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胡適、林語堂、顧頡剛、湯一介、馮友蘭、季羨林……大師們都是怎麼讀書的?

目錄

蔡元培:我的讀書經驗

胡適:讀書的習慣重於方法

林語堂:論讀書

顧頡剛:怎樣讀書

徐復觀:應當如何讀書

賀麟:讀書方法與思想方法湯一介:讀書本該會意

馮友蘭:我的讀書經驗

季羨林:對我影響最大的幾本書

朱光潛:人文方面幾類應該讀的書

蔡元培、胡適、林語堂、顧頡剛、湯一介、馮友蘭、季羨林……大師們都是怎麼讀書的?

蔡元培:我的讀書經驗

我自十餘歲起,就開始讀書,讀到現在,將滿六十年了,中間除大病或其他特別原因外,幾乎沒有一日不讀點書的,然而我也沒有什麼成就,這是讀書不得法的緣故。我把不得法的概略寫出來,可以為前車之鑑。

我的不得法第一是不能專心。我初讀書的時候,讀的都是舊書,不外乎考據辭章兩類。我的嗜好,在考據方面,是偏於詁訓及哲理的,對於典章名物,是不大耐煩的;在辭章上,是偏於散文的,對於駢文及詩詞,是不大熱心的。然而以一物不知為恥,種種都讀,並且算學書也讀,醫學書也讀,都沒有讀通。所以我曾經想編一部說文聲系義證,又想編一本公羊春秋大義,都沒有成書,所為文辭,不但駢文詩詞,沒有一首可存的,就是散文也太平凡了。到了四十歲以後我始學德文,後來又學法文,我都沒有好好兒做那記生字練文法的苦工,而就是生吞活剝看書,所以至今不能寫一篇合格的文章,做一回短期的演說。在德國進大學聽講以後,哲學史、文學史、文明史、心理學、美學、美術史、民族學統統去聽,那時候這幾類的參考書,也就亂讀起來了。後來雖勉自收縮,以美學與美術史為主,輔以民族學,然而他類的書終不能割愛,所以想譯一本美學,想編一部比較的民族學,也都沒有成書。

我的不得法,第二是不能動筆。我的讀書,本來抱一種利己主義,就是書裡面的短處,我不大去搜尋它,我正注意於我所認為有用的或可愛的材料。這本來不算壞,但是我的壞處,就是我雖讀的時候注意於這幾點,但往往為速讀起見,無暇把這幾點摘抄出來,或在書上做一點特別的記號,若是有時候想起來,除了德文書檢目特詳,尚易檢尋外,其他的書,幾乎不容易尋到了。我國現雖有人編“索引”、“引得”等等,專門的辭典,也逐漸增加,尋檢自然較易,但各人有各自的注意點,普通的檢目,斷不能如自己記別的方便。我嘗見胡適之先生有一個時期,出門時常常攜一兩本線裝書,在舟車上或其他忙裡偷閒時翻閱,見到有用的材料,就折角或以鉛筆作記號。我想他回家後或者尚有摘抄的手續。我記得有一部筆記,說王漁洋讀書時,遇有新雋的典故或詞句,就用紙條抄出,貼在書齋壁上,時時覽讀,熟了就揭去,換上新得的,所以他記得很多。這雖是文學上的把戲,但科學上何嘗不可以仿作呢?我因從來懶得動筆,所以沒有成就。

我的讀書的短處,我已經經驗了許多的不方便,特地寫出來,望讀者鑑於我的短處,第一能專心,第二能動筆,這一定有許多成效。

文章原刊《文化建設》1935年4月

蔡元培、胡適、林語堂、顧頡剛、湯一介、馮友蘭、季羨林……大師們都是怎麼讀書的?

胡適:讀書的習慣重於方法

讀書會進行的步驟,也可以說是採取的方式大概不外三種:

第一種是大家共同選定一本書來讀,然後互相交換自己的心得及感想。

第二種是由下往上的自動方式,就是先由會員共同選定某一個專題,限定範圍,再由指導者按此範圍擬定詳細節目,指定參考書籍。每人須於一定期限內作成報告。

第三種是先由導師擬定許多題目,再由各會員任意選定。研究完畢後寫成報告。

至於讀書的方法我已經講了十多年,不過在目前我覺到讀書全憑先養成好讀書的習慣。讀書無捷徑,是沒有什麼簡便省力的方法可言的。讀書的習慣可分為:一是勤,二是慎,三是謙。

勤苦耐勞是成功的基礎,做學問更不能欺己欺人,所以非勤不可。其次謹慎小心也是很重要的,清代的漢學家著名的如高郵王氏父子,段茂堂等的成功,都是遇事不肯輕易放過,旁人看不見的自己便可看見了。如今的放大幾千萬倍的顯微鏡,也不過想把從前看不見的東西現在都看見罷了。謙就是態度的謙虛,自己萬不可先存一點成見,總要不分地域門戶,一概虛心的加以考察後,再決定取捨。這三點都是很要緊的。

其次還有個買書的習慣也是必要的,閒時可多往書攤上逛逛,無論什麼書都要去摸一摸,你的興趣就是憑你伸手亂摸後才知道的。圖書館裡雖有許多的書供你參考,然而這是不夠的。因為你想往上圈畫一下都不能,更不能隨便的批寫。所以至少像對於自己所學的有關的幾本必備書籍,無論如何,就是少買一雙皮鞋,這些書是非買不可的。

青年人要讀書,不必先談方法,要緊的是先養成好讀書、好買書的習慣。

文章原刊1935年5月14日《大學新聞週報》

蔡元培、胡適、林語堂、顧頡剛、湯一介、馮友蘭、季羨林……大師們都是怎麼讀書的?

林語堂:論讀書

讀書本是一種心靈的活動,向來算為清高。“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所以讀書向稱為雅事樂事。但是現在雅事樂事已經不雅不樂了。今人讀書,或為取資格,得學位,在男為娶美女,在女為嫁賢婿;或為做老爺,踢屁股;或為求爵祿,刮地皮;或為做走狗,擬宣言;或為寫訃聞,做賀聯;或為當文牘,抄帳簿;或為做相士,佔八卦;或為做塾師,騙小孩……諸如此類,都是借讀書之名,取利祿之實,皆非讀書本旨。亦有人拿父母的錢,上大學,跑百米,拿一塊大銀盾回家,在我是看不起的,因為這似乎亦非讀書的本旨。

今日所談,亦非指學堂中的讀書,亦非指讀教授所指定的功課,在學校讀書有四不可。

(一) 所讀非書。學校專讀教科書,而教科書並不是真正的書。今日大學畢業的人所讀的書極其有限。然而讀一部《小說概論》,到底不如讀《三國》、《水滸》;讀一部歷史教科書,不如讀《史記》。(二)無書可讀。因為圖書館存書不多,可讀的書極有限。(三) 不許讀書。因為在課室看書,有犯校規,例所不許。倘是一人自晨至晚上課,則等於自晨至晚被監禁起來,不許讀書。(四)書讀不好。因為處處受訓導處干涉,毛孔骨節,皆不爽快。且學校所教非慎思明辨之學,乃記問之學。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禮記》早已說過。書上怎樣說,你便怎樣答,一字不錯,叫做記問之學。倘是你能猜中教員心中要你如何答法,照樣答出,便得一百分,於是沾沾自喜,自以為西洋歷史你知道一百分,其實西洋歷史你何嘗知道百分之一。學堂所以非注重記問之學不可,是因為便於考試。如拿破崙生卒年月,形容詞共有幾種,這些不必用頭腦,只需強記,然學校考試極其便當,差一年可扣一分;然而事實上於學問無補,你們的教員,也都記不得。要用時自可在百科全書上去查。又如羅馬帝國之亡,有三大原因,書上這樣講,你們照樣記,然而事實上問題極複雜。有人說羅馬帝國之亡,是亡於蚊子(傳佈寒熱瘧),這是書上所無的。

今日所談的是自由的看書讀書:無論是在校,離校,做教員,做學生,做商人,做政客,有閒必讀書。這種的讀書,得以開茅塞,除鄙見,得新知,增學問,廣識見,養性靈。人之初生,都是好學好問,及其長成,受種種俗見俗聞所蔽,毛孔骨節,如有一層包膜,失了聰明,逐漸頑腐。讀書便是將此層蔽塞聰明的包膜剝下。能將此層剝下,才是讀書人。並且要時時讀書,不然便會鄙吝復萌,頑見俗見生滿身上,一人的落伍、迂腐、冬烘,就是不肯時時讀書所致。所以讀書的意義,是使人較虛心,較通達,不固陋,不偏執。一人在世上,對於學問是這樣的:幼時認為什麼都不懂,大學時自認為什麼都懂,畢業後才知道什麼都不懂,中年又以為什麼都懂,到晚年才覺悟一切都不懂。大學生自以為心理學他也念過,歷史地理他亦念過,經濟科學也都念過,世界文學藝術聲光化電,他也念過,所以什麼都懂。畢業以後,人家問他國際聯盟在哪裡?他說“我書上未念過”,人家又問法西斯蒂在意大利如何?他也說“我書上未念過”,所以覺得什麼都不懂。到了中年,許多人娶妻生子,造洋樓,有身份,做名流,戴眼鏡,留鬍子,拿洋棍,沾沾自喜,那時他的世界已經固定了:女人放胸是不道德,剪髮亦不道德,社會主義就是共產黨,讀《馬氏文通》是反動,節制生育是亡種逆天,提倡白話是亡國之先兆,《孝經》是孔子寫的,大禹必有其人……意見非常之多而且確定不移,所以又是什麼都懂。其實是此種人久不讀書,鄙吝復萌所致。此種人不可與之深談。但亦有常讀書的人,老當益壯,其思想每每比青年急進,就是能時時讀書所以心靈不曾化石,變為古董。

讀書的主旨在於排脫俗氣。黃山谷謂人不讀書便語言無味,面目可憎。須知世上語言無味面目可憎的人很多,不但商界政界如此,學府中亦頗多此種人。然語言無味,面目可憎在在官僚商賈亦無妨,在讀書人是不合理的。所謂面目可憎,不可作面孔不漂亮解,因為並非不能奉承人家,排出笑臉,所以“可憎”;脅肩諂媚,面孔漂亮,便是“可愛”。若欲求美男子小白臉,儘可於跑狗場、跳舞場,及政府衙門中求之。有漂亮面孔,說漂亮話的政客,未必便面貌不可憎。

