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儒家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被後人稱為“亞聖”。但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並不是很高。唐朝中期韓愈著《原道》，把孟子列為先秦儒家中直接繼承了孔子“道統”，孟子的地位才逐漸上升。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年），《孟子》一書首次被列入科舉考試科目之中。元豐六年（1083年），孟子被追封為“鄒國公”，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廟。
話說北宋元豐七年，也就是公元1084年，五月壬戌，伴著未央的夜色，百官朝聖，一如往常，但其中一人手持奏章，神情肅然，行色匆匆。
他便是晉州州學教授陸長愈，此次臨朝有要事將要上奏皇帝。肅穆的大殿之上行過君臣之禮，皇帝宋神宗與群臣商議國事，陸長愈奏請宋神宗，說道：“春季和秋季在學校設置酒食以奠祭先聖先師的時候，孟子應當與顏子等人一起享有！”話音懇切，擲地有聲。一時朝堂之上寂靜無聲，大家都對這個突如其來的想法不知所措，因為自從唐代以來，從未對祭奠的先賢們改動，又因為涉及到禮儀，事關重大。
稍有片刻，等群臣回過神來，漸漸有人開始議論，有人說道：“但凡有資格享受祭祀以及隨從孔子一起被祭祀的人，都是春秋時代孔子同時期的聖賢，而孟子與他們一起享有一樣的待遇是不恰當的，從歷代習慣上講也不是合乎規範的。”此時大家議論紛紛，各持己見，一時之間，朝堂之上莫衷一是，而神宗看在心中，卻沒有作出任何表示。正當此時,禮官打消喧鬧的氣氛，說道：“遙想當年，唐朝太宗年間讓漢朝時期的伏勝、高堂生以及晉朝的杜預、範寧和顏回接受一樣的祭祀禮遇。直到如今和孔子一起享受祭祀的人也不都是與孔子處在相同時代，所以孟子在孔廟應當和顏回有一樣的地位，而荀匡、揚雄、韓愈也是弘揚聖賢道義的有識之士，都是有益於古今學問的人，到如今這麼長時間還沒有享配高廟，的確是件十分遺憾的事情。希望從今天起在春秋季節祭奠聖賢的時候，讓孟子享有高廟的祭禮，荀匡、揚雄、韓愈也加封爵位，以他們所處的年代來定先後，與左丘明等二十一賢人一起享受祭祀。從國子監以及天下的學堂、宗廟都列上鄒國公孟子的塑像，衣著品級和兗國公顏回一樣。”禮官畢竟是這方面的“專家”，說完之後朝堂之上的紛爭偃旗息鼓，神宗欣然同意了陸長愈的奏請，詔定按禮部的意見施行。從此，孟子便被請進孔廟，與孔子同享祭祀。
孟子的思想也隨其聲譽漸漸傳播開來。越來越多的人，上至王公貴族下至平民百姓。都對孟子的思想有所瞭解，並經受這些思想浸染著。隨著宋代的理學發展，理學家逐漸將孔子思想於孟子學說揉為一體，號稱孔孟之道，成為儒家思想學說及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
可是好景不長，至明太祖朱元璋時期，洪武五年（1372年）的一天，對於亞聖孟子的神靈來說並不是一個安靜的日子。這一天，盛怒之下的朱元璋，想把孟子的牌位從孔廟的位置上撤下來，取消他配享的待遇。孟子的配享地位受到了衝擊。這次可是來自封建皇帝的衝擊，看來孟子的配享地位真的岌岌可危了。這其中的原因何在呢？
原來，明太祖朱元璋曾經翻閱《孟子》一書，當他看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等語時，頓時勃然大怒，認為這不是一個做人臣的應該說的話，命令罷免孟子的配享，並下詔說如有諫者以大不敬的罪名論處，並且命官員金吾（注：金吾將軍，為明代第六級武散階稱號，屬正二品官的升授之階。）用箭矢射之。
但是歷代帝王閱讀《孟子》者甚多，緣何會是朱元璋這個皇帝會如此惱怒呢？這恐怕要從朱元璋和孟子兩人身上去找根源了。
