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郁達夫先生
白薇
郁達夫先生是個好人啊！
雖然他的年齡比我可能還要小几歲，可他是早年已經成名的文學家，而我當時還是初出茅廬，我心中自認為是晚輩，對他尊之如叔叔一般。
我開始認識他是在廣州。1926年冬，我從日本回來，到了香港，小手提袋被扒手搶去了，我頓時成了窮光蛋，回廣州的路費都沒有了，又沒有地方可借，只好把全部行李抵押給旅館，才得到30元回廣州。
因為在日本時，常和“創造社”的幾個朋友接觸，到了廣州，便直接去“創造社”出版部廣州分部求援。在那裡見到成仿吾、穆木天、郁達夫、王獨清等，他們熱情地接待了我，請我看戲、劃遊艇、逛公園。國事、時局、多年的風險經歷，以及個人生活......無所不談。幾位朋友當中，成仿吾像個老大哥，指引我讀馬、列的書。郁達夫像個老朋友，一點架子也沒有，也沒有陌生的感覺，可是很有禮貌，他關心我的前途去向，他力勸我這次回家無論如何要正式結束與李家的罪惡婚姻關係，鼓勵我堅定地走文學的道路，而且要打開眼界，看到國家民族，使我深受感動。他們鼓勵我到武漢去參加北伐革命工作。這是我一生中投入革命大洪流的開始。
郁達夫先生當時已是中山大學的教授，身邊比較有幾個錢，但他為人很慷慨，常請大家吃飯，酒喝得半醉便作詩抒懷。因為他要回上海工作，便辭去了中山大學的教職。12月7號，是他的生日，我也和大家一起參加了他的30生辰慶祝會。當時我想：30歲還不能算壽辰，為什麼要慶祝呢？很久以後，我才理解：那是革（XX）命的聚會，文思勃發的聚會，所以到會的朋友都作詩一首以志這一難忘的聚會。這次會上，話題很多，話鋒激盪，對社會時弊切中要害，我雖尚不敢高談闊論，但深有同感。席間，我尤其佩服郁達夫先生的態度，有人說我的創作思想受“創造社”的影響很深，這不是沒有根據的。
當時不知是誰偷偷告訴我，說是郁達夫有意追求我，使我嚇了一跳。我深心尊敬他是文學先驅，是長輩！這話我幾乎不敢聽，也不相信。但我從此不敢單獨接近他。
1927年，汪精衛叛變，大革命失敗，我辭去了武昌中山大學教職，憤然離開國際編譯局跑到了文化人集中的上海。我身邊無錢，住不起旅館，就借住在“創造社”的食堂裡，後來寫了些小文章，收到了很少的稿費，才租了一席之地的小亭子間住下，但仍在“創造社”食堂吃飯。因為食堂收費便宜，所以有許多當時靠寫文章吃飯的人在那裡搭食，郁達夫等大文人大作家常去和這些文筆戰友談天，聯絡感情。郁達夫非常平易近人，愛廣交朋友，無論對誰都有話說。他一來到食堂，總是從這桌走到那桌和青年朋友談笑風生，無拘無束地和他們握手，親切地拍拍肩膀，青年人都愛接近他，有些人常到他寓所談天求教，他都是來者不拒。他一有了稿費便約朋友去玩，去吃飯，可是他自己的衣著卻是從不講究，因此有人說他“散漫”、“浪漫”、“不修邊幅”。
這時我和他可說是老朋友了，只因在廣州時曾聽說他有意追求我，而他在文學上是先生，是長者，我心中仍然是以叔輩看待他，尊敬他，敬而遠之。他彷彿也知道我的顧慮，有一次曾對我說：“有人認為我很浪漫，其實我的內心是很正直的，別看我常常和女孩子們也握握手，拍拍肩，我認為這是友愛，不是邪愛。你不信？即使有哪個女孩子在我家過夜，我絕不會觸犯她。”他邀我去他寓所作客，我始終不敢。
不知什麼時候他愛上了王映霞，有一次，我們三四個女青年坐在一桌吃完飯，郁達夫走過來沒有說話，便拉了王映霞的手走出去了。第二天王映霞穿起了漂亮的旗袍和高跟鞋來到食堂，大家叫她“達夫太太”，真是“特別快車”。王映霞並不是文人，也不十分美俏，只是會安排生活，這說明郁達夫先生是個實在的人，他生活上確實需要一個能幹、會過日子的內助，他並不是採花的浪漫公子。
他的文鋒犀利，為當時的當局所忌，他怕這樣會對“創造社”不利，便自動宣佈退出了“創造社”，後來便和魯迅先生合編《奔流》月刊。他鼓勵我向《奔流》投稿。魯迅先生很熱心培養我，於是由楊騷帶領我第一次把我的三幕話劇《打出幽靈塔》送給《奔流》發表了，以後我認識了魯迅先生，得到很大的鼓舞和教益，這也應該感謝郁達夫先生的關照。
郁達夫先生是個好人啊！
我每一想起達夫先生就懷念他那平易近人的風度，和那濃烈的革命激情！他蒙難了，犧牲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陰謀暗害中！他死得太早了！太可惜了！
郁達夫先生真是個好人啊！是個好人......1984年5月於北京（何由整理）
白薇
（1893～1987），原名黃彰，中國近現代女作家。
清光緒十九年（1893）二月五日生於興寧縣南鄉渡頭（今屬資興市白廊鄉）秀流村人。
白薇著有大量詩歌、小說、劇本、散文，其代表作有劇曲《琳麗》、劇本《打出幽靈塔》、長篇小說《炸彈與徵鳥》、長篇自傳體小說《悲劇生涯》、1983年，湖南出版社出版白舒榮、何由合著的《白薇評傳》。1985年，湖南出版社出版《白薇作品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