為群居講習之所”，民間書院應運而生，代替了官學的角色，滿足著民眾對教育的渴求。對此，北宋政府也因利乘便，不僅御賜書籍、田畝、匾額，還對書院山長進行封賞，以扶持書院的發展。
北宋開寶九年（976年），在官府的資金支持下，潭州太守朱洞正式創立了嶽麓書院。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宋真宗趙恆召見嶽麓山長周式，“拜國子監主簿”，並御筆賜書“嶽麓書院”四字門額。嶽麓書院自此揚名天下。五代時期創辦的睢陽書院由宋真宗賜額，定名為“應天府書院”，此後應天府書院又升為“南京國子監”，最終成為北宋的最高學府。宋真宗在位期間雖無傑出政績，但他鼓勵士人讀書科考，視書院為養士之所，為宋朝廣納賢人，其《勵學篇》中“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的論述，也成了膾炙人口的諺語流傳至今。南宋的書院建造者們用“天下四大書院”代指這一階段出現的一大批頗有聲望、影響廣泛可稱聞於天下的書院，雖說法不一，但多不離嶽麓、石鼓、白鹿洞、嵩陽、應天府、茅山、徂徠等書院。
河南花洲書院
自北宋慶曆四年（1044年）始，朝廷多次興辦官學，以掌握教育主導權。在這一背景下，許多本已頗具規模的地方書院都受到了衝擊，或被徵收，或被停辦，也有部分被納入了官學的陣營，譬如嶽麓和湘西兩書院就與潭州州學一同形成了三位一體的特殊教育格局，即“潭州三學”。即便如此，相對於北宋初期，書院數量仍然是有增無減。這得益於士人群體的支持和推動。書院也滿足著他們的文化需求，給了他們實踐學術理想的平臺。
北宋書院主要代替官學的功用，滿足了教學、教育的需求，並始終圍繞科舉取士而展開。南宋時期，書院的發展則以講學為指歸，體現了學術的昌盛繁榮，開創了書院與學術結合的傳統。
南宋時期，理學逐漸佔據了主流地位。士人學者為弘揚其學術觀點，紛紛設立書院，吸納學者講學並招納學生。理學家與書院的緊密聯繫，實際上從北宋時期就已開始，從周敦頤的濂溪書院，再到二程（程顥和程頤）講學的嵩陽書院、明道書院，而後又有楊時所主辦的東林書院、呂祖謙的麗澤書院、張栻的城南書院等。其中，使理學與書院真正合流的最大貢獻者，當屬朱熹。
福建南溪書院
據史料所載，朱熹一生大多時間都在書院、精舍之中度過，或聚眾講學，或廣收門徒，或著書立說，浙江、安徽、江西、福建、湖南各地書院都可尋到他曾駐足停留而寫下的詩詞文章，浙江杭州紫陽書院、江西上饒鵝湖書院都因朱熹講學而興盛。隨著仕途的遷徙，在管理地方行政事務之餘，朱熹自發主持興辦了大同書院、燕南書院、考亭書院等，朱門弟子所建的書院數量則更多。在朱熹的著述中，有相當數量的內容與書院相關，內容涉及藏書、祭祀、學田等，並推崇理學在書院的傳播。
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知南康軍，主持修復江西廬山白鹿洞書院。他不僅重新建造院宇、籌措院田，還廣徵圖書，並多次邀請陸九淵、劉清之等學者前來講學。朱熹制定的《白鹿洞書院揭示》（以下簡稱《揭示》），高度總結了前人辦學的經驗教訓，明確了教育的意義，形成了較為成熟的書院教育理論體系，具有濃厚的理學色彩。《揭示》不僅在民間書院中普遍流傳，對官學也有一定影響，時至今日仍具有參考價值。可以說，這是書院發展史上的綱領性學規，也是書院發展到成熟階段的標誌之一。