讀書與面孔漂亮沒有關係,因為書籍並不是雪花膏,讀了便會增加你的容輝。所以面目可憎不可憎,在你如何看法。有人看美人專看臉蛋,凡有鵝臉柳眉皓齒朱唇都叫美人。但是識趣的人如李笠翁看美人專看風韻,笠翁所謂三分容貌有姿態等於六七分,六七分容貌乏姿態等於三四分。有人面目平常,然而談起話來,使你覺得可愛;也有滿臉脂粉的摩登伽,洋囡囡,做花瓶,做客廳裝飾甚好,但一與交談,風韻全無,便覺得索然無味。黃山谷所謂面目可憎不可憎亦只是指讀書人之議論風采說法。若《浮生六記》中的芸,雖非西施面目,並且前齒微露,我卻覺得是中國第一美人。男子也是如此看法。章太炎臉孔雖不漂亮,王國維雖有一條辮子,但是他們是有風韻的,不是語言無味面目可憎的,簡直可認為可愛。亦有漂亮政客,做武人的兔子姨太太,說話雖然漂亮,聽了卻令人作嘔三日。

至於語言無味(著重“味”字),那全看你所讀的是什麼書及讀書的方法。讀書讀出味來,語言自然有味,語言有味,做出文章亦必有味。有人讀書讀了半世,亦讀不出什麼味兒來,那是因為讀不合的書,及不得其讀法。讀書須先知味。這味字,是讀書的關鍵。所謂味,是不可捉摸的,一人有一人胃口,各不相同,所好的味亦異,所以必先知其所好,始能讀出味來。有人自幼嚼書本,老大不能通一經,便是食古不化勉強讀書所致。袁中郎所謂讀所好之書,所不好之書可讓他人讀之,這是知味的讀法。若必強讀,消化不來,必生疳積胃滯諸病。

口之於味,不可強同,不能因我之所嗜好以強人。先生不能以其所好強學生去讀,父親亦不得以其所好強兒子去讀。所以書不可強讀,強讀必無效,反而有害,這是讀書之第一義。有愚人請人開一張必讀書目,硬著頭皮咬著牙根去讀,殊不知讀書須求氣質相合。人之氣質各有不同,英人俗語所謂“在一人吃來是補品,在他人吃來是毒質”(One's meat is another's poison)。因為聽說某書是名著,因為要做通人,硬著頭皮去讀,結果必毫無所得。過後思之,如做一場噩夢。甚至終身視讀書為畏途,提起書名來便頭痛。蕭伯納說許多英國人終身不看莎士比亞,就是因為幼年塾師強迫背誦種下的惡果。許多人離校以後,終身不再看詩,不看歷史,亦是旨趣未到學校迫其必修所致。

所以讀書不可勉強,因為學問思想是慢慢懷胎滋長出來的。其滋長自有滋長的道理,如草木之榮枯,河流之轉向,各有其自然之勢。逆勢必無成就。樹木的南枝遮蔭,自會向北枝發展,否則枯槁以待斃。河流遇了磯石懸崖,也會轉向,不是硬衝,只要順勢流下,總有流入東海之一日。世上無人人必讀之書,只有在某時某地某種心境下不得不讀之書。有你所應讀,我所萬不可讀,有此時可讀,彼時不可讀。即使有必讀之書,亦決非此時此刻所必讀。見解未到,必不可讀,思想發育程度未到,亦不可讀。孔子說五十可以學《易》,便是說四十五歲時尚不可讀《易經》。劉知幾少讀古文《尚書》,捱打亦讀不來,後聽同學讀《左傳》,甚好之,求授《左傳》,乃易成誦。《莊子》本是必讀之書,然假使讀《莊子》覺得索然無味,只好放棄,過了幾年再讀,對《莊子》感覺興味,然後讀《莊子》。對馬克思感覺興味,然後讀馬克思。

且同一本書,同一作者,一時可讀出一時之味道來。其景況適如看一名人相片,或讀名人文章,未見面時,是一種味道,見了面交談之後,再看其相片,或讀其文章,自有另外一層深切的理會。或是與其人絕交之後,看其照片,讀其文章,亦另有一番味道。四十學《易》是一種味道,五十而學《易》,又是一種味道,所以凡是好書都值得重讀的。自己見解愈深,學問愈進,愈讀得出味道來。譬如我此時重讀Lamb的論文,比幼時所讀全然不同,幼時雖覺其文章有趣,沒有真正魂靈的接觸,未深知其文之佳境所在。一人背癰,再去讀范增的傳,始覺趣味。或是叫許欽文在獄中讀清初犯文字獄的文人傳記,才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由是可知讀書有兩方面,一是作者,一是讀者。程子謂《論語》讀者有此等人與彼等人,有讀了全然無事者;亦有讀了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所以讀書必以氣質相近,而凡人讀書必找一位同調的先賢,一位氣質與你相近的作家,作為老師。這是所謂讀書必須得力一家。不可昏頭昏腦,聽人戲弄,莊子亦好,荀子亦好,蘇東坡亦好,程伊川亦好。一人同時愛莊荀,或同時愛蘇程是不可能的事。找到思想相近之作家,找到文學上之情人必胸中感覺萬分痛快,而靈魂上發生猛烈影響,如春雷一鳴,蠶卵孵出,得一新生命,入一新世界。George Eliot(喬治.愛略特)自敘讀《盧梭自傳》,如觸電一般。尼采師叔本華,蕭伯納師易卜生,雖皆非及門弟子,而思想相承,影響極大。當二子讀叔本華、易卜生時,思想上起了大影響,是其思想萌芽學問生根之始。因為氣質性靈相近,所以樂此不疲,流連忘返;流連忘返,始終可深入,深入後,然後如受春風化雨之賜,欣欣向榮,學業大進。誰是氣質與你相近的先賢,只有你知道,也無需人家指導,更無人能勉強,你找到這樣一位作家,自會一見如故。蘇東坡初讀《莊子》,如有胸中久積的話,被他說出,袁中郎夜讀徐文長詩,叫喚起來,叫復讀,讀復叫,便是此理。這與“一見傾心”之性愛(love at first sight)同一道理。你遇到這樣的作家,自會恨相見太晚。一人必有一人中意的作家,各人自己去找去。找到了文學上的愛人,他自會有魔力吸引你,而你也樂自為所吸,甚至聲音相貌,一顰一笑,亦漸與相似。這樣浸潤其中,自然獲益不少,將來年事漸長,厭此情人,再找別的情人,到了經過兩三個情人,或是四五個情人,大概你自己也已受了薰陶不淺,思想已經成熟,自己也就成了一位作家。若找不到情人,東覽西閱,所讀的未必能沁入魂靈深處,便是逢場作戲。逢場作戲,不會有心得,學問不會有成就。

知道情人滋味便知道苦學二字是騙人的話。學者每為“苦學”或“困學”二字所誤。讀書成名的人,只有樂,沒有苦。據說古人讀書有追月法,刺股法,及丫頭監讀法,其實都是很笨。讀書無興味,昏昏欲睡,始拿錐子在股上刺一下,這是愚不可當。一人書本排在面前,有中外賢人向你說極精彩的話,尚且想睡覺,便應當去睡覺,刺股亦無益。叫丫頭陪讀,等打盹時喚醒你,已是下流,亦應去睡覺,不應讀書。而且此法極不衛生。不睡覺,只有讀壞身體,不會讀出書的精彩來。若已讀出書的精彩來,便不想睡覺,故無丫頭喚醒之必要。刻苦耐勞,淬礪奮勉是應該的,但不應視讀書為苦。視讀書為苦,第一著已走了錯路。天下讀書成名的人皆以讀書為樂;汝以為苦,彼卻沉湎以為至樂。必如一人打麻將,或如人挾妓冶遊,流連忘返,寢食俱廢,始讀出書來。以我所知國文好的學生,都是偷看幾百萬言的《三國》、《水滸》而來,決不是一學年讀五六十頁文選,國文會讀好的。試問在偷讀《三國》、《水滸》的人,讀書有什麼苦處?何嘗算頁數?好學的人,於書無所不窺,窺就是偷看。於書無所不偷看的人,大概學會成名。

有人讀書必裝腔作勢,或嫌板凳太硬,或嫌光線太弱,這就是讀書未入門,未覺興味所致。有人做不出文章,怪房間冷,怪蚊子多,怪稿紙發光,怪馬路上電車聲音太嘈雜,其實都是因為文思不來,寫一句,停一句。一人不好讀書,總有種種理由。“春天不是讀書天,夏日炎炎最好眠,等到秋來冬又至,不如等待到來年。”其實讀書是四季咸宜。所謂“書淫”之人,無論何時何地可讀書皆手不釋卷,這樣才成讀書人樣子。顧千里裸體讀經,便是一例,即使暑氣炎熱,至非裸體不可,亦要讀經。歐陽修在馬上廁上皆可做文章,因為文思一來,非做不可,非必正襟危坐明窗淨几才可做文章。一人要讀書,則澡堂、馬路、洋車上、廁上、圖書館、理髮室,皆可讀。

讀書須有膽識,有眼光,有毅力。膽識二字拆不開,要有識,必敢有自己意見,即使一時與前人不同亦不妨。前人能說得我服,是前人是,前人不能服我,是前人非。人心之不同如其面,要腳踏實地,不可捨己從人。詩或好李,或好杜,文或好蘇,或好韓,各人要憑良知,讀其所好,然後所謂好,說得好的理由出來。或某名人文集,眾人所稱而你獨惡之,則或系汝自己學力見識未到,或果然汝是而人非。學力未到,等過幾年再讀若學力已到而汝是人非,則將來必發現與汝同情之人。劉知幾少時讀前後漢書,怪前書不應有《古今人表》,後書宜為更始立紀,當時聞者責以童子輕議前哲,乃“赧然自失,無辭以對” ,後來偏偏發現張衡、范曄等,持見與之相同,此乃劉知幾之讀書膽識。因其讀書皆得之襟腑,非人云亦云,所以能著成《史通》一書。如此讀書,處處有我的真知灼見,得一分見解,是一分學問,除一種俗見,算一分進步,才不會落入圈套,滿口濫調,一知半解,似是而非。

文章原刊《大荒集》,1934年上海生活書店

蔡元培、胡適、林語堂、顧頡剛、湯一介、馮友蘭、季羨林……大師們都是怎麼讀書的?

