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社會學
作者：尼克拉斯 · 盧曼
譯者：孫一洲
定價：62.80元
拜德雅丨廣西人民出版社 · 大雅
《風險社會學》
代譯序
克勞斯·亞普 /文
尼克拉斯·盧曼的《風險社會學》的中譯本如今付梓，距離這部作品當初問世已接近30 年。本書在盧曼的作品體系中似乎只佔據一個旁支的位置。相對於那些關於社會、宗教、藝術、法律、科學和經濟的大部頭，有關風險的寫作事實上是針對20 世紀下半葉風險和災難（塞韋索二噁惡英洩露、沙利度胺醜聞與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在生態上產生的特定討論所作的文章，而在現代社會主題（生態、倫理、社會運動等）的語境中，盧曼並沒有對這些主題漠不關心。事實上，就像提前為他的後期作品做鋪墊一樣，盧曼首先建構了一種區別，以填補風險討論中的理論空白。這一空白介於有關“自反的現代性”（烏爾裡希·貝克）的那些雄心勃勃的作品與很多處於另一種極端上的經驗取向的作品之間。前者所處理的風險概念通過技術（細胞技術）、科學（基因研究）與生態風險（氣候）和日常經驗中的危險相掛鉤，而後者則引入了諸如風險與不確定性（弗蘭克·奈特）這樣的區別。這一空白介於理論上近乎脆弱的概念與無法指明方向的經驗研究之間，而盧曼當時試圖以區分的方式來填補這一空白。不能說這一嘗試是完全無效的，但同樣不能說他的意圖完全實現了。在社會學的系統理論與社會理論中，風險研究仍以專題形式佔有一席之地。就此而言，人們很難詬病這一嘗試本身，因為迄今為止仍缺乏雄心勃勃的作品進一步填補這一理論空白。
除了為社會功能系統寫作的大部頭外，在盧曼為特定社會學所撰寫的所有作品中，我們也都能發現系統理論的基本概念。在當時發展（且直到今天仍具有權威性）的風險社會學主流所使用的風險概念中，危險和不確定的日常感覺（貝克的理論）與介入的可能性和受害程度等這些專家行話之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當這一風險社會學主流發展成為一種美式建構主義時，其理論上的活躍程度仍然有限，而盧曼則求助於風險與危險的區別。這產生於溝通行為的自反性與外反性之間的區別，也來自系統與環境的區別：風險來自對自身決定的可能的缺陷進行歸因，而危險則來自對受波及者的外部決定之缺陷進行歸因。這並非概念的雜耍，人們可以藉此認識到，決定者如此這般進行歸因，是為了讓風險計算的問題終究能夠在現實的當下，將尚未實現的未來之當下與對其自身重要的決定之結果聯繫起來。而人們也意識到，受其他人決定所波及的人事實上是向外部歸因，比如為了能夠提出抗議而進行歸因。這正是盧曼的風險社會學之核心，因為一方面，這一區別與滿足於對風險和安全之區別（類似弗蘭克·奈特的風險與不確定性之區別）的（日常）研究的主流之間保持了一定距離；另一方面，盧曼從此開始為風險決定的時間維度和社會性維度組織起他最核心的一組區別。
時 間
