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科學》齊守印:馬克思恩格斯的公共經濟觀

《財政科學》齊守印:馬克思恩格斯的公共經濟觀

標題:馬克思恩格斯的公共經濟觀

作者:齊守印

刊期:《財政科學》2020年第3期

作者簡介:中國財政學會常務理事,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博士生導師,河北經貿大學中國公共經濟理論與政策研究中心名譽主任

內容提要

構建中國特色公共經濟學需要以馬克思主義公共經濟思想理論為指導。馬克思、恩格斯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創始人雖然沒有專門的公共經濟學著作並且否定私有制基礎上有名副其實的“公共經濟學”,但他們卻有極為豐富而系統的公共經濟思想,以辯證唯物主義歷史觀和方法論為基礎的公共經濟觀則是其中最重要的理論板塊。其中主要內容包括:基於人作為社會性“類存在物”二重屬性而肯定與私人經濟共存並相互作用的公共經濟存在觀;對階級社會公共經濟性質的辯證觀;公共經濟演化邏輯的唯物史觀;公共經濟辯證發展的歷史趨勢觀。

關鍵詞:馬克思 恩格斯 公共經濟 總體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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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科學》齊守印:馬克思恩格斯的公共經濟觀

精彩內容摘編


馬克思和恩格斯雖然沒有專門寫作出版過公共經濟學著作,並且認為在以私有制基礎的社會中“公共經濟學”與國民財富、國民經濟學等“用語”一樣“沒有任何意義”,但是,決不能據此認為他們沒有公共經濟思想理論。實際上,只要較為廣泛地研讀一下馬克思、恩格斯關於經濟學、政治學和有關歷史唯物論的著作,就不難發現,他們對公共經濟問題闡述過相當豐富、系統而且十分深刻的觀點。我們姑且將其稱之為“馬克思恩格斯的公共經濟觀”。

近年來,我國一些學者相繼發表了不少文章,從不同角度研究探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公共經濟思想理論,對我們瞭解馬克思恩格斯的公共經濟觀產生很大幫助。但是,由於這些文章考察視角各不相同,僅限於此,仍不足以系統清晰地把握馬克思恩格斯公共經濟觀的全貌與實質。筆者近幾年基於完成所承擔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研究需要,對馬克思恩格斯的相關著作做了進一步系統和認真的研讀,由此對馬克思恩格斯的公共經濟觀形成了自以為較為系統、清晰的基本認識。

從完全意義上說,所謂馬克思恩格斯的公共經濟觀與他們的公共經濟思想理論本應是等價或者同義的,既包括對公共經濟一般本質、一般聯繫、生產方式、發展規律和對階級社會公共經濟、原始社會、未來社會等人類社會各種特殊形態公共經濟的思想觀點,也包括對作為公共經濟核心範疇的公共物品、作為公共經濟財務活動的財政事務等所做的論述,從而是一個關於公共經濟所有內容進行全面闡述的系統性理論框架。限於篇幅,本文僅討論其中與“公共經濟”在語義上最直接的部分。


基於人作為社會性“類存在物”二重屬性而肯定與私人經濟共存並相互作用的公共經濟存在觀


與現代西方版本公共經濟學闡述公共經濟存在理由及其與私人經濟之間關係的方法和範式不同,馬克思、恩格斯在將人的全部需要區分為個人及其家庭需要與社會公共需要的基礎上,將滿足這兩種不同性質需要的物品和用以生產這兩種物品的資源作出區分,進而將體現這兩類需要、物品、資源的經濟關係和利益關係區分為兩種,並且認為這兩種經濟關係、利益關係統一在一個共同體之中。這兩種經濟關係、利益關係及其所依託的產品和資源分別構成兩種不同的力量,它們之間相互作用,共同推動社會歷史的發展。其中,滿足公共需要、運用公共資源、體現公共利益的經濟活動和內含於其中的經濟關係,自然是公共經濟。這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在混合經濟視野之下對公共經濟產生原因、存續理由和一般功能的整體看法。具體包括兩項主要內容:

(一)基於人作為“類存在物”二重屬性需要的經濟領域分野

馬克思恩格斯從人類需要的屬性、滿足需要的資源將整個社會經濟活動區分為相對而平行的兩大領域,在此基礎上,將人類利益區分為個人及其家庭的特殊利益和相互交往的個人的共同利益,以及在統一整體中既相互聯繫又有所區別的兩種相對應的經濟關係,而這兩種經濟關係共同構成每個社會經濟關係的有機整體。

首先馬克思恩格斯根據作為現實的人作為“類存在物”兼具個人獨立性和基於相互交往的社會性這二重屬性,將人的整體需要區分為個人及其家庭的消費需要和社會公共需要,相應地將整個社會經濟資源一分為二,由此使整個經濟呈現為私人和公共兩種經濟活動共同構成的混合體。正因為如此,“在任何社會(例如,自然形成的印度公社,或秘魯人較多是人為發展的共產主義)中,總是可以區分出勞動的兩個部分,一個部分的產品直接由生產者及其家屬用於個人的消費,另一個部分即始終是剩餘勞動的那個部分的產品,總是用來滿足一般的社會需要,而不論這種剩餘產品怎樣分配,也不問由誰執行這種社會需要的代表的職能。”從這段論述可知,馬克思是從囊括所有社會形態的一般意義上進行的概括,不僅從來如此,而且永遠如此。換言之,公共經濟既不是現代社會的特殊存在,也不是從近現代某個時期才產生的,人類社會經濟自始以來就是公共經濟與私人經濟的混合體。

