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到雲岡石窟考察，真切關心雲岡石窟文化保護工作。習總書記強調：“雲岡石窟體現了中華文化的特色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這是人類文明的瑰寶，要堅持保護第一，在保護的基礎上研究利用好。”
雲岡石窟歷經1500多年的浸潤，曾被遺落在歷史的縱深之處。綿延而悠長的絲路時常回蕩起清脆的陀聲，嘗試喚醒你最深處的記憶。讓我們輕輕拭去滿目的遺塵，找尋留存下的絢爛多彩的印跡。
欣賞活化的文物 領略遊走的雲岡
雲岡石窟作為世界文化遺產，構成了人類藝術長廊中極重要的組成部分，展現了公元5世紀前後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盛況，見證了佛教藝術傳入古代中國後獨立發展的早期特徵。這座珍貴的石窟文化遺產，歷經1500多年的歷史沖刷，依然完整地屹立於中國北方一座普通之城的崖畔，實屬不易。因為它曾被世人遺忘在一段很長的歷史深處，直至近現代以來，有了多名有識之士的關注和保護，以及諸多研究團隊的持續探究，才得以修葺完善，漸趨形成保護和研究並重的良好態勢。
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全國戰事危急時刻，著名建築家梁思成先生及夫人林徽因協同友人一起，日夜兼程，克服種種困難，調查了華北、中原地區的古建築，拍攝和記錄了大量珍貴的廟宇、石雕、佛像等照片和資料，他所著的《中國雕塑史》和《佛像的歷史》是集中論述中國傳統雕塑藝術的著作。在《佛像的歷史》一書中，他說：“第一批重要的紀念性雕像見於大同雲岡，即北魏第一個都城。”他們留存下的極為可貴的石窟遺址及圖片資料，為新中國成立後全面開展石窟寺的調查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史料和圖片資料，梁先生對中國古代雕塑藝術的關注和專研，為後繼者開啟了深入研究的路徑和開闊思路。20世紀80年代，以宿白先生為代表的北大考古團隊，對雲岡石窟進行了細緻的調研，運用考古學的方法對窟龕及雕塑作品進行了分類研究，結合國內外研究者的看法，更為細緻地提出了雲岡石窟的具體分期問題，成為今天研究雲岡石窟歷史分期的重要參照。
從1952年“大同市古蹟保養所”的成立，至2006年雲岡石窟研究院的成立，國家和山西地方政府對雲岡石窟的維護和修繕工作持續開展。相關條例和地方法規的制定，為雲岡石窟保護系統工程的開展提供了保障，特別是1973年在周恩來總理關懷下進行的“三年維修工程”，使得面臨坍塌嚴重的雲岡石窟化危為安。之後的“八五”計劃、國道改造工程、防水修復工程及雲岡石窟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召開，開啟了雲岡石窟保護和研究工作的新篇章。2001年，雲岡石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進一步將雲岡石窟的保護和研究推向一個新方向。2019年，雲岡石窟研究院歷時近7年的《雲岡石窟全集》（20卷本）出版，全集採用數字化設備，大規模全方位採集了雲岡石窟彩色影像資料，比日本出版的16卷本的《雲岡石窟》更為全面精細，成為雲岡石窟研究的代表性階段成果。
目前，雲岡石窟所實現的1:1複製洞窟和異地大展，是數字化時代雲岡石窟科學保護和深入研究的新突破，可複製、可拆裝、可運輸的石窟研究成果，打開了雲岡石窟“行走”世界的步伐，此外，“雲岡石窟全景漫遊”全新上線，為足不出戶體驗雲岡石窟提供了新方式。科技與匠心的完美結合，實現了讓千年之久的文物活起來，走出去的目標。
尋覓絲路的文明 聆聽歷史的回聲
石窟原是古印度的一種佛教建築，主要開鑿于山崖間，最初是作為佛教信徒坐禪修行的場所，也被稱為石室，後來演變為石窟組合，其中“禪房窟”“塔廟窟”這兩種石窟模式在印度較為普遍。伴隨著佛法東漸，源於古印度的佛教藝術沿著動盪而綿延的絲路遠播於遼闊的西域諸地，進而隨南北貿易路線，漸趨深入內陸。這一外來的宗教藝術形式與中國傳統藝術接觸與碰撞後，便在互促與交融中舉步前行。在歷經了漫長的孕育與發展後，加之匠師們虔誠的摹寫與再創造，遠道而來的佛教藝術便在古代中國大地上生根發芽，至南北朝時期，迎來了中國佛教藝術發展的繁盛期，形成了獨具中華民族風貌的佛教藝術形式，雲岡石窟正是這一時期中國石窟文化發展的早期代表之一。
