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當今的經濟問題，扶持消費及發放各種不現實不落地的消費券“刺激”消費都不如是救金融，救金融不如救企業，救企業不如救員工。或者說，救經濟不如救民生。
所謂經濟，不外乎人的創造性活動。活動都停止了，經濟當然就停下來。經濟都停下來，民生自然也不好。或者說，經濟就是民生。
所以民生有兩個概念，一個經濟之內，一個經濟之外。那怎麼救？同樣無外乎兩個，一個存量，一個增量。
發放補貼是存量，復工是存量，增量是什麼？
4天前，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強化穩就業舉措的實施建議》。5條建議中最讓我關注的，就是“支持多渠道靈活就業，合理設定無固定經營場所攤販管理模式。”
換句話說，就是這些年來被禁止的“夜市”，被城管追著跑的攤販，要放開了。
這就是增量。
那這個增量的現狀是什麼樣？
“前兩天夜裡我出門去買點零物，看見一個賣烤玉米的大爺。沒有戴口罩，天上還飄著雨花，街上一個人都沒有。烤玉米想賣出去太難了。我就跑了幾家藥店買一次性口罩，去了幾家都沒有，好在最後一家買到了，想回去送給他，順便買點烤玉米。但是回去的時候他已經走了，我難過了很長時間，後悔當時沒有買幾個烤玉米，沒有告訴他要等等我。”
這樣的人，在中國有1.3億。
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有三：第一這樣的人、這樣的增量憑什麼能救民生？第二假如能救，這樣的好事此前為什麼禁止？第三實施過程中它會遇到哪些問題，怎麼解決？
01 “攤販經濟”憑什麼能救民生？
提“攤販經濟”，就不得不提“夜經濟”。
因為在現有城市管理條例下，排除少數白天“頂風作案”的以外，大多攤販只能在晚9點以後出沒。因為此後城管才不會查。
所以“攤販經濟”的大頭，主要在夜間。
一般來講，“夜經濟”指下午6點～次日凌晨6點。而大多商場、餐飲、娛樂等“正規”消費場所，一般截止到晚10點結束。10點以後，才是所謂“宵夜江湖”的開始。
而正由於後者的“非正規性”，才有了增量一說。
“夜經濟”起源於上世紀70年代的英國。我國起源於90年代，俗稱“夜市”。以個體經營的KTV、餐館、洗腳城等個體戶與流動經營的水果攤、大排檔、烤紅薯攤等攤販為主。
到了2002年，中國的商業地產從房地產行業中獨立出來，受到廣泛關注。一年後，各種“Mall”在中國大地上拔地而起。直到2004年12月，零售業全面對外開放，外國巨頭沃爾瑪，家樂福，易初蓮花，歐倍德進入中國市場。
此後，“shoping mall”，或者說大型連鎖商業體，在中國就不再是一件新鮮事了。
換言之，此時“夜經濟”的參與主體，有攤販、個體戶與大型連鎖商業體3類。
三者的區別就在於，大型連鎖商業體與個體戶有固定經營場所與正規營業執照，而攤販皆無。
大型連鎖商業體一般營業至晚10點，其內的連鎖KTV、影院一般營業至次日凌晨0～2點。個體戶經營的KTV、洗腳城等，一般營業至次日凌晨2～3點。而攤販大多營業至次日凌晨2～6點。
如果非要再加上一條區別，那就是是否衛生，是否影響市容市貌等直接影響是否能評比上“全國衛生城市”、“全國文明城市”等現代化稱號。
一方面由於經濟的突飛猛進，居民消費需求的進一步提升，另一方面由於大型商業地產的“衛生”、“好看”、“高端”的替代，兩者一拍即合，在那個“全面對外開放”的一年後，中國各個城市開始了小攤小販禁止之路。
以武漢為例，2005年1月19日，湖北省第十一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批准，自2005年3月1日起施行《武漢市市容環境衛生管理條例》。同時廢止1995年3月31日湖北省八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批准的《武漢市城市市容環境衛生管理條例》。