顧頡剛:怎樣讀書

一個普通人走進了圖書館,看見滿屋滿架的書,覺得眼睛都花了。這是由於他對世界上的知識沒有一方面是有特殊興趣的所致。研究學問的事固然不必每人都參加,但是一方面的特殊興趣確為任何人所不可少。譬如看報,有人喜歡看專題新聞,有人喜歡看小說文藝,也有人喜歡看商市行情。只要他能夠有一件喜歡的,自然拿到了一份報紙就有辦法。我們讀書的第一件事,是要養成特殊方面的興趣。

有人讀書,只要隨便翻翻就拋開了。有人讀書,卻要從第一個字看到末一個字才罷。其實兩種方法都有道理,但終久只有一種方法是不對的。因為我們可以看的書籍太多了,倘使無論哪一部書都要從第一個字看到末一個字,那麼,人的生命有限,一年能夠讀得多少部書呢?但有幾部書是研究某種學問的時候,必須細讀的,若只隨便翻翻,便不能瞭解那種學問的意義。讀書的第二件事,是要分別書籍緩急輕重,知道哪幾部書是必須細讀的,哪幾部書是隻要翻翻的,哪幾部書只要放在架上不必動,等到我們用得著它的時候才去查考的。要懂得這個法子,只有多看書目,研究一點目錄學。

我們的讀書,是要借了書本子上的記載尋出一條求知的路,並不是要請書本子來管束我們的思想。讀書的時候要隨處會疑。換句話說,要隨處會用自己的思想去批評它。我們只要敢於批評,就可分出它哪一句話是對的,哪一句話是錯的,哪一句話是可以留待商量的。這些意思就可以寫在書端上,或者寫在筆記簿上。逢到什麼疑惑的地方,就替它查一查。心中起什麼問題,就自己研究一下。不怕動手,肯寫肯翻,便可以養成自己的創作力。幾年之後,對於這一門學問自然有駕馭運用的才幹了。我們讀書的第三件事,是要運用自己的判斷力。只要有了判斷力,書本就是給我們使用的一種東西了。宋朝的陸象山說“'六經'皆我註腳”,就是這個意思。

再有兩件事情,也是應當注意的。其一,不可以有成見。以前的人因為成見太深了,只把經史看做最大的學問;經史以外的東西都看做旁門小道。結果,不但各種學問都被抑遏而不得發達,並且由於各種學問都不發達,就是經史的本身也是不能研究得好。近來大家感到國弱民貧,又以為惟有政治經濟之學和機械製造之學足以直接救國的,才是有用之學,其餘都是無關緊要的裝飾品。這個見解也是錯誤的。……

其二,是應該多賞識。無論哪種學問,都不是獨立的,與它關聯的地方非常之多。我們要研究一種學問,一定要對別種學問有些賞識,使得逢到關聯的地方可以提出問題,請求這方面的專家解決,或者把這些材料送給這方面的專家。以前有人說過,我們研究學問,應當備兩個鏡子:一個是顯微鏡,一個是望遠鏡。顯微鏡是對自己專門研究的一科用的;望遠鏡是對其他各科用的。我們要對自己研究的一科極盡精微,又要對別人研究的各科略知一二。這並不是貪多務博,只因為一種學問是不能獨立的緣故。

我從前的讀書雖然並不希望博洽,但確是沒有宗旨,腦子裡只有一堆零碎材料,連貫不起來。經過章太炎先生的提示,頓時激起我連貫材料的慾望。我想我的為學,無論治什麼東西都可以見出它的地位,不肯隨便捨棄,因此對著滿眼都是的史料彷徨。但自己近情的學問畢竟還是史學,我就丟了其他勉力做史學。那時我很想作一部中國學術史,名為《學覽》。粗粗定了一個目錄,釘了二百餘本的卷子,分類標題,預備聚集材料,撰寫成叢書,現在看來,這種治學門徑是對頭的。

文章原刊《顧頡剛全集》之寶樹圓文存卷3,中華書局2011

蔡元培、胡適、林語堂、顧頡剛、湯一介、馮友蘭、季羨林……大師們都是怎麼讀書的?

徐復觀:應當如何讀書

在二千四百多年以前,子路已經說:“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在今日,讀書在整個為學中所佔的分量,當然更見減輕。可是,讀書固然不是為學的唯一手段,但世間決沒有不讀書而會做出學問,尤其是在大學裡的文科學生。所以對於青年學生而言,“應當如何讀書”,依然不失為重要的發問。

我是讀書毫無成績的人,所以只有失敗的經驗,決無成功的經驗。但從失敗的經驗中所得的教訓,有時比從成功的經驗中所得的,或更為深切。同時從民國三十六年辦《學原》起,在整整的十二年中,讀過各個方面、各種程度的許多投稿,也常由作者對問題的提出和解決,而聯想到各人讀書的態度和方法問題,引起不少的感想。這便是不足言勇的敗軍之將,還敢提出此一問題的原因。

不過,我得先聲明一下:我的話,是向著有誠意讀書的青年學生而說的。所謂有誠意讀書,是懇切希望由讀書而打開學問之門,因而想得到一部分的真實知識。若不先假定有這樣的一個起點,則橫說豎說,都是多事、白費。

首先,我想提出三點來加以澄清:

第一,讀書的心情,既不同於玩古董,也不同於看電影。玩古董,便首先求其古;看電影,便首先求其新。僅在古與新上去作計較,這只是出於消遣的心情,若讀書不是為了消遣而是為了研究,則研究是以問題為中心,不論是觀念上的問題,或是事實上的問題。問題有古的,有新的,也有由古到新的,問題的本身便是一種有機性的結構。研究者通過書本子以鑽進問題中去以後,只知道隨著其有機性的演進而演進,在什麼地方安放得上古與新的爭論、計較?

第二,“讀書應順著各人的興趣去發展”的原則,我認為不應當應用到大學生的必修課程上面。一個人的興趣,不僅須要培養,並且須要發現。人從生下來知道玩玩具的時候起,因生活接觸面的擴大,每個人的興趣,實際是在不斷地變更修正。就求知識的興趣來說,大學各院系的必修課程,正是讓學生髮現自己真興趣的資具。假定一走進大學的門,便存心認為哪一門功課是合於我的興趣,哪一門卻是不合的,這便好像鄉下人只坐過板凳,就認定自己坐的興趣只是板凳一樣。就我年來的觀察所得,覺得真正用功的大學生,到了四年級,才能漸漸發現自己真正興趣之所在。凡在功課上,過早限定了自己興趣的學生,不是局量狹小,便是心氣粗浮,當然會影響到將來的成就、何況各種專門知識,常須在許多相關的知識中,才能確定其地位與方向,並保持其發展上的平衡。所以認真讀書的大學生,對大學的必修課程,都應認真地學習;並且課外閱讀,也應當以各課程為基點而輻射出去。對於重要的,多輻射出一點;其次的,少輻射或只守住基點。隨意翻閱,那是為了消磨時間,不算得讀書。

第三,一說到讀書,便會想到讀書的方法;不錯,方法決定一切,但我得提醒大家,好的方法,只能保證不浪費工力,並不能代替工力。並且任何人所提出的讀書方法,和科學實驗室中的操作於續,性格並不完全相同,因受各人氣質、環境的影響,再好的方法,也只能給人以一種啟示。並非照本宣科,便能得到同樣的效果,真正有效的方法,是在自己讀書的探索中反省出來的。師友乃至其他的幫助,只有在自己的探索工作陷於迷惘、歧途時,才有其意義。希望用方法來代替工力的人,實際是自己欺騙自己。

談到方法,或者有人立刻想到胡適先生“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有名口號,尤其是最近正對此發生爭論。其實,假設與求證,無疑地,是科學解決問題的兩個重要環節;把這兩個環節特別凸顯出來,也未嘗不可以。但是將杜威的《思考的方法》及《確實性的探求》兩部三十多萬字的著作,乃至許多與此同性質的著作,簡化為兩句口號,這是從中國人喜歡簡易的傳統性格中所想出的辦法。

簡易,有其好處,也有其壞處,我不願多說下去。不過有一點我得加以指出,即是讀書和作自然科學研究,在一下手時,便有很大的差異。自然科學的研究,是從材料的蒐集與選擇開始。材料只能呈現其現象於觀察者之前。至於現象系如何變成,及此現象與彼現象之間有何相互關係,材料自身,並不能提出解答。於是研究者只好用假設來代替材料自身的解答,並按研究者的要求,來將材料加以人工的安排、操作,即系從事於實驗,以證實或否定由假設所作的解答。但我們所讀的書,除了一部分原始數據外,絕大多數,其本身即是在對某問題作直接的解答。因此,讀書的第一步,便不能以假設來開始,而只能以如何瞭解書上所作的解答來開始。

在瞭解書上所作的解答遇到困難,或對其解答發生疑問,亦即是遇到問題,解決問題時,大體上用得到假設;但一般地說,在文獻上解決問題,多半是以懷疑為出發點,以相關的文獻為線索,由此一文獻探索到彼一文獻,因而得到解決。在此過程中,如有假設,則其分量也遠不及在自然科學研究中的假設的重要。有時可能只有疑問而無假設,並且這種對文獻所發生的疑問、解決,只是為了達到讀書目的的過程,而且也不是非經過不可的過程;我們可能讀某一部書,並不發牛此類疑問,或者前人已解決了此類的疑問。如讀此一部書覺得不滿意,儘可再讀其他的書來補充,犯不著去假設什麼。讀書真正的目的,有如蜜蜂釀蜜,是要從許多他人的說法中,釀出新的東西來,以求對觀念或現實作新的解釋,因此而形成推動文化的新動力,在此一大過程中,分析與綜合的交互使用,才佔了方法上的主要地位。

