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以來，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在迫使全人類聯合抗疫的同時，也暴露出人類社會的脆弱性。中國最先受到疫情的衝擊，在疫後經濟恢復和應對疫情帶來的社會性變革方面同樣走在了世界前列。中國正在有條不紊地穩定國內經濟。儘管政府統計數據顯示，第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同比下降6.8%，但我們的模擬分析顯示，中國經濟可能已經在第一季度觸底[1]。
隨著復工復產的有序推進，影響中國經濟的幾大趨勢也正浮出水面。新冠疫情加快了業已存在的趨勢，令未來之路更加清晰。本報告將探討中國經濟因新冠疫情而加速到來的五大趨勢（圖 1）。
快進趨勢一：數字化
新冠疫情不僅加快了B2C行業的數字化進程，那些數字化程度向來較低的行業也在加速數字化步伐，例如傳統上需要線下互動的行業和B2B行業。
在新冠疫情爆發前，中國已經是消費領域的數字化領導者 —— 約佔全球電子商務交易額的45%，移動支付滲透率比美國高出三倍。而今，新冠疫情加快了中國消費者和企業的數字技術採用率。根據我們在移動端對中國消費者進行的調查，約有55%的受訪者表示在疫情高峰期過後會繼續在線購買更多生活用品。在耐克（Nike）APP推出居家健身功能後，其一季度在中國的數字化銷售額同比增長30%。而在綜合房產平臺貝殼的虛擬現實展廳中，今年2月房屋帶看量幾乎較上月增長35 倍。
工作方式也發生了巨大變化：企業溝通平臺釘釘的月活用戶數一個季度翻了一倍多，達到1.77億。受醫保報銷政策變化影響，以及隨著醫藥銷售代理與醫生之間的虛擬互動增加，醫療健康領域的數字化互動也在加速，在線問診量快速增長。而這一切的變化都發生在 5G 廣泛部署之際，這項技術有望進一步促進數字化工具的廣泛應用。
快進趨勢二：全球依存度降低
在地緣政治和經濟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國與世界的聯繫已經悄然發生變化，而新冠疫情似乎加快了這一趨勢。
在新冠疫情爆發前，中國經濟對世界的相對依存度已經在降低：內需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國內供應鏈也日趨成熟、本地化程度加深，中國的創新能力也在加強。此外，由於中美貿易摩擦帶來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在2019年多家機構進行的調查中，約有30%至50%的受訪企業考慮調整供應鏈戰略，包括尋找替代採購來源或將生產轉移到其他國家和地區。新冠疫情下，一些國家存在將本國關鍵領域企業遷出中國的呼聲，並出臺了配套的財政支持政策。在中國美國商會（AmCham China）調查的企業中，有20%認為新冠疫情可能加速“脫鉤”。歐盟商會（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2月發表的一篇論文顯示，實現投資多元化已成為許多在華歐洲企業的首要議程。此外全球貿易和投資大幅放緩，人員流動嚴重受限。
儘管存在這些趨勢，但整體情況還需要考慮多方面的綜合因素。鑑於中國市場的規模和增長潛力，通過投資供應鏈和創新來服務中國市場對跨國企業來說依然十分重要。中國仍需藉助外部技術投資來保持經濟增長。而各方未來數月乃至數年做出的決策將成為影響中國與世界關係的重要變量。
快進趨勢三：競爭加劇
中國頂尖企業在利潤和投資回報方面佔據了很大的優勢，但激烈的競爭會威脅它們的既有地位。新冠疫情將加劇競爭態勢，給在華企業帶來更大風險的同時或也將帶來更高回報。
根據我們對全球營收最高的5000家企業的分析，在中國，排名前1/10的頭部企業獲得了90%的總經濟利潤；而在世界其他地區，這一比例約為70%。許多頭部企業已經實現了數字化和高度敏捷化，這些優勢幫助他們有效應對疫情。例如，阿里巴巴的盒馬鮮生超市克服了供應鏈制約，有效滿足了短期在線水果訂單驟增的需求。富士康憑藉自身的敏捷性，轉產口罩生產，給予員工更好的防護，並且搶在競爭對手之前率先復工復產。熱門短視頻平臺抖音則在疫情高峰期宣佈招聘一萬名新員工。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以中小企業為代表的弱勢企業。他們的敏捷性和數字化程度都不夠，因此面臨現金流不足、甚至被迫裁員和破產的危險。
快進趨勢四：消費者日漸成熟
在新冠疫情爆發前，生活富裕的中國年輕一代從未經歷過國內經濟大幅下滑。這場疫情迫使他們更加認真地反思自己的支出和儲蓄習慣，在購物時也比以前更加註意權衡。
二十多及三十多歲的消費者向來是中國消費增長的引擎，但他們的消費態度在新冠疫情爆發後發生了顯著變化。一項調查顯示，42%的年輕消費者因為疫情而加強了儲蓄意願。消費貸款也有所減少，還有4/5的中國消費者計劃在疫情後購買更多保險產品。儲蓄額已經大幅增長 —— 中國家庭存款餘額在第一季度增長 8%，達到87.8萬億元人民幣。與此同時，41% 的消費者計劃通過理財、投資和共同基金增加收入來源。
疫情還影響了消費者的購物偏好，他們轉而尋找品質更好、更健康的商品：在我們針對後疫情時代中國消費者行為的調查中，超過70%的受訪者將投入更多時間和金錢購買安全、環保的產品，還有 3/4 的受訪者希望在疫情結束後改善飲食健康。
快進趨勢五：私營企業和社會組織
嶄露頭角
在2003年“非典”疫情期間，政府和國企是經濟復甦的推動者，而今，私營企業和頂尖科技公司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為社會經濟做出了更大貢獻；同時還湧現出一批頗具影響力的社會組織，為經濟復甦組織捐贈了數百萬美元。政策層面的討論還表明，新冠疫情可能還會加速推進備受關注的土地、勞動力和資本市場結構化改革。
2003年“非典”爆發時，國企是中國經濟的主力，約佔中國資產總額的55% 的和利潤總額的45%。但如今，私營企業卻為中國經濟貢獻了近2/3的增長和90%的新增就業，表明中國經濟力量分佈發生了重大變化。新冠疫情發生後，政府與大型私營企業的合作起到了引領作用。例如，支付寶和微信支持上海政府通過健康二維碼“隨申碼”遏制病毒傳播。
這都凸顯出私營部門的崛起，表明它們有能力參與事關國計民生的重要活動，彰顯了政企合作的潛力。與此同時，包括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和萬科公益基金會在內的社會團體則組織捐款數百萬美元，助力經濟復甦。我們預計，這樣的社會組織將在未來中國社會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