其次,馬克思恩格斯基於“經濟學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和“每一既定社會的經濟關係首先表現為利益”的研究範式,又從利益關係角度分析了公共經濟與私人經濟及其混合而成的共同體。他們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隨著分工的發展也產生了單個人的利益或家庭的利益與所有相互交往的個人的共同利益之間的矛盾;而且這種共同利益不是僅僅作為一種‘普遍的東西’存在於觀念之中,而首先是作為彼此有了分工的個人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存在於現實之中。正是由於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間的這種矛盾,共同利益才採取國家這種與實際的單個利益和全體利益相脫離的獨立形式,同時採取虛幻的共同體的形式”。這個共同體,由代表個人及其家庭特殊利益的私人經濟與體現社會共同利益(其中包括階級社會中主要代表統治階級集體利益)的公共經濟兩部分構成。其中,因為體現於公共經濟中的公共利益與體現於私人經濟中的特殊利益存在一定的矛盾,所以,從個人及其家庭特殊利益來看,公共經濟自然就具有異己的性質。這種異己感,隨著社會公共機構演化為與社會相脫離的國家而進一步增強。對此,馬克思恩格斯指出:“正因為各個人所追求的僅僅是自己的特殊的、對他們來說是同他們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所以他們認為,這種共同利益是‘異己的’和‘不依賴’於他們的,即仍舊是一種特殊的獨特的‘普遍’利益,或者說他們本身必須在這種不一致的狀況下活動,就像在民主制中一樣。”

儘管如此,由於公共經濟與私人經濟不僅始終處於同一個混合經濟體之中,而且二者之間存在著深層次的內在聯繫,從而使“每一個社會中的生產關係都形成一個統一的整體。”這就是說,每一個社會的生產關係也是由基於私人經濟的人們之間特殊利益關係和基於公共經濟的共同利益關係構成的一個整體,因而對各個社會的經濟關係必須從兩種不同利益的相互聯繫上加以整體分析理解和全面把握。正因為如此,馬克思早在1859年所擬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篇目中才在“資產階級社會在國家形式上的概括”這一部分列舉“‘非生產’階級”時,對非生產三個字加了引號。就是說,從混合經濟或公共經濟的視角考察,國家並非像當時以斯密為代表的主流經濟學派所理解的那樣是“非生產”的。因為,公共經濟及其具體承擔者也生產社會所不可缺少的“物品”,用以滿足人作為類存在物所產生的公共需要。因此,對於整個混合經濟體而言,作為在階級社會中表現為國家的社會公共機構及其執行的公共職能,並不是“非經濟”或“非生產”的外生變量,而是一種人類基於公共需要和社會交往所產生的經濟力量。

(二)在混合經濟共同體內,公共經濟與私人經濟通過相互作用共同推動經濟社會發展

在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歷史唯物論的分析闡述中,公共經濟一般被視為凌駕於私人經濟或市民社會之上的上層建築,即作為一種超然於經濟基礎的物質力量,同時又以經濟學詞彙將其稱為“擴大了的生產力”來看待,並依此邏輯論述公共經濟與私人經濟之間的相互作用。對此,他們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社會活動的這種固定化,我們本身的產物聚合為一種統治我們、不受我們控制、使我們的願望不能實現並使我們的打算落空的物質力量,這是迄今為止歷史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受分工制約的不同個人的共同活動產生了一種社會力量,即擴大了的生產力。”其後,恩格斯在《致約·布洛赫》(1890)從反證的角度指出:“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麼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鬥爭的進程發生影響並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斗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階級鬥爭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勝利了的階級在獲勝以後確立的憲法等等,各種法的形式以及所有這些實際鬥爭在參加者頭腦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理論,宗教的觀點以及它們向教義體系的進一步發展。這裡表現出這一切因素間的相互作用,而在這種相互作用中歸根到底是經濟運動作為必然的東西通過無窮無盡的偶然事件(即這樣一些事物和事變,它們的內部聯繫是如此疏遠或者是如此難於確定,以致我們可以認為這種聯繫並不存在,忘掉這種聯繫)向前發展。”稍後,他在《康·施米特》(1890)中又正面指出:“新的獨立的力量總的來說固然應當尾隨生產的運動,然而由於它本身具有的、即它一經獲得便逐漸向前發展的相對獨立性,它又對生產的條件和進程發生反作用。這是兩種不相等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經濟運動,另一方面是追求儘可能大的獨立性並且一經確立也就有了自己的運動的新的政治權力。總的說來,經濟運動會為自己開闢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經受它自己所確立的並且具有相對獨立性的政治運動的反作用”。“國家權力對於經濟發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種:它可以沿著同一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就會發展得比較快;它可以沿著相反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像現在每個大民族的情況那樣,它經過一定的時期都要崩潰;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經濟發展沿著既定的方向走,而給它規定另外的方向——這種情況歸根到底還是歸結為前兩種情況中的一種。但是很明顯,在第二和第三種情況下,政治權力會給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損害,並且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費。”

以上論述說明,公共經濟與私人經濟(或者按照本文前後一貫的語義規定將其稱為民間經濟)之間每日每時都在發生著相互作用。當二者相互作用的用力方向一致的情況下將會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反之,當二者相互作用的用力方向相反且雙方作用力相互匹敵、以致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相互抵消的時候,就會導致經濟發展停滯,而當雙方用力方向相反且公共經濟一方的反作用力更大的時候,則會導致經濟發展出現倒退。因為在這種相互作用中,問題主要出在公共經濟一方,在其發生作用所產生的副效應超過一定限度以致經濟崩潰、民不聊生的時候,作為社會先進生產力代表的人民群眾就會自發地或者在先進政黨組織領導下自覺地通過奮起革命推翻執行公共事務、掌握公共權力、作為公共經濟操盤手的政權機構,甚至推翻掌握政權的整個統治階級,以便為合乎規律的經濟發展開闢道路。

全文刊發《財政科學》2020年第3期,歡迎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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