方法,實際即是一種操作;操作是要受被操作的對象的制約的;被操作的對象不同,操作的程序亦自然會因之而異。許多人似乎忽略了這一點,於是無意中把方法過於抽象化,不僅將文獻上的求證,混同於自然科學中的實驗,忽略了在中國文化中不是缺乏一般的求證的觀念,而是缺乏由實驗以求證的觀念,並且將自然科學研究中的假設,以同樣的分量移用到讀書上面來,於是產生了:(一)讀書專門是為了求假設,做翻案文章,便出了許多在雞蛋中找骨頭的考據家,有如顧頡剛這類的疑古派。(二)把考據當作學問的整體,辛苦一生,在文獻中打滾,從來沒有接觸到文化中的問題,尤其是與人生、社會有關的文化問題。這種學者,才真是不生育的尼姑。(三)笨人將不知讀書應從何下手假設,聰明人為了過早的假設而耽擱一生。因此,我覺得胡先生這兩句口號,可以有旁的用場,但青年學生在讀書時,頂好不必先把它橫亙在腦筋裡面。

現在,我簡單提出一點積極的意見。我覺得一個文科的大學生,除了規定的功課以外,頂好在四年中徹底讀通一部有關的古典,以養成良好的讀書習慣,並藉此鍛鍊自己的思考能力,因而開闢出自己切實做學問的路。讀書最壞的習慣,是不把自己向前推動、向上提起,去進入到著者的思想結構或人生境界之中,以求得對著者的如實的瞭解;卻把著者拉到自己的習心成見中來,以自己的習心成見作座標,而加以進退予奪,於是讀來讀去,讀的只是自己的習心成見;不僅從幼到老,一無所得,並且還會以內己的習心成見去栽誣著者,栽誣前人。始而對前人作一知半解的判斷,終且會演變而睜著眼睛說瞎話,以為可以自欺欺人。這種由浮淺而流於狂妄的毛病,真是無藥可醫的。

所以我覺得每人應先選定一部古典性質的書,徹底把它讀通。不僅要從訓詁進入到它的思想,並且要了解產生這種思想的歷史社會背景;瞭解在這些背景下著者遇到些什麼問題,他是通過怎樣的途徑去解決這些問題;瞭解他在解決這些問題中,遇到些什麼曲折,受到了哪些限制,因而他把握問題的程度及對問題在當時及以後發牛瞭如何的影響;並且要了解後來有哪些新因素,滲入到他的思想中,有哪種新情勢對他的思想發生了新的推動或制約的力量,逐步地弄個清楚明白,以盡其委曲,體其甘苦,然後才知道一位有地位的著者,常是經歷著一般人所未曾經歷過的艱辛,及到達了一般人所未曾到達的境界:不僅因此可免於信口雌黃的愚妄,並且能以無我的精神狀態,遍歷著者的經歷,同時即受到由著者經歷所給與讀者的訓練,而將自己向前推進一步,向上提高一層。再從書本中跳了出來,以清明冷靜之心,反省自己的經歷;此時的所疑所信,才能算是稍有根據的。自然這須要以許多書來讀一部書,必須花費相當的時日,萬萬不可性急的。

但是費了這大的力來讀一部書,並非即以這一部書當作唯一的本錢,更不是奉這一部書為最高的圭臬;而是由此以取得在那一門學問中的起碼立足點;並且由此知道讀這一部書是如此,讀其他的書也應當如此;以讀這一部書的方法,誘導出讀其他書的方法。鑽進到一部書的裡面過的人,若非自甘固蔽,便對於其他的書,也常常不甘心停留在書的外面來說不負責的風涼話,讀書的大敵是浮淺,當今最壞的風氣也便是浮淺。說起來,某人讀了好多書,實際卻未讀通一部書;這才是最害人的假黃金、假古董,我過去有三十年的歲月,便犯過這種大罪過。讀書有如攻擊陣地,突破一點,深入窮追,或者是避免浮淺的一條途徑。至於進一步的讀書方法,我願向大家推薦宋張洪、齊熙同編的《朱子讀書法》。朱元晦真是投出他的全生命來讀書的人,所以他讀書的經驗,對人們有永恆的啟發作用。

文章原刊 《東風》第一卷第六期。

蔡元培、胡適、林語堂、顧頡剛、湯一介、馮友蘭、季羨林……大師們都是怎麼讀書的?

賀麟:讀書方法與思想方法

就讀書而言,則不同學科的書籍,應有不同的讀法。如讀自然科學書籍的方法與讀社會科學書籍的方法,必有不同處。又如讀文學書的方法,與讀史學書、哲學書的方法,亦不盡相同。從前梁任公著《要籍解題及其讀法》一書,選出中國幾種重要的經書和子書,提示其內容大旨,指出讀每一種書的特殊方法,更足見讀書的方法,不但隨人而異,而且隨書而異。

因此,一人既有一人讀書的方法,一書也有一書的特別讀法。所以貴在每人自己根據他平日讀書的經驗,去為他自己尋求一個最適宜、最有效率的讀書方法。而每遇一種新書,我們也要貴能考查此書的特殊性質,用一種新的讀書方法去把握它,理解它。

故本文不能精密的就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書,指示特殊的、不同的讀書方法。此事須有個別的指導,只能概括的就廣義的讀書的方法,略說幾句。

讀書,若不是讀死書的話,即是追求真實學問的工作,所謂真實學問即是活的真理,真的知識。而真理或知識即是對於實在或真實事物的理智的瞭解,思想的把握。換言之,應用思想或理智的活動,以把握或理解真實事物,所得即為知識、真理、學問。故讀書即所以訓練思想,應用理智,以求得真實學問。讀書並不是求記誦的博雅,並不是盲從古人,作書本的奴隸。書廣義講來,有成文的書和不成文的書,對於成文的書,用文字寫出來的書,貴能用自己的思想於字裡行間,探求作者言外之意。所謂不要尋行數墨,不要以詞害意。至於不成文的書,更是晦昧難讀,更是要我們能自用思想。整個大自然,整個人生都是我們所謂不成文的書。能夠直接讀這種不成文的書,所得的學問,將更為真實,更為創新,更為靈活。須以讀成文的書所得,作讀不成文的書的參考。以讀不成文的書所得,供給讀成文的書的指針。這樣,我們就不會讀死書,這樣,我們就可得真的、活的學問。中國舊日的書生,大概就只知道有成文的書,而不知道有更廣博、更難讀、更豐富而有趣味的不成文的書。更不知道讀成文的書與讀不成文的書,須兼程並進,相輔相助;所以只能有書本知識,而難於得到駕馭自然,指導人生,改革社會的真實學問。所以無論讀哪一種的書,關鍵在於須自己用思想。

要操真實學問,首先須要有一個基本的確切認識。要確切認識:真知必可見諸實行,真理必可發為應用。要明白見得:知識必然足以指導我們的行為,學術必然足以培養我們的品格。有了真知灼見,認識透徹了,必然不期行而自行。一件事,知道了,見到了,真是會欲罷不能。希臘思想史家嘗說:“理論是行為的秘訣”一語,最足以代表希臘人的愛智的科學精神。所謂“理論是行為的秘訣”,意思就是要從理論的貫通透徹裡去求行為的動力,要從學術的探討、科學的研究裡,去求征服自然指導人生的豐功偉績。我們要見得,偉大的事功出於偉大的學術,善良的行為出於正確的知識。簡言之,要走上真學問純學問的大道路,我們首先要能認識知先行後,知主行從的道理,和孫中山先生所發揮的知難行易的學說。必定須有了這種信念,我們才不會因為注重力行,而反對知識,因注重實用,而反對純粹學識,更不會因為要提倡道德而反對知識,反對科學。反之,我們愈要力行,愈要實用,愈要提高道德,我們愈其要追求學問,增加知識,發展科學。

求學應抱為學問而學問,為真理而真理的態度,亦即學者的態度。一個人不可因為將來目的在作實際的政治工作,因而把學問當作工具。須知一個人處在求學的時候,便應抱學者的態度。猶如上操場時,就應該有運動家的精神,受軍事訓練時,就應有軍人的氣概。因為每一樣事,都有其標準,有其模範。要將一事作好,就應以模範作為鵠的。所以我們求學就應有學者的態度,辦事就應有政治家的態度。譬如,曾國藩政治上、軍事上雖說走錯了道路,然而當他研究哲學時,則尊崇宋儒,因為他認為程朱是中國哲學思想的正宗。學文則以司馬遷、韓愈為其模範,以桐城古文為其依歸。治考證學則推崇王念孫父子。他每做一門學問,就找著那一門的模範來學。一個人在社會上做實際工作,無論如何忙迫,但只要有一個鐘頭,可以讀書,則在那一個鐘頭內,即須作純學問的探討,抱著為真理而學問的態度。要能領會學問本身的價值,感覺學問本身的樂趣。唯有抱著這種態度,才算是真正尊崇學術,方可以真正發揮學術的超功用之功用。

我剛才已經說過,讀書,做學問貴自用思想。因為讀書要能自用思想才不會作書本的奴隸。能自用思想,則不但可以讀成文的書得益處,且進而讀不成文的書,觀察自然,理會人生,也可以有學術的收穫。所以我首先須要很簡略的講一點,如何自用思想的方法。因為要知道讀書的方法,不可不知道思想的方法。

關於思想的方法,可分三方面來討論:

(一)邏輯的方法:邏輯與數學相依為命,邏輯方法大都採自數學方法,特別幾何的方法。邏輯方法即是應用數學的方法來研究思想的概念,來理解自然與人生的事實。邏輯方法的目的在能給我們有普遍性、有必然性、有自發性的知識。換言之,邏輯方法要給我們堅實可靠、顛仆不滅、內發而非外鑠的知識。必定要這種知識才夠得上稱為科學知識。

邏輯方法與數學方法一樣,有一個特點,就是隻問本性,不問效用如何、目的何在、或結果好壞、滿足個人慾望與否等實用問題。只問理論的由來,不問事實上的由來,譬如,有一三角形於此,數學不問此三角形有何用處,不問畫此三角形之人目的何在,不問此三角形是誰畫的,是什麼時候畫的,更不問畫三角形、研究三角形有何利益、有何好的結果等。數學只求證明三角之合必等於兩直角,就是三角形之所以成為三角形的本性或本質,就是一條有普遍性必然性的真理。所以一個人是否用邏輯方法思想,就看他是否能掃除那偶然性的事實,擺脫實用的目的,而去探討一物的普遍必然的本質。