石窟規模宏大，氣勢恢宏，窟內造像精美，雕塑技藝精湛，造像題材豐富。據統計，現留存下的主要洞窟有45座，窟龕200多個，造像5萬多尊。作為中國石窟藝術中全石化雕刻的代表，雲岡石窟雕刻藝術達到了極高的創作水平。整個石窟群雕刻面積達18000平方米，佛像的可塑性極強，最高的造像17米，最小的造像僅2釐米，巨大的佛像和嬌小的雕像相映襯，連同佈滿窟龕的諸多造像和裝飾紋樣一起，營造出富麗繁盛的石窟藝術。梁思成先生曾指出，雲岡石窟“非中國”的表現甚多，或明顯承襲希臘古典宗脈，或繁複地摻雜印度佛教藝術影響，依據雲岡諸窟的雕飾花紋的母題及刻法，佛像的衣褶容貌及姿勢，可知中國藝術從此時伊始迎來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作為東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集聚地，雲岡石窟的佛教藝術展現了南北朝時期中西文化交流互鑑的印記。雲岡石窟中的裝飾紋樣式樣豐富，造型多變，具有重要的裝飾功能和豐富的審美意蘊。裝飾花紋在雲岡石刻中種類繁多，有蓮瓣、卷草紋、忍冬草、繩紋、瓔珞、花繩等。這些紋飾大都源於域外的母題，如形式多樣的卷草紋多出于波斯、希臘的裝飾藝術，諸多隨文化藝術傳播和貿易交流傳入的裝飾紋飾，在中國古代的裝飾藝術中得到了極大的傳播和運用，鑑證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現象。部分裝飾紋樣甚至超過了殷周秦漢之際的雲紋、雷紋等式樣，成為中國紋飾中的重要形式，被廣為運用，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雲岡石窟不僅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產物，更是多元文明交融的典範。雲岡石窟所在地平城（即今天山西大同市），曾是北魏都城，這個因古都而興盛的城市，成為當時北方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因政權遷徙，加之與西北少數民族政權的角逐不斷，至北魏建都平城之時，沿途經歷了多民族文化藝術的碰撞與交流，平城自然聚集了多方文化的匯聚。獨特的歷史因緣，成就了雲岡石窟的盛貌。石窟文化，這一源於古印度的藝術形式，為何會在北魏都城平城得到如此迅速的發展和傳播，這還得從雲岡石窟開窟建寺的歷史說起。
和平初年，即公元460年，平靜的武州山石破天驚，著名高僧曇曜繼師賢后受任於沙門統，受北魏皇室所託，負責在靈巖秀麗的武州山崖開鑿窟龕，雕鑿佛像，建成了著名的“曇曜五窟”。作為雲岡石窟早期造像的代表，曇曜五窟的造像渾厚圓潤、沉穩肅穆，其莊嚴、宏大之勢彰顯了豪邁的氣勢，是西域遺風與少數民族藝術交融的產物。中期造像精雕細琢，裝飾華麗，出現了中國式的佛衣樣式，漸趨出現了佛教造像的中國化傾向。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北魏遷都洛陽後，雲岡石窟的建造步入了晚期，出現了窄肩長頸，面相清麗，比例適中的佛像造型，與早期的恢宏氣勢相比，晚期造像轉向民族化和世俗化趨勢，這是北魏晚期漢化政策在石窟造像上的呈現。
窺探繁複的雕飾 映現多彩的記憶
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在《水經注》中曾這樣概述雲岡石窟的開鑿盛況：“鑿石開山，因巖結構，真容巨壯，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林淵錦鏡，綴目新眺。”因武州山南麓特殊的石質，為雲岡石窟的鑿刻提供了天然的保障。與其他石窟寺相比，這裡以主題突出的佛傳浮雕、精美細緻的裝飾紋樣，以及富有活力的樂舞雕刻著稱。它汲取中西文化藝術之精華，融中華傳統雕刻藝術之技法，創造性地開啟了西來樣式的本土化、民族化、世俗化的轉向。西域的絢爛曠達、北疆的雄渾豪放、中原的優雅細膩，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文化風貌在這裡結成了豐富多彩的石刻藝術，映襯出歷史長河中璀璨的記憶。