換句話說，已經持續了10年的小攤小販經營模式被禁止了。與之而來，城管的暴力執法與攤販的暴力對抗，在那些年裡屢見不鮮。
而到了近年來，各式“掃黃打非”行動，進一步消滅了本已遊離在法律邊緣，生存空間狹小的攤販經濟，以及部分個體經營的KTV、洗腳城等。
此時的“夜經濟”，只剩下正規的大型商業體，與指定區域經營的、合法的個體戶。
但就是這樣“非正規”的經營模式，帶動了我國數億人就業。
一般研究認為，我國主要有五類勞動者受不同原因驅使進入到攤販經濟當中：
1. 為了逃離低工資、高強度、甚至非人性的工廠或服務業部門的工人2. 為了緩解種田收入不足和農村貧困生存壓力的農民3. 下崗工人、殘障者、流浪漢、刑滿釋放者等就業困難群體4. 為了應對和克服生意失敗、經營困難的個體經營者5. 為了彌補低工資，兼職擺攤維持生計的城市工薪階層
而從城鎮化的角度來看，中國城市化的過程中，很大一部分農村剩餘勞動力並未從農業部門進入城市現代部門，而是進入了政府管制之外的非正規部門。
所以早年有西方學者判斷，發展中國家城市化最大的問題，是工業化不足以吸收農村剩餘勞動力。其實是不全面的。
因為它忽視了龐大的非正規經濟的現實和作用。今天世界30億的經濟活動人口中，從事各式非正規經濟的就有18億人。而在中國，這個數字是1.3億。
某種程度上說，在中國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城市化的最大挑戰，不是就業機會匱乏的失業問題，而是如何對待非正規就業的就業問題。
假如忽視這個龐大的隱形就業群體，意味著1.3億人將直接丟掉飯碗。而在中國現有的2.3億個體戶中，或因劃定區域租金過高、管理費過高導致不願去等問題，或部分因涉黃違法等問題，同樣會讓一些人丟掉飯碗。
雖然在去年年中的時候，我國經濟進入增長放緩期間，北京、天津、上海、濟南等城市相繼出臺了支持“夜經濟”的舉措。通過不斷設立商業街區、旅遊街區等可營業至凌晨的指定經營區域，以圖刺激經濟增長。
且在去年8月14日，國家統計局發佈了7月國民經濟的見效情況。“7月全國餐飲收入3678億元，同比增長9.4%。另外，和餐飲相關的行業也受到帶動，當月飲料零售額增長9.7%，菸酒類零售額增長10.9%。”
當時《經濟觀察報》有評論：“夜經濟已然成為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新亮點。”
但就在這盞最亮的現代化霓虹燈下，“燈下黑”的1.3億人，依舊面臨的是忽視。
而到了今天疫情期間，這些“非正規”就業人口的處境，只會更難。且如文首提到的不能復工員工的言論，數以億的失業人口，同樣艱難。
2015年時，法學家何兵曾提出，在經濟危機的形勢下，政府應當允許老百姓在路邊擺攤，這將有利於擴大百姓的就業門道。我認為是十分合理的。
但問題是，正如此前禁止的理由一樣，影響市容、破壞環境衛生、佔用道路等公共資源、以及涉黃違法等問題，該如何解決？
02 為什麼屢被禁止？
除去部分硬性涉黃違法問題無可厚非外，歸納此前禁止原因，一般有四。
1. 影響市容市貌。流動的攤販攤位一般形象邋遢，這種過多的攤點分散在城市裡有礙市容。2. 有違公平競爭。流動經營無需租金且佔據顯要位置，有固定攤位或門店的經營戶如何與之抗衡？3. 佔用道路等公共資源，且會導致交通擁堵。4. 無證、不交稅，且破壞環境衛生，這有違法律法規。
在我看來，這四條都不成立。
第一，假使影響市容成立的話，那將不僅僅是攤販影響市容，還有拾荒、行乞、衣衫襤褸的進城農民工、衣著不整的寒門學子、沿街乞討的流浪漢，是否都影響市容呢？是否都要將他們趕出城市呢？