中國人平日已養成只重一物的實用、目的、效果,而不去研究一物之本性的思想習慣。這種思想上的成見或習慣如不打破,將永遠不會產生科學知識。譬如:《大學》上“物格而後知致,知致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一大串推論,就不是基於知識本質的推論,而只是由效果推效果,由功用推功用的方法。這種說法即使是對的,但這只是效果的研究。而效果是無必然性的,所謂成敗利鈍的效果,總是不可逆睹的。由不可逆睹的效果,推不可逆睹的效果,其所得的知識之無必然性與普遍性,可想而知。但假如不去做效果的推論,而去做本性的探討,就可以產生純學術知識。譬如,對於格物的“物”的本性,加以系統的研究,可成物理學,或自然哲學;對於致知的知的本質,加以研究,可成為知識論;研究心或意的本性,可成心理學;研究身的本性,可成生理學;研究家國天下的本性,可成社會哲學或政治哲學。由此足見要求真學問,求純科學知識,須注重研究本性的邏輯方法,而不可採取只問效果的實用態度。

邏輯方法的實際應用,還有一特點:可用“據界說以思想”,“依原則而求知”兩句話包括。我們思想不能不用許多概念。我們說話作文,不能不用很多名詞。界說就是對於所用的這些概念,或名詞下定義。那是指出一個概念或名詞所包括的確切意義,規定一個概念或名詞所應有的界限範圍。每一個界說即是指出一個概念,或事物的本性。據界說以思想,就是我們思想中所用的概念,都是有了確定的意義,明晰的範圍的。如是庶我們的思想可以條理而有系統。界說即是規定一物的本性,則據界說以思想即是去發揮那物的本性,而形成純學理的知識。一個人對於某一項學問有無學術上的貢獻,就看他對於那門學問上的重要概念有無新的界說。偉大的哲學家就是界說大家。偉大的工廠,一切物品,皆本廠自造。偉大的思想系統,其中所用的主要名詞,皆自己創造的,自己下過界說的。一個人能否理智的把握實在,對於自然人生的實物的本質有無真認識,就看他能否形成足以表示事物的本性的界說。平時我們所謂思想膚淺,說話不得要領,也就是指思想不能把握本質,說話不能表示本質而言。單是下界說,也就是難事。但這也許出於經驗的觀察,理論的分析,直覺的穎悟,只是武斷的命題。要使其界說可以在學理上成立起來,顛撲不破,還要從各方面將此界說,發揮成為系統。無論千言萬語,都無非是發揮此界說的義蘊。總之,要能把握事物的本性,對於事物有了明晰的概念,才能下界說。並且要能依據界說以思想,才能構成有條理有系統的知識。

至於所謂依原則而求知,就是一方面用原則原理作指導去把握事實,另一方面,就是整理事實,規定材料,使它們符合原理。不以原理作指導而得的事實,或未經理智整理不符合原理的事實,那就是道聽途說,虛幻無稽,模糊影響的事實,而不是有學理根據的科學事實。先從特殊的事實去尋求解釋此事實的普遍的原則,次依據此原則去解釋其他同類的事實,就叫做依原則而求知。我們相信一件事實,不僅因為它是事實,乃因為它合理。我們注重原理,乃是因為原理足以管轄事實,以簡馭繁,指導事實。總之,有一事實,必須能找出解釋此事實的原則,有一原則,必須能指出符合此原理或遵守此定律的事實。單研究事實而求不出原則,或不根據原則而任意去盲目的嘗試,胡亂的堆集事實,均不能獲得科學知識。科學的實驗,就是根據理性的原則或假設,去考驗事實是否遵守此原則。

(二)體驗的方法:體驗方法即是用理智的同情去體察外物,去反省自己。要了解一物,須設身處地,用同情的態度去了解之。體驗法最忌有主觀的成見,貴忘懷自我,投入認識的對象之中,而加以深切沉潛的體察。體驗本身即是一種生活,一種精神的生活,因為所謂體驗即是在生活中去體驗,離開生活更無所謂體驗。體驗法即是教人從生活中去用思想。體驗法是要人虛心忘我,深入事物的內在本質或命脈,以領會欣賞其意義與價值,而不從外表去加以粗疏的描寫或概觀。體驗是一種細密的、深刻的、親切的求知方法。體驗即是“理會”之意。所謂理會即是用理智去心領神會。此種方法,用來體察人生,欣賞藝術,研究精神生活或文化創造,特別適用。宋儒最喜歡用體驗。宋儒的思想可以說皆出於體驗。而朱子尤其善於應用體驗方法以讀書。他所謂“虛心涵泳”、“切己體察”、“深沉潛思”、“優遊玩索”皆我此處所謂體驗方法。

(三)玄思的方法:所謂玄思的方法,也可以說是求形而上學的知識的方法。此種思想方法,甚為難言。最簡易的講來,可以謂為“由全體觀部分,由部分觀全體”之法,也可以稱為“由形而上觀形而下,由形而下觀形而上”之法。只知全體,不知部分,則陷於空洞。只知部分,不知全體,則限於支離瑣碎。必由全體以觀部分,庶各部分可各安其分,各得其所,不致爭執矛盾。必由部分以觀全體,庶可見得部分的根本所寄,歸宿所在,而不致執著一偏。全體有二義,一就復多的統一言,全體為萬殊之一本。一就對立的統一言,全體為正反的綜合,矛盾的調節。全體與部分息息相通,成為有機的統一體。譬如,由正而反而合的矛盾進展歷程,即是由部分觀全體的歷程。反之,由合,由全體以解除正反的矛盾,以復回雙方應有的地位,即是從全體觀部分的歷程。譬如,讀一篇文字,由一字一句以表明全篇的主旨,就是由部分觀全體之法。由全篇文字的主旨,以解釋一字一句應有的含義,便是由全體觀部分之法。如朱子之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而達到豁然貫通的境界,事物之本末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就是能由部分而達全體,由支節達貫通,由形而下的一事一物而達形而上的全體大用。又朱子復能由太極之理,宇宙之全,而觀一事一物之理,而發現本末精粗,條理井然,“枝枝相對,葉葉相當”。這就是由全體觀部分而得到的境界。

總結起來說,我們提出的三種思想方法,第一種邏輯的方法,可以給我們條理嚴密的系統,使我們不致支離散漫;第二種體驗的方法,可以使我們的學問有親切豐富的內容,而不致乾燥空疏;第三種玄思的方法,可以使我們有遠大圓通的哲學識見,而不致執著一偏。此處所謂邏輯方法完全是根據數學方法出發,表示理性的基本作用。此處所論體驗,實包含德國治文化哲學者如狄爾泰( Dilthey )等人所謂“體驗”和法國柏格森所謂直覺。此處所論玄思的方法,即是最平時最簡要的敘述一般人所謂辯證法。此種用“全部觀部分”,“部分觀全體”的說法以解釋辯證法,實所以發揮黑格爾“真理乃是全體”之說的精義,同時亦即表示柏拉圖認辯證法為“一中見多,多中見一”(多指部分,一指全體)之法的原旨。這三種方法並不是彼此孤立而無貫通處,但其相通之點,殊難簡單說明。概括講來,玄思的方法,或真正的辨證法,實兼具有邏輯方法與體驗方法而自成為尋求形而上學的系統知識的方法。

知道了一般的思想方法,然後應用思想方法來讀書,那真是事半而功倍。

第一,應用邏輯方法來讀書,就要看能否把握其所討論的題材的本質,並且要看著者所提出的界說,是否有系統的發揮,所建立的原則是否有事實的根據,所敘述的事實是否有原則作指導。如是就可以判斷此書學術價值的高下。同時,我們讀一書時,亦要設法把握一書的本質或精義,依據原則,發疑問,提假設,制範疇,用種種理智的活動以求瞭解此書的內容。

第二,應用體驗的方法以讀書,就是首貴放棄主觀的成見,不要心粗氣浮,欲速助長,要使自己沉潛浸潤於書籍中,設身處地,切己體察,優泳玩索,虛心涵泳,須用一番心情,費一番神思,以審美、以欣賞藝術的態度,去讀書。要感覺得書之可樂可好,智慧之可愛。把讀同代人的書,當作就是在全國甚或世界學術之內去交朋友,去尋老師,與作者或國際友人交流思想、溝通學術文化。把讀古書當作尚友千古與古人晤對的精神生活,神遊冥想於故籍的寶藏裡,與聖賢的精神相交接往來,即從這種讀書的體驗裡去理會,去反省,去取精用宏,含英咀華,去體驗古人真意,去紹述古人絕學,去發揮自己的心得。這就是用體驗的方法去讀書,也可以說是由讀書的生活去體驗。用這種的讀書法,其實也就是一種涵養功夫。由此而深造有得,則其所建立的學說,所發出的議論,自有一種深厚純樸中正和平之氣,而不致限於粗疏淺薄偏激浮囂。

第三,應用全體看部分,從部分看全體的方法以讀書,可以說是即是由約而博,由博返約之法。譬如,由讀某人此書,進而博涉及此人的其他著作,進而博涉及與此人有關之人的著作(如此人的師友及其生平所最服膺的著作)皆可說是應用由部分到全體觀的方法。然後再由此人師友等的著作,以參證、以解釋此人自己的著作,而得較深一層的瞭解,即可說是應用由全體觀部分的方法。此外如由整個時代的文化以觀察個人的著作,由個人的著作以例證整個時代的趨勢,由某一學派的立場去觀認某一家的地位,由某一家的著作以代表某一學派的宗旨,由全書的要旨以解釋一章一節,由一章一節以發明全書的精義,均可以說是應用由全觀分,由分觀全,多中見一,一中見多的玄思的方法以讀書。

此法大概用來觀察歷史,評人論事,特別適用。因為必用此法以治史學,方有歷史的透視眼光或高瞻遠矚的識度。由部分觀全體,則對於全體的瞭解方親切而具體,由全體觀部分,則對於部分的評判,方持平而切當。部分要能代表全體,例證全體,遵從全體的規律,與全體有有機關係,則部分方不陷於孤立、支離、散漫無統紀。全體要能決定部分,統轄部分,指導部分,則全體方不陷於空洞、抽象、徒具形式而無內容。

因為此種玄思的方法,根本假定著作、思想、實在,都是一有機體,有如常山之蛇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故讀書,瞭解思想,把握實在,須用以全體觀部分,以部分觀全體的方法。

總之,我的意思,要從讀書裡求得真實學問,須能自用思想,不僅可讀成文的書,而且可讀不成文的書。指導如何自用思想,有了思想的方法,則讀書的方法,自可?繹推演出來。必定要認真自己用思想,用嚴格的方法來讀書,方可以逐漸養成追求真實學問,研讀偉大著作的勇氣與能力,即不致為市場流行的投機應時耳食襲取的本本所矇蔽、所欺騙。須知不肯自用思想,未能認真用嚴格的方法以讀書,而不知道真學術惟有恃艱苦著力,循序漸進,方能有成,實不能取巧,亦是沒有捷徑可尋的。如果一個人,能用艱苦的思想,有了嚴密的讀書方法,那缺乏內容,膚淺矛盾的書,不經一讀,就知道那是沒有價值的書了,又何至於被矇蔽呢?