南宋時期，書院制度的成熟不僅體現在書院數量的多寡，還體現在其教學職能的明確。理學家紛紛藉助書院這一平臺講學傳道，宣傳自己的思想主張，學子士人汲汲於此，學術隊伍逐漸龐大。從此，理學成為書院的指導思想和主要的傳授內容，書院則成了理學傳播的大本營，二者互為依託。除此之外，南宋書院的建築規制和職能劃分也都趨於完善，內部的管理結構也較為完備，注重學派宗師的祭祀，並普遍擁有了獨立的經濟來源。
元：推廣與拓展
早在蒙古國時期，元朝統治者就已經意識到，武力征服需要與文化政策並行，才能化解蒙漢之間的民族矛盾，維護政權的長治久安。所以，於燕京創設太極書院，招攬江南大儒趙復主持講學，並供奉了理學的開山祖師周敦頤，以二程、張載、楊時等人配祀。宋元戰爭時，忽必烈也多次頒佈詔令稱“凡有書院，亦不得令諸人騷擾”，對書院等文化教育設施加以保護。
湖南嶽麓書院四箴亭
元朝建立後，宋朝遺民多拒絕入仕元政府，而是選擇隱居山林，創建書院，著書立學，如汪惟嶽深居友陶書院、金履祥建仁山書院等。對此，元朝統治者仍然採取了支持引導的文化政策：第一，對於宋朝遺民創建、講學的書院，政府一律予以承認，將書院視作地方官學，給予一定程度上的學術自由。第二，給予書院一定的財政撥款，並將山長列為學官，納入了元朝廷的官僚體系。第三，地方官員紛紛參與主持重建書院的工作，如知州汪元奎建紫陽書院，並且蒙古官吏也參與其中，在全國建設書院二十餘所。
在這一背景下，元代修復、重建、新建書院近三百所，可以說“書院之設，莫盛於元”。雖然元朝廷通過任免山長、財政撥款等方式介入了書院的管理，使得書院具有官學化的傾向。但也正因為如此，書院數量才會不斷增長，書院的運轉才能如此高效，書院的學生才能與官學學生擁有相同的權益，成功地化解了蒙漢矛盾，推動書院制度化的持續向前。此外，直隸、河南、山西等五省新建書院八十所，書院成了理學的載體，促進了元代理學的北傳。
明：興盛與輝煌
在書院發展的歷程中，明代佔據著承上啟下的關鍵位置。
湖南嶽麓書院御書樓
明初，書院曾有過百年的沉寂。從朱元璋起，到英宗天順年間，創建和修復前朝因戰火損毀的書院僅一百四十三所。以最具代表意義的嶽麓書院為例：曾經輝煌的嶽麓書院，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兵毀之後便一直荒廢，直到一百餘年後長沙府通判陳鋼重修院舍，“闢道路，廣捨宇，備器用，增公田，儲經書”，嶽麓書院才逐漸恢復講學。除此之外，明初大興官學，也是書院呈頹勢的原因之一。當時只允許官學學生報考科舉考試，明朝廷將讀書與入仕緊密結合起來，故而書院發展陷入停滯狀態。
這一困境，在成化、弘治年間開始有所緩解。官學弊病叢生，純粹成為科舉制度的附庸。在士人的呼籲下，明朝廷放寬了對書院的管制，並責令地方行政長官主持建復書院，包括屋舍的創建、學田的歸屬、藏書的規模和講學的師資。譬如荒廢了八十七年的白鹿洞書院，在江西巡撫、布政使、提學使等各級地方長官的努力下，才逐漸恢復到宋元時期的鼎盛狀態。正是這些曾經聲名烜赫的書院開始恢復講學，才帶動了各地書院的建設。
廣東文昌書院
陽明心學的崛起，是明代中後期書院得到突飛猛進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王守仁（王陽明）先後建造了龍岡書院，修復了濂溪書院、稽山書院，並廣收門徒，其門人弟子亦大興書院。甘泉先生湛若水，凡足跡所至之處必建書院、必講學，與他相關的書院超過四十所，可與朱熹相媲美。王、湛二人還致力於復興宋元會講的傳統，召集門人後學講學論道，將書院與學術的結合再一次推向了一個高峰。明代後期，新創建的書院即有一千六百餘所，總數約兩千所，數量上迅速超過歷代書院總和。分佈的版圖也急速由中部向邊遠落後地區擴張，遍佈十九個省區。西北部有甘肅的酒泉書院、銀川的朔方書院，西南部則綿延到了雲南，共計六十九所，最南部已到中緬邊境。可以說，書院在明代時期出現了宋元兩朝所不能及的鼎盛狀況。