關於朱元璋有這樣的記載，他命令“有司造成均，凡士人肄習案座，皆以獨木為之”，人問其故，朱元璋回答說：“秀才頑，使之堅厚，毋敗吾案。”（見《明朝小史》卷1）此雖小事一樁，足可管中窺豹，見讀書人在其心目中所處位置。明太祖雖然用儒家思想安定國家，但他在骨子裡又實在看不起儒生。
妄自尊大、剛愎自用的朱元璋，對於“至聖文宣王”孔子這麼一個播仁施愛的逝去的長者形象，是一百個不情願。洪武二年（1369年），他就曾下詔說：“孔廟春秋釋奠，止行於曲阜，天下不必通祀。”詔令一下，朝野大譁。時任刑部尚書的錢唐就伏闕上疏言：“孔子垂教萬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報本之禮不可廢。”侍郎程徐也上疏苦苦勸諫：“古今祀典，獨社稷、三皇與孔子通祀。……而不得舉其祀，非所以維人心、扶世教也。”（見《明史·錢唐傳》）經過大臣們這麼一鬧，朱元璋也覺得實在說不過去，只得極不情願地收回了命令。但他一直又心有不甘，於是幾年之後，便把這一腔的無名之火發在了孟子的頭上了。
我們再來看看孟子的民本思想，孟子提倡“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在孟子的心目中，根本就不存在絕對的天子權威，君臣關係也是相對的。他說：“說大人則藐視之，勿視其巍巍然。”（《孟子·盡心下》）若“天子不仁”，則“不保四海”（《孟子·離婁上》）。這裡孟子所說的“仁”，主要是對“民”來說的。為了得到天下，保有四海，天子就必須實行仁政，愛護人民。這便是孟子的政治觀點。在哲學上，孟子提出了“性善論”，即人生來皆具有仁、義、禮、智等天賦的道德意識、“良知”和“良能”，希望人人能夠堅持真善美的本性。戰爭觀點上，孟子在當時封建統治中就更顯激進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以力服人的暴君，企圖用武力征服別人，就不斷地發動戰爭，“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這樣就犯了大罪，國君應該“服上刑”（《孟子·離婁上》）。生活於戰國戰亂不休、殺人如麻這種亂世之中的孟子，能有這些超越時代的思想，是難能可貴的。但這些民本思想，對正欲通過強權建立朱家千秋大業的朱元璋來說尤其刺眼、逆耳。並且朱元璋本來就對孟子那個時代異說紛呈的各種學說很反感，在洪武元年與儒學之臣討論問題時，朱元璋就曾說過：“戰國之時，縱橫捭闔之徒，肆其邪說。諸侯急於利者多從之，往往事未就而國隨之以亡，此誠何益？”“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天下焉得而治！”（《明史紀事本末》卷14）基於這種心理，閒暇之時，經常翻閱作為儒家經典著作之書《孟子》的朱元璋，看到這些內容就不高興了，因此厄運降臨到孟子頭上就沒有什麼奇怪了。
就在孟子面臨被罷黜孔廟的時候，刑部尚書錢唐挺身而出，冒死抗旨入宮廷進諫，並抬棺材上朝，對朱元璋說：“臣為孟軻死，死有餘榮。”此言一出，朝臣一時無不為這位識大體、重大義的諫臣擔憂，朱元璋也著實無奈，一來見其官居要職，殺了可惜了人才，二來見其言辭誠懇，堅毅剛卓恐留於後世“殺賢臣、誅忠良”的罵名。最終沒有加罪於他。孟子的配享才得以保留下來。
此次風波過後，孟氏族人十分感激錢唐，為了報答他的抱死苦諫的正義之行，特地在孟氏報德祠內設錢唐牌位，每到過年和祭祀時節祀便舉行較大的祭祀活動。後來，又將錢唐的牌位移到孟廟西廡，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其牌位升祀東廡，位列韓愈之上。
孟子塑像幾經波折終於留在了大成殿內，從而也可見其思想在人民心中有著穩固的地位。孟子的“仁政”“為民”對歷代當權者是一種警示；其追求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剛正不阿之風，對當下的個體來說更是值得令人深思的話語。時代在變遷，不變的是那些永恆的人性和我們社會文化中永恆的人文關懷！
作者：彭慶濤 劉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