末了,我還要說幾句關於讀書的價值,讀書的神聖權利,和讀書的搏鬥精神。

人與禽獸的區別,雖有種種不同的說法,但根據科學的研究,卻只有兩點:一、人能製造並利用工具,而禽獸不能。二、人有文字,而禽獸沒有文字。其實文字亦是一種工具:傳達思想、情感、意志,精神上人與人內在交通、傳久行遠的工具。說粗淺一點,人是能讀書著書的動物。故讀書是劃分人與禽獸的界限,也是劃分文明人與野蠻人的界限。讀現代的書即所以與同時的人作精神上的溝通交談。讀古人的書即所以承受古聖先賢的精神遺產。讀書即可以享受或吸取學問思想家多年的心血的結晶。所以讀書實人類特有的神聖權利。

要想不放棄此種神聖權利,堂堂正正地做一個人,我們惟有努力讀書。讀書如登高山,非有勇氣,絕不能登至山頂,接近雲霄。讀書如撐船上灘,不可一刻鬆懈。讀書如臨戰場,不能戰勝書籍,利用書籍,即會為書籍所役使,做書本的奴隸。打仗失敗只是武力的失敗。而讀書失敗,就是精神的失敗。朱子說:“讀書須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最足以表示這種如臨戰陣的讀書精神,且足以作我們讀書的指針。

文章原刊:賀麟《文化與人生》,商務印書館1988。

蔡元培、胡適、林語堂、顧頡剛、湯一介、馮友蘭、季羨林……大師們都是怎麼讀書的?

湯一介:讀書本該會意

“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陶淵明:《五柳先生傳》)。這是我的讀書觀。一個學者一生要讀各種各樣的書,不是讀什麼書都要做到甚解。小時候讀《三國演義》,很多地方讀不懂,但還愛看,因為就想知道故事的大概。長大了再讀《三國演義》也還有不懂的地方,只是想知道它和《三國志》所載有些什麼不同罷了。因為我並不想作研究《三國演義》的專家。後來我進了北京大學哲學系,再後來當了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我讀書、教書,還是信守“好讀書,不求甚解”的信條。研究哲學,特別是中國哲學,中國哲學家有那麼多書,每本書、每句話,都要求“甚解”,可能嗎?

我認為陶淵明這兩句話對研究哲學的人來說,後面一句“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更重要。我們常把漢人對經典的註釋叫“章句之學”,每章、每句都要詳加解釋,《漢書•儒林傳》謂:“一經之說至百餘萬言”,儒師秦延君釋“堯典”二字,十餘萬言;釋“曰若稽古”四言,三萬言。至魏晉風氣一變,注經典多言簡意賅,倡“得意忘言”,例郭象注《莊子•逍遙遊》第一句:“北冥有魚,其名曰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裡也,化而為鳥,其名曰鵬”,謂:“鵬鯤之實,吾所未詳也”,並批評那種一字一句註解的章句之學為“生說”(生硬的解釋),他說:“達官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不足事事曲與生說,自不害其宏旨,皆可略之耳。”我想,這就是“會意”。讀哲學書,重要的在“會意”,不在“曲與生說”。“會意”才能對古人的思想有個心領神會,才能有所創新。

據日人林泰輔說,《論語》的註解有三千餘種,元朝的杜道堅說《道德經》的注也有三千餘種。不管有多少種《論語》、《道德經》的註解,我們能說哪一種是對《論語》或《道德經》是“甚解”了呢?沒有吧?!楊伯峻先生在注孔子說的“六十而耳順”一句時說:“耳順——這兩個字很難講,企圖把它講通的也有很多人,但都覺牽強。譯者姑且作如此講解”。我認為,楊先生的這種態度是對的,他只是“姑且”給一種解釋,並沒有說他的解釋就是惟一正確的解釋。在我的一篇文章中,為了說明我對“真、善、美”的看法,我就給孔子說的“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一個新解,認為這三句話是孔子說他自己追求“真”、“美”、“善”的過程。我真的“甚解”了孔夫子的話嗎?沒有,但我從孔子的話中“會意”出一種新意來,於是我便“欣然忘食”了。

讀書人喜歡讀書,特別是像我這樣的讀書人喜歡讀各種各樣的書,宗教的、文學的、藝術的、考古的、歷史的、民俗的,甚至科學和科學史的,等等。是不能要求都“甚解”的,知道一點就行了。它可以幫助你開擴眼界,拓寬思路。讀你自己專業的書,當然要求瞭解得深入一些,但也只能要求“深入一些”,也不可能字字句句都有所謂“正確瞭解”,而“會意”則是更為重要的。哲學家要求的是“六經注我”,而非“我注六經”。“會意”實際上是加上你自己的“創造”,這樣才真的把學問深入下去了。

文章原刊 《中國教育報》2002年6月20日。

蔡元培、胡適、林語堂、顧頡剛、湯一介、馮友蘭、季羨林……大師們都是怎麼讀書的?

馮友蘭:我的讀書經驗

我今年八十七歲了,從七歲上學起就讀書,一直讀了八十年,其間基本上沒有間斷,不能說對於讀書沒有一點經驗。我所讀的書,大概都是文、史、哲方面的,特別是哲。我的經驗總結起來有四點:(1)精其選,(2)解其言,(3)知其意,(4)明其理。

先說第一點。古今中外,積累起來的書真是多極了,真是浩如煙海,但是,書雖多,有永久價值的還是少數。可以把書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要精讀的,第二類是可以泛讀的,第三類是僅供翻閱的。所謂精讀,是說要認真地讀,紮紮實實地一個字一個字地讀。所謂泛讀,是說可以粗枝大葉地讀,只要知道它大概說的是什麼就行了。所謂翻閱,是說不要一個字一個字地讀,不要一句話一句話地讀,也不要一頁一頁地讀。就像看報紙一樣,隨手一翻,看看大字標題,覺得有興趣的地方就大略看看,沒有興趣的地方就隨手翻過。聽說在中國初有報紙的時候,有些人捧著報紙,就像念五經四書一樣,一字一字地高聲朗誦。照這個辦法,一天的報紙,念一天也念不完。大多數的書,其實就像報紙上的新聞一樣,有些可能轟動一時,但是曇花一現,不久就過去了。所以,書雖多,真正值得精讀的並不多。下面所說的就指值得精讀的書而言。

怎樣知道哪些書是值得精讀的呢?

對於這個問題不必發愁。自古以來,已經有一位最公正的評選家,有許多推薦者向它推薦好書。這個選家就是時間,這些推薦者就是群眾。歷來的群眾,把他們認為有價值的書,推薦給時間。時間照著他們的推薦,對於那些沒有永久價值的書都刷下去了,把那些有永久價值的書流傳下來。從古以來流傳下來的書,都是經過歷來群眾的推薦,經過時間的選擇,流傳了下來。我們看見古代流傳下來的書,大部分都是有價值的,我們心裡覺得奇怪,怎麼古人寫的東西都是有價值的。其實這沒有什麼奇怪,他們所作的東西,也有許多沒有價值的,不過這些沒有價值的東西,沒有為歷代群眾所推薦,在時間的考驗上,落了選,被刷下去了。

現在我們所稱謂“經典著作”或“古典著作”的書都是經過時間考驗,流傳下來的。這一類的書都是應該精讀的書。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歷史的發展,這些書之中還要有些被刷下去。不過直到現在為止,它們都是榜上有名的,我們只能看現在的榜。

我們心裡先有了這個數,就可隨著自己的專業選定一些須要精讀的書。這就是要一本一本地讀,所以在一個時間內只能讀一本書,一本書讀完了才能讀第二本。在讀的時候,先要解其言。這就是說,首先要懂得它的文字;它的文字就是它的語言。語言有中外之分,也有古今之別。就中國的漢語籠統地說,有現代漢語,有古代漢語,古代漢語統稱為古文。詳細地說,古文之中又有時代的不同,有先秦的古文,有兩漢的古文,有魏晉的古文,有唐宋的古文。中國漢族的古書,都是用這些不同的古文寫的。這些古文,都是用一般漢字寫的,但是僅只認識漢字還不行。我們看不懂古人用古文寫的書,古人也不會看懂我們現在的報紙。這叫語言文字關。攻不破這道關,就看不見這道關裡邊是什麼情況,不知道關裡邊是些什麼東西,只好在關外指手劃腳,那是不行的。我所說的解其言。就是要攻破這一道語言文字關。當然要攻這道關的時候,要先作許多準備,用許多工具,如字典和詞典等工具書之類。這是當然的事,這裡就不多談了。