事實上，路邊的攤位，是他們賴以生存的根本，沒收生存工具，剝奪經營權利，無異於趕他們出城。
第二，市場經濟的公平競爭，一般指機會公平而非起點公平。不是說你租了門面我就一定要租門面，應該是你租門面是你的選擇。
你比我有錢，你可以租個門面，開個寬敞明亮的超市，吸引更高端的消費群體，賺取更豐厚的利潤。
我比你沒錢，我也可以擺個攤位，吸引貪便宜圖方便的過路行人，賺取一點微薄的差價。
門店與攤位，本就服務不同的消費人群，屬於不同層次的市場競爭，能夠帶來市場的互補。
而政府要做的，恰恰就是給需要幫助的所有人提供機會，為機會公平創造條件，而非製造同一起點的公平。
第三，佔用道路等公共資源。雖然交通擁堵確實讓人煩悶，但問題是，公共資源的本身就具有讓所有人“搭便車”的特性。
對於城市道路或免費公園、紀念館等，原則是，不管你是否支付了費用，都可以自由的消費且無需經過誰的批准。
就像有人每天逛街，有人10天不逛1次街。每天逛街的人不能說他導致了交通擁堵而因此受到指責，閉門不出的人也不能說他方便了他人而因此受到讚揚。
更重要的是，公共資源絕非只有道路。企業利用土地制度缺陷大肆低價圈地，大學生在非義務教育階段享受國家教育補貼，疫情期間武漢人享受國家財政補貼，他們都利用了公共資源，他們都應該被禁止嗎？
第四，無證、不交稅、破壞環境衛生，實則一個因果問題。
正因為路邊不許擺攤，使得他們沒有一個穩定攤位，他們的財產安全和穩定收入得不到保障，所以他們才不能去辦理各類證照和照章納稅。
如果有一個安定的經營環境給他們，使他們免於被驅趕與被處罰，一般攤販是不會拒絕的。
所以在2017年時，李克強總理曾簽署過一項國務院令，正式公佈《無證無照經營查處辦法》。這條《辦法》的一大亮點，就是放寬了無證無照經營的查處範圍。
事實上，在一些發達國家，對流動攤販的管理較為寬鬆。
比如在美國，路邊小攤在城市中隨處可見，一些城市還有定期或不定期的街頭集市。英國則把各種攤販視為城鎮商業的一部分，有些城市還對有明顯地區文化特點的攤販加以保護。韓國街頭也有很多裝飾得很漂亮的流動商販，形成了一種“道路文化”。
而在過去很長的時間裡，嚴管理，甚至杜絕街頭攤販，一直是我國城市管理的主基調。雖然早在2008年，我國就取消了個體工商戶管理費和集貿市場管理費，但對於流動就業的攤販，政策方面卻並沒有出現顯著的鬆動。
也是由此，產生了城管與攤販們之間的“貓和老鼠”遊戲，以及各種層出不窮的衝突。
所以在那次國務院公佈的《辦法》中，明確將在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場所和時間，銷售農副產品、日常生活用品，或者個人利用自己的技能從事依法無須取得許可的便民勞務活動，以及依照法律、行政法規、國務院決定的規定，從事無須取得許可或者辦理註冊登記的經營活動，排除在無證無照經營的範圍之外。
至於查處無證無照經營，相關部門也應當堅持查處與引導相結合、處罰與教育相結合的原則，對具備辦理證照的法定條件、經營者有繼續經營意願的，應當督促、引導其依法辦理相應證照。
此外，法律、行政法規對其處罰沒有明確規定的無照經營行為，適當減輕法律責任，不再予以沒收工具，並降低罰款數額。
歸而言之，就是由“堵”向“疏”的轉變。
因此當時有評論稱，“給攤販更多寬容就是給民生更多機會。”
那麼在疫情下的今天，同樣如此。
03 實際的問題與寬容的解決
雖然解答了那些理由性問題，但在一個偌大的城市裡，如何平衡人們外出消費的交通、人身安全、飲食安全等成本，與經營戶的利益？把這些細節放在一起，就是一個龐大而系統的城市治理工程。
過嚴監管，壓制經濟活力。過鬆監管，容易放大問題。這考驗著每一個城市的管理智慧。
就拿成本問題來說，儘管放開“攤販經濟”，放開夜間的“攤販經濟”，但那些增加的公安、工商、衛生等，這些監管成本是否值得？以及夜間增加的午夜公交、地鐵，這些交通成本又是否值得？