明代書院還有兩個較為顯著的特點：第一，明代書院向平民開放，不論是僧侶道士，還是村農百姓，都有受學甚至講學的權利，滿足了平民教育的需求。而一些村社、家族的書院，招收學生時也不再侷限於本家子弟，開始向村民、族人敞開。第二，自明代開始，書院開始走出國門，最早在朝鮮半島進行復制，成為中國文化向外傳播的重要途徑。朝鮮書院以程朱理學作為研究重點，為朝鮮半島的學術發展提供了新平臺。
清：普及與改制
明末清初，朝代更迭，大量書院因戰爭的侵襲而毀於一旦。清軍入關後，清朝廷對書院的政策主要是抑制與防患。順治帝曾下詔，明令禁止新設書院：“不許別創書院，群聚徒黨，及號召地方遊食無行之徒，空談廢業。”對於社會上已有的書院，則制定《訓士臥碑文》進行限制。然而，書院制度沿襲至此，已頗具社會影響，各地書院在朝廷的高壓政策下，仍然在逐漸恢復之中。
從康熙年間起，朝廷的書院政策逐漸開始從禁止轉為支持。康熙曾多次向書院賜書、賜額。如杭州規模最大的萬松書院，著名學者王守仁等人都曾在此處講學，康熙帝題“浙水敷文”之匾額，萬松書院遂改名為敷文書院。雍正時期，則確立了全面支持書院發展的政策，撥千兩白銀作為經費，集中人力、人才資源，命各省於省會設立書院。乾隆帝則下詔稱“書院即古侯國之學也”，將書院的地位提升到官方的教育體系之中，並設立了一系列規範的標準制度，如書院山長的聘請、生源的把控和經費的來源。自此，官辦書院與民辦書院再次共同推動書院進入了一個更高速發展的階段，並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景況。即使是到道光、咸豐兩朝，在內憂外患的背景下，書院仍有較大發展。各級官辦書院、民間書院如雨後春筍般遍佈全國，創建、興復書院五千八百餘所。
廣東文昌書院
清代書院的發展是多方面的：首先，相對於明代，書院數量有顯著增長，且分佈的範圍再一次擴大。除西藏外，包括新疆、港澳在內，如今中國版圖的各省份都已有書院的存在。在東北地區，也設立了龍城書院等三十餘所專授八旗子弟的書院，滿族貴族子弟紛紛進入漢人的傳統文化組織求學。再者，中國書院再一次走向海外，為他國提供辦學樣式的參考與借鑑。順治初年，日本長崎、滋賀等地便開始創建書院。海外傳教士將書院帶到了意大利，華僑則將書院帶至印度尼西亞、美國、新加坡等地。光緒年間在吉隆坡建成的陳氏書院至今仍在堅持。而中國本土也隨著西方國家的侵入，接收到了西方的新文化，出現了許多教會書院，理論上傳播了許多科學、天文學、數學等新知識。
清末，隨著西方教育體制的引入，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詔令行新政，改學制，廢除書院，並一律改為新式學堂，書院制度就此終結。
結 語
書院，歷經一千餘年的發展與演變，始終與官學共同發展，但又相對獨立；吸收了私人講學的傳統，又借鑑了官學的管理模式；教育職能與學術研究並行，既培養學術能力，也培養學生個人的道德修養；注重師承關係，又通過講會制度促進著不同學派之間的交流互通。其在中國教育史上佔據著不可比擬的地位，對古代中國文化的傳承、推廣起到了重要作用。
作者簡介
賈望平，湖南大學嶽麓書院中國史專業碩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