中國有句老話說是“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意思是說,一部書上所寫的總要比寫那部書的人的話少,他所說的話總比他的意思少。一部書上所寫的總要簡單一些,不能像他所要說的話那樣羅嗦。這個缺點倒有辦法可以克服。只要他不怕羅嗦就可以了。好在筆墨紙張都很便宜,文章寫得羅嗦一點無非是多費一點筆墨紙張,那也不是了不起的事。可是言不盡意那種困難,就沒有法子克服了。因為語言總離不了概念,概念對於具體事物來說,總不會完全合適,不過是一個大概輪廓而已。比如一個人說,他牙痛。牙是一個概念,痛是一個概念,牙痛又是一個概念。其實他不僅止於牙痛而已。那個痛,有一種特別的痛法,有一定的大小範圍,有一定的深度。這都是很複雜的情況,不是僅僅牙痛兩個字所能說清楚的,無論怎樣羅嗦他也說不出來的,言不盡意的困難就在於此。所以在讀書的時候,即使書中的字都認得了,話全懂了,還未必能知道作書的人的意思。

從前人說,讀書要注意字裡行間,又說讀詩要得其“弦外音,味外味”。這都是說要在文字以外體會它的精神實質。這就是知其意。司馬遷說過:“好學深思之士,心知其意。”意是離不開語言文字的,但有些是語言文字所不能完全表達出來的。如果僅只侷限於語言文字,死抓住語言文字不放,那就成為死讀書了。死讀書的人就是書呆子。語言文字是幫助瞭解書的意思的柺棍。既然知道了那個意思以後,最好扔了柺棍。這就是古人所說的“得意忘言”。在人與人的關係中,過河拆橋是不道德的事。但是,在讀書中,就是要過河拆橋。

上面所說的“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之下,還可再加一句“意不盡理”。理是客觀的道理;意是著書的人的主觀的認識和判斷,也就是客觀的道理在他的主觀上的反映。理和意既然有主觀客觀之分,意和理就不能完全相合。人總是人,不是全知全能。他的主觀上的反映、體會和判斷,和客觀的道理總要有一定的差距,有或大或小的錯誤。

所以讀書僅至得其意還不行,還要明其理,才不至於為前人的意所誤。如果明其理了,我就有我自己的意。我的意當然也是主觀的。也可能不完全合乎客觀的理。但我可以把我的意和前人的意互相比較,互相補充,互相糾正。這就可能有一個比較正確的意。這個意是我的,我就可以用它處理事務,解決問題。好像我用我自己的腿走路,只要我心裡一想走,腿就自然而然地走了。讀書到這個程度就算是能活學活用,把書讀活了。會讀書的人能把死書讀活;不會讀書的人能把活書讀死。把死書讀活,就能把書為我所用,把活書讀死,就是把我為書所用。能夠用書而不為書所用,讀書就算讀到家了。

從前有人說過:“六經注我,我注六經”。自己明白了那些客觀的道理,自己有了意,把前人的意作為參考,這就是“六經注我”。不明白那些客觀的道理,甚而至於沒有得古人所有的意,而只在語言文字上推敲,那就是“我注六經”。只有達到“六經注我”的程度,才能真正地“我注六經”。

文章原刊《北大學者談讀書》,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

蔡元培、胡適、林語堂、顧頡剛、湯一介、馮友蘭、季羨林……大師們都是怎麼讀書的?

季羨林:對我影響最大的幾本書

我是一個最枯燥乏味的人,枯燥到什麼嗜好都沒有。我自比是一棵只有枝幹並無綠葉更無花朵的樹。

如果讀書也能算是一個嗜好的話,我的唯一嗜好就是讀書。

至於哪幾部書對我影響最大,幾十年來我一貫認為是兩位大師的著作:在德國是亨利希·呂德斯(HeinrichLüders),我老師的老師;在中國是陳寅恪先生。兩個人都是考據大師,方法縝密到神奇的程度。從中也可以看出我個人興趣之所在。我稟性板滯,不喜歡玄之又玄的哲學。我喜歡能摸得著看得見的東西,而考據正合吾意。

我在下面介紹的只限於中國文學作品。外國文學作品不在其中。我的專業書籍也不包括在裡面,因為太冷僻。

一、司馬遷的《史記》

《史記》這一部書,很多人都認為它既是一部偉大的史籍,又是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我個人同意這個看法。平常所稱的《二十四史》中,儘管水平參差不齊,但是哪一部也不能望《史記》之項背。

《史記》之所以能達到這個水平,司馬遷的天才當然是重要原因;但是他的遭遇起的作用似乎更大。他無端受了宮刑,以致鬱悶激憤之情溢滿胸中,發而為文,句句皆帶悲憤。他在《報任少卿書》中已有充分的表露。

二、《世說新語》

這不是一部史書,也不是某一個文學家和詩人的總集,而只是一部由許多頗短的小故事編纂而成的奇書。有些篇只有短短几句話,連小故事也算不上。每一篇幾乎都有幾句或一句雋語,表面簡單淳樸,內容卻深奧異常,令人回味無窮。六朝和稍前的一個時期內,社會動亂,出了許多看來脾氣相當古怪的人物,外似放誕,內實懷憂。他們的舉動與常人不同。此書記錄了他們的言行,短短几句話,而栩栩如生,令人難忘。

三、陶淵明的詩

有人稱陶淵明為“田園詩人”。籠統言之,這個稱號是恰當的。他的詩確實與田園有關。“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樣的名句幾乎是家喻戶曉的。從思想內容上來看,陶淵明頗近道家,中心是純任自然。從文體上來看,他的詩簡易淳樸,毫無雕飾,與當時流行的鏤金錯彩的駢文迥異其趣。因此,在當時以及以後的一段時間內,對他的詩的評價並不高,在《詩品》中,僅列為中品。但是,時間越後,評價越高,最終成為中國偉大詩人之一。

四、李白的詩

李白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天才之一,這一點是誰都承認的。杜甫對他的詩給予了最高的評價:“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李白的詩風飄逸豪放。根據我個人的感受,讀他的詩,只要一開始,你就很難停住,必須讀下去。原因我認為是,李白的詩一氣流轉,這一股“氣”不可抗禦,讓你非把詩讀完不行。這在別的詩人作品中,是很難遇到的現象。在唐代,以及以後的一千多年中,對李白的詩幾乎只有讚譽,而無批評。

五、杜甫的詩

杜甫也是一個偉大的詩人,千餘年來,李杜並稱。但是二人的創作風格卻迥乎不同:李是飄逸豪放,而杜則是沉鬱頓挫。從使用的格律上,也可以看出二人的不同。七律在李白集中比較少見,而在杜甫集中則頗多。擺脫七律的束縛,李白是沒有枷鎖跳舞;杜甫善於使用七律,則是帶著枷鎖跳舞,二人的舞都達到了極高的水平。在文學批評史上,杜甫頗受到一些人的指摘,而對李白則絕無僅有。

六、南唐後主李煜的詞

南唐後主李煜的詞傳留下來的僅有三十多首,可分為前後兩期:前期仍在江南當小皇帝,後期則已降宋。後期詞不多,但是篇篇都是傑作,純用白描,不作雕飾,一個典故也不用,話幾乎都是平常的白話,老嫗能解;然而意境卻哀婉淒涼,千百年來打動了千百萬人的心。在詞史上巍然成一大家,受到了文藝批評家的讚賞。但是,對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讚美後主有佛祖的胸懷,我卻至今尚不能解。

七、蘇軾的詩文詞

中國古代讚譽文人有三絕之說。三絕者,詩、書、畫三個方畫皆能達到極高水平之謂也,蘇軾至少可以說已達到了五絕:詩、書、畫、文、詞。因此,我們可以說,蘇軾是中國文學史和藝術史上最全面的偉大天才。論詩,他為宋代一大家。論文,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筆墨凝重,大氣磅礴。論書,他是宋代蘇、黃、米、蔡四大家之首。論詞,他擺脫了婉約派的傳統,創豪放派,與辛棄疾並稱。

八、納蘭性德的詞

宋代以後,中國詞的創作到了清代又掀起了一個新的高潮。名家輩出,風格不同,又都能各極其妙,實屬難能可貴。在這群燦若列星的詞家中,我獨獨喜愛納蘭性德。他是大學士明珠的兒子,生長於榮華富貴中,然而卻胸懷愁思,流溢於楮墨之間。這一點我至今還難以得到滿意的解釋。從藝術性方面來看,他的詞可以說是已經達到了完美的境界。

九、吳敬梓的《儒林外史》

胡適之先生給予《儒林外史》極高的評價。詩人馮至也酷愛此書。我自己也是極為喜愛《儒林外史》的。

此書的思想內容是反科舉制度,昭然可見,用不著細說,它的特點在藝術性上。吳敬梓惜墨如金,從不作冗長的描述。書中人物眾多,各有特性,作者只講一個小故事,或用短短几句話,活脫脫一個人就彷彿站在我們眼前,栩栩如生。這種特技極為罕見。

十、曹雪芹的《紅樓夢》

在古今中外眾多的長篇小說中,《紅樓夢》是一顆璀璨的明珠,是狀元。中國其他長篇小說都沒能成為“學”,而“紅學”則是顯學。《紅樓夢》描述的是一個大家族的衰微的過程。本書特異之處也在它的藝術性上。書中人物眾多,男女老幼,主子奴才,五行八作,應有盡有。作者有時只用寥寥數語而人物就活靈活現,讓讀者永遠難忘。讀這樣一部書,主要是欣賞它的高超的藝術手法。那些把它政治化的無稽之談,都是不可取的。

文章原刊《季羨林讀書與做人》,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9

蔡元培、胡適、林語堂、顧頡剛、湯一介、馮友蘭、季羨林……大師們都是怎麼讀書的?