開鑿於公元5世紀的第12窟，是雲岡石窟中較為華麗多彩的洞窟之一，被稱為“五華洞”，世人亦稱其為“音樂窟”。這是一個有著前後兩室的窟洞，整個窟內裝飾華麗，窟龕內刻滿了形態各異的飛天伎樂和各式器樂，演奏者神情飛揚，動作嫻熟。走進庫龕，置身其中，好似一場規模盛大的音樂會正有序地進行。此窟樂器樣式豐富，真實地展現了當時各民族樂舞融合的盛貌，是一千多年前的人們留給後世的珍貴音樂寶藏，是多民族藝術交流的結晶，為今天我們瞭解和傳承古典文化藝術保存了豐富的實物資源。
石窟中留下的樂舞、百戲及雜技等雕刻，是當時社會生活和文化發展的反映。異域而來的佛教藝術，在與中華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中，漸趨融會貫通，形成了有異於印度原始佛教藝術的發展模式，在儒、道、釋文化的交匯中，走向互鑑交融的態勢。特別是雲岡石窟中晚期造像，一改西域和北方民族的粗獷壯碩的樣式，轉向南方清俊秀麗的造型特徵，佛像及菩薩造像走向清雋神秘之態，具有理想美的特徵。
特殊的歷史境況鑄就了獨特的藝術風貌。受當時社會政治變遷，文化交流的內在影響，雲岡石窟雕刻藝術的分期是相對明顯的，前期以樸拙的西域之風漸長，加之胡風胡韻的融合，雕刻中多出現大佛形象，窟龕形貌給人以巍峨莊嚴之感。後期石窟的營造逐漸向清麗雋秀的中原之風過渡，正式開啟了中華佛教藝術獨立發展的新風尚，形成了獨具民族精神的藝術風格。清麗飄逸的主尊、靜謐幽思的菩薩、歡愉舞動的飛天，憨態可掬的弟子、虔誠祈願的供養人構成了窟龕內的主要雕刻內容，它們穿越了千年的光輝，將嘴角那抹神秘的微笑帶到了今天，乃至更遠的未來，其震撼靈魂的微笑中深諳著無盡的仁愛之美。
匠師們以富有生命意味的流動線條，流轉出自由飛揚的美好境界，成就了中國飛天藝術形象的豐富內涵。它們承載著我國遠古羽人和飛仙的意識，是中國人孕育的一個永遠的夢。從早期的樸拙之風到輕舞飛揚、簡練明朗、清逸飄灑的風格演變，得益於當時歷史大背景下儒、佛、道、玄的碰撞與交流，特別是道、佛的交流與互促。原初道家的隱逸情懷，中國傳統藝術中的羽人形象，與佛教藝術中的天人一起，共同成就了雲岡石窟中飛天意象的深厚意蘊。儒、釋、道審美趣味的碰撞與融合，形成了雲岡石窟中以“和”為美的造像佈局，以“清”為美的形貌神韻，以“超凡出世”為傾向的體態氣度。
雲岡石窟的雕刻藝術較為形象地記錄了佛教藝術由印度及中亞向中國佛教藝術發展的歷史脈絡和軌跡，展現了佛教藝術中國化早期的世俗化、民族化的演進過程。多民族藝術風格在雲岡石窟實現了全面而深入的互鑑和融通，它一方面承繼了漢代藝術的雕刻傳統，另一方面又吸收了古印度犍陀羅和秣菟羅藝術的創作手法，孕育出獨特的雲岡風格。雲岡石窟藝術展現的是多民族文化藝術的交流、包容、接納、改造和再創造，乃至形成了民族風格的過程。這是中華文明得以綿延流長和延續的一個很好範例，體現了中華民族開闊的文化胸襟和包容之心。
雲岡石窟作為世界文化遺產，對其保護和研究並重顯得異常重要。文物沉積了豐厚的歷史記憶，更是展現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載體。讓文物活起來、走出去，讓更多的人走近它瞭解它，能更好地可激發人們對傳統文化的認知和摯愛，豐富社會文化和人們的精神生活，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
作為新時代的我們，更應做好絲路文化的承繼與發展，傳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堅持文化自信。回望一千多年的雲岡，聆聽來自遙遠的絲路上的陀鈴，無數精美的石刻記錄下太多歷史的印記，集中外文化精華於一體的雲岡石窟，正從歷史深處走來，走向世界，走進世人心田。
跨越千年歷史的雲岡，與世界的因緣仍在繼續。
欄目主編：王多
作者單位：浙江理工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