2019年各地出臺支持“夜經濟”舉措時，廣州市發改委服務處處長尹志新曾這樣對媒體說過，“作為公共服務的提供者，政府應緊跟民眾的需求，緊跟主體商戶的需求。同時，政策實施要做好統籌和頂層設計，算好經濟賬。”
而這個經濟賬就是：公交公司可以虧，但公交公司加商場的綜合效益算起來如果是盈利的，那這個班車就可以開通。但如果綜合算來已然虧損，那麼拿公共財政去補貼就不合適。
交通經濟賬如此，監管經濟賬亦然。
所以，這必須是一個實事求是的問題。
而就像我曾寫疫情下的社區問題一樣，假使這個成本政府很難承擔，那群眾自己能否承擔、能否自治呢？
據《經濟觀察報》報道，羅蘭貝格執行總監劉波曾建議，提高夜經濟的公共服務能力，可以發揮街區商會自治的作用。如成立街委會作為管理主體，以市場化運營機制推動專業化管理。
事實上，早在去年4月，上海、北京等地都開展了夜經濟的自治模式。在《關於上海推動夜經濟發展的指導意見》中，建立了“夜間區長”和“夜生活首席執行官”制度。
在北京，在7月的《北京市關於進一步繁榮夜間經濟促進消費增長的措施》中，提出設立市、區、街（鄉鎮），三級夜間“掌燈人”，負責統籌協調本級夜間經濟發展。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個邏輯不單單是夜經濟，也是攤販經濟中依舊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事實上，販夫走卒，沿街叫賣，向來是貧民的傳統謀生手段。歷代也都沒有限制過他們。不僅不限制，佔了道路，官府也不追究。比如老北京的天橋與上海的城隍廟。
還比如日本戰國時代，織田信長之所以成為霸主的原因，其中關鍵一項，就在於放開販夫走卒，建立“樂市樂座”的自由經濟。
而從公平的角度，窮人為什麼窮？如果是因為他們好吃懶做，那自然咎由自取。但絕大多數，並非如此簡單。
而如果是靠自己的勞動與智慧賺取收益，養活自己，則並沒有什麼不妥。
從社會利益的角度，攤販佔道經營，似乎是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並沒有給社會帶來貢獻。但經濟學告訴我們，凡是雙方自願的交易，總能促進整個社會的財富增長。攤販自不例外。
他們為經濟拮据的家庭提供了物美價廉的蔬菜水果，為沒有搭上公交卻無錢打車的人、為不會織補卻不願意丟棄衣服的人都提供了廉價而實惠的服務。
不僅如此，他們還為自己的子女得到了必要的教育，使自己的家人能夠得到及時的治療，使整個社會因無法生存而以身試法的人越來越少，使整個社會只要勞動就有收入而勇於創業的人越來越多。他們其實是值得尊敬且意義重大的。
好的是，這些天裡，成都、德陽、錢江，四川、河北、湖北等省市，開始放開了對他們的管控。
特別在今天這樣的災難下，數以億計的失業人口下，這樣的“寬容”，尤為顯得勢在必行。
從經濟的角度，今年我國經濟的主要任務，已不再是保增長，而是穩就業成為了最核心的底線。
如果政策轉向穩就業，那麼促進消費將成為政策的主要抓手。如果政策全面轉向穩就業，那麼消費將成為我國經濟”三駕馬車“中最關鍵的一輛。因為它除去自身比重最大、帶動就業人口最多之外，它還能直接帶動製造業和服務業的需求，從而對穩定就業提供最堅定的支撐。
而在這個消費之中，服務企業的復工是存量，政府給予企業與個人的補貼是存量，而增量，就在攤販。
所以我也想在此呼籲，更多城市放開“攤販經濟”，放開“夜經濟”中那些“非正規”但合法的攤販，給沒有工作、沒有錢給孩子買奶粉買尿褲的人們，更多寬容。
因為給他們更多寬容，就是給經濟更多機會，更是給民生更多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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