朱光潛:人文方面幾類應該讀的書

百川先生:

暑中我因校事赴成都,最近回校才看到中周社轉來黃梅先生的信,提議要我開一個為獲得現代公民常識所必讀的書籍目錄。這很使我為難,一則我目前極忙,沒有工夫仔細斟酌;二則我所學的偏重人文方面,對於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都是外行。讀書不是一件死板的事,一個方單不能施諸人人而有效。各人的環境、天資、修養和興趣都不能一筆抹殺。一個人在讀書方面想有成就,明眼人的指導固大有裨益,自己的暗中摸索有時也不可少,因為失敗的教訓往往大於成功的。讀者既然要求一個目錄,我姑且就我的能力所及,隨便談談幾類應讀的書籍,不過要特別聲明:這是我個人的意見,只能供參考,不敢希望每個人都依照。

第一,我以為一個人第一件應該明確的是他本國的文化演進、社會變遷以及學術思想和文藝的成就。這並不一定是出於執古守舊的動機。要前進必從一個基點出發,而一個民族已往的成就即是它前進出發的基點。知道它的長處所在和短處所在,我們才能知道哪些東西應發揮光大,哪些應彌補改革,也才能知道它在全人類文化中佔何等位置,而我們自己如何對它有所貢獻。我不是一個學歷史者,但對於過去一切典籍,歡喜從歷史的眼光去看。從前人有“六經皆史”的說法,其實不只是六經,一切典籍所載都可以當作史蹟看。史是人類活動進展的軌跡,它的功用在觀今鑑古,繼往以開來。我贊成多讀中國古典和西方古典,都是根據這個觀點。每種學問都有一個淵源,知道淵源才可以溯理流派。知道淵源固不是三五部書所可了事。但是淵源又有淵源,我們先從最基本的著手,然後逐漸擴充,便不至於沒有根底。

回到瞭解中國固有文化的問題,中國向來傳統教育所著重的大政並不錯。中國中心思想無疑地是儒家,而儒家的淵源的淵源在《論語》《孟子》和“五經”。無論從思想或是從藝術的觀點看,《論語》都是一部絕妙的書,可以終身咀嚼,學用不盡的。我從前很歡喜《世說新語》,為的是它所寫的魏晉人風度和所載的雋同妙語。近來以風度語言的標準去看《論語》,覺得以《世說新語》較《論語》,真是小巫見大巫。《孟子》比較是要偏鋒,露稜角,但是說理文之犀利痛快,明白曉暢,後來卻沒有人能趕得上。“五經”之中,流品不齊,《書經》是最古的政治史料,《易經》是最古的解釋自然的企圖,《詩經》為中國純文學之祖,《春秋》為中國編年史之祖,《禮記》較晚出,內容頗駁雜,但是儒家思想見於此經者反比他經為多,其中如《檀弓》、《學記》、《樂記》、《儒行》、《禮運》、《大學》、《中庸》諸篇,妙文至理,是任何讀書人不應放過的。諸子之中,老莊荀墨家最重要,次可略覽《韓非子》,《列子》,《淮南子》及《呂氏春秋》。讀先秦典籍不可不略通文字訓詁,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最便於初學,王引之的《經傳釋詞》頗有科學條理,亦可看。要明白中國思想演進,佛典及宋元明理學都不可忽略,可惜我對此毫無研究。不敢多舌。我只能說,在佛典中我很愛讀《六祖壇經》和《楞嚴經》,這也許是文人積習。在理學書籍中我覺得《近思錄》和《傳習錄》很簡便。史籍最浩繁,一般人可選讀前四史,全讀《資治通鑑》,遇重大事件翻閱《通鑑紀事本末》,遇重大問題翻閱“三通”。治一切學問都不可不明白史的背景,可惜我們至今沒有一部完善的通俗的通史,近人張蔭麟錢穆諸君所編的各有特見,但都只能算是草創。文藝方面除著《楚詞》及陶杜諸集外,一般人可從選本入手。選本甚多,選者各有偏重,難得盡滿人意。梁以前作品具見於《昭明文選》,這是選學之祖,詩文兼收,為治辭章者所必讀。後來選本比較適用的,文推姚姬傳的《古文辭類纂》;詩推王漁洋的《古今詩選》,王壬秋的《八代詩選》,沉歸愚的《古詩源》和《唐宋詩醇》,曾國藩的《十八家詩鈔》;詞推《花間集》,張惠言《詞選》和朱強村的《宋詞三百首》。曲讀《西廂記》、《琵琶記》、《桃花扇》及其他數種;小說讀《水滸》、《紅樓夢》及其他數種,對於一般人也就可知其梗概了。

在現代,一個人如果只讀中國書,他的見解難免偏狹固陋,而且就是中國書也不一定能讀得好。學術和其他事物一樣,必以比較見優劣,必得新刺激才可產生新生命。讀書人最低限度須通一個外國文,從翻譯中窺外人文物思想,總難免隔靴搔癢,尤其是在現在我們的譯品太少,而且大半不很可靠。要明瞭一個文化,大約不外取兩種程序。拿繪畫來打比,或是先繪一個輪廓,然後點染枝節,由粗疏逐漸到細密;或是先累積枝節,逐漸造成一個輪廓,由日就月將而達到豁然貫通。這兩種程序可以並行不悖,普通學者大半兼採這兩個方法。治西方文史,為一般人說法,我主張偏重第一個方法。因為從枝節架輪廓,需要很長久的耐苦,如果枝節不夠充實,所架成的輪廓也就一定不端正恰當。我們一般人對於西方文史所能花費的時間精力是有限的,想明白西方文化的輪廓,我們最好先讀幾部較好的歷史。我們所感覺困難的是較好的歷史大半是專史而不是通史。從史學觀點看,韋爾斯的《世界史綱》(有中譯)也許不很完善,但對於一般人卻是一部好書。關於近代的,Fisher的歐洲通史值得特別介紹。如果再求詳盡精確,讀者可參考Lavisse的通史(法文)和劍橋大學的中世紀和近代歐洲史。這都是權威著作,有很好的史籍目錄可供採擇。有時候小冊書也很有用,比如談古代歐洲的,像Livingstone:Greek Genius and Its Meaning toUs;Lowes Dickenson:GreekView of Life;Warde-Fowler:City-state in Grecce and Rome,都非常好。

歐洲文化,大概地說,有三個重要來源:一是希臘的,科學哲學的思想和文藝作品都是後來的模範;一是希伯來的,宗教信仰大半是它的貢獻;一是條頓的,繼承希臘精神而發揮為近代科學與工商業文化。在這三個成分中,希臘文化最重要也最難了解,它的內容太豐富而且它離我們也太久遠。我們最好先從文藝入手。希臘人最擅長的是造型藝術,雕刻尤其精妙,圖畫建築和陶器次之。讀者最好擇一部希臘藝術史,仔細玩味原跡的照片或圖形。從這中間他可領略一些希臘人的生活風味。再進一步他就應該讀荷馬史詩,希臘的社會人情風俗及人生理想可於此窺見一斑,再加上幾部悲劇代表作,對於希臘人的印象就更明瞭了。在思想方面,柏拉圖的對話集最好能全讀,至少也應讀《理想國》,這是用對話體寫的。從古到今,沒有一個哲學家能像柏拉圖那樣面面俱到,深入淺出,用極尋常而幽美的文字傳極深奧的道理。要做一個循規蹈矩的哲學家,讀柏拉圖是最好的門徑,要引起一點哲學的興趣,訓練一點哲學的頭腦,讀柏拉圖也比讀任何其他哲學家強。亞理斯多德比較乾枯,但是很謹嚴細密,能把他的《倫理學》看一遍也很好。此外,我們可讀晚出的普魯塔克的《英雄傳》。這是拿羅馬偉人和希臘偉人對照的傳記,可以見出那時代人物的生活和風格。羅馬時代的著作無什特創,不是專習文學哲學的人就把它完全丟開也無大妨礙。

希伯來的經典流行的只有一部《聖經》。這部書在西方的影響大概超過任何一部書之上。它分《舊約》《新約》兩部分。《舊約》是猶太教的經典,大部分是猶太的歷史和宗教家的訓詞。《新約》記耶穌生平言行及耶穌教傳播的經過。一般人對《聖經》不必全讀,《舊約》中讀《創世紀》、《出埃及記》、《約伯傳》、《頌詩》數篇,《新約》中讀任何一個《福音》也就夠了。

中世紀常被人誤認為“黑暗貧乏”,其實中世紀民眾藝術,如雕刻建築圖畫詩歌傳奇之類,是很光華燦爛的。讀者可擇看一部較詳盡的藝術史(如Michet 所著的),讀一兩部傳奇(如《羅蘭之歌》,《亞瑟王傳》之類),再加上一兩部耶教大師的著作(如《聖奧古斯丁自傳》之類),對於中世紀人的豐富的內心生活便可知其梗概。但丁是文藝復興的初期大師,他的《神曲》不可不讀。較軟性的讀物有薄伽丘的《十日談》和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文藝復興期的最具體的成就仍在造型藝術,讀者可看Vasari 的《藝人傳》和Beransen 的《意大利畫》。

近代歐洲學術分野逐漸細密,著述也更浩繁,我們很不容易介紹幾部書來代表一個時代。在思想方面,盧梭的影響最大,他的《自傳》和《民約論》是瞭解近代歐洲的一個鑰匙。正統派哲學家自然要推康德和他們的唯心派的繼續人。但是他們的作品大半難讀,一般讀者如能去硬啃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和黑格爾的《邏輯學》固然頂好,否則看一兩部較好的哲學史也可略見一斑(通行的有Rogers,Thilly,Weber, Windelband 所著的都可用)。在文藝方面,各國都有特殊的造詣,一般讀者要想面面俱到,實不可能,只能就他們所懂的文字和興趣所偏重的去下工夫。那就成了專門學問,我們不能在這裡介紹書目。我們為一般人說法,只能介紹幾位登峰造極的作者,比如說,一個普通讀者如能就莎士比亞的劇本,莫利哀的喜劇,歌德的詩文集,易卜生的劇本,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諸人的小說集中各選讀三數種,也就很可觀了。

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非本文範圍所及。但有幾部雖為科學專著而已成古典的書籍不能不約略提及,例如達爾文的《物種源始》,亞當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權界論》,裡波,詹姆斯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學著作,馬克思的《資本論》,佛來柔的《金牛》(Frager:Golden Bough),都有很廣泛的讀者,並不限於專門家。

本文匆匆寫就,可議的地方自知甚多。但是我相信,如果讀者將這寥寥數十部書仔細讀過,他對於人類文化的瞭解不會很錯誤。我希望關於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書籍另有知道清楚的人去擬一個目錄。

如果你覺得這信對於讀者有若干幫助,即請借貴刊披露,並以答黃梅先生。

文章原刊《中央週刊》5卷4期,194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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