不同於舊世界，在功能分化的社會中存在一個新舊之間的結構差異，而這一體驗最可能首先出現在過去與未來的差別中。當下的決定指向一個未來，而未來又反過來取決於一個當下，在這個當下可能的未來被做出決定。這一循環狀況並不涉及理性計算，並導致風險在未來之當下被視為不同於過去之當下的他物——而不同之處僅僅是因為人們已經做出了決定。這樣，因為做出其他決定的可能性已經被排除，人們就有理由對決定感到後悔：決定理論將之視為後決定追悔。但追悔之前決定的人也將他的未來視為風險。風險與安全的區別將自身表達為一階觀察，這種觀察不能看到（徹底的）安全是無法實現的。但觀察一階觀察者的二階觀察者卻可以看到，風險的“另一面”不是安全，而是危險。換言之，也許存在著將某事稱為安全的觀察者。但這一評價並沒有客觀的出發點，因為對這一評價而言，過去和未來之間視野的區別是基礎性的，而這一區別又是跟隨著其視野本身而改變的。比如，切爾諾貝利事故前後的核電站、石棉醜聞前後的火力發電或沙利度胺醜聞前後的懷孕止痛劑。但即使不存在諸如利益損失這樣轟動的公眾事件，決定也總是有風險的。即使進展順利，也沒有明顯的缺陷，但是人們也已經放棄了決定之前存在的可能性。在決定之後，人們只能緬懷已經逝去的可能性。
這就排除了客觀地決定評估正確性的可能性，而對這一可能性的排除就成為“處理不確定”的一個核心問題。所有決定行為都會造成風險與危險的區別。總有人受到他人的決定所影響，特別是因為這所涉及的並不是客觀事實，而是歸因。因此，盧曼可以說，風險問題在客觀上是任意普遍化的。社會喪失了法律（“責任”）、經濟（“所有權”）和政治的制度化（“閾值”）曾賦予的安全，正是因為在風險的狀況下，這些安全所必需的共識不再是既定的。而這也適用於專家間的溝通，他們徒勞地許諾安全，而在危險的模式下只能看到不確定性。此外，比如在使用基因技術的問題中，共識只是或多或少可能或不可能的（很可能是後者！）。作為時間約束形式的風險為這個完全自我產生的現代社會帶來了不可控制性這一特點，而對法律和經濟而言，這曾經是不可想象的。
抗 議
這種不可控制性還表明了決定者和受波及者之間的衝突，雙方不能就共同點達成一致，因為他們將互斥的兩種歸因模式化。雖然作為風險調節器的法律與經濟都是不可或缺的，但當涉及危險時，法律和經濟都無能為力，例如核輻射或市中心的大工地，在這些情況下決定者都將之視為自己負責控制的風險。根據當地決定者的可能性從危險的視角出發被視為外部決定的所有溝通接觸，受波及者將之歸因於其環境。這不僅涉及技術、環境或健康，也涉及社會。即使宗教懺悔也是有風險的（其中的關鍵詞是“遷移”和“整合”），如果這被歸結為一個決定的話。
總的來說，一方是風險，而另一方是危險。只要社會的注意力在涉及風險時仍然繫於法律和經濟，這似乎都不是問題。女性在決定中將“男性”視為危險，這直到20世紀才為人所知，並且不能在法律上或經濟上受到監管。這是一個“社會性問題”，在其社會影響範圍內，社會的社會性分裂之深度被風險/ 危險或決定者/ 受波及者的區別充分體現出來。這種區別的嚴重性也很驚人。到目前為止，大多數試圖彌合它們的嘗試都失敗了。參與、倫理和風險溝通（Otway/Wynne 1989）都無法彌補那些溝通著波及性的不信任。通常情況下，情況恰恰相反，尤其是當決定者難以識別時，諸如重大化學事故、生態災難或全球經濟危機。
出於所有這些原因，一種普遍甚至相互的拒絕似乎正在加固。正是這種廣義的拒絕（包括專家的理性），受波及和決定的不確定性為開展抗議行動提供了理由。無論核電廠建造得多麼安全，無論人們如何讓銀行規避投機性虧損，（不確定的）危險視角都會在這一努力中顯現出來。抗議活動創造了一種區別，即抗議和對立面之間的區別，即使在現實和社會性雙重不確定性的前提下，人們也可以以此為出發點。然而，由於越來越難以確定決策者（參考課徵金融交易稅以協助公民組織[Attac] 或女性運動），這些要求正在逐漸成為“政治上的訴求”。這些“新社會運動”的新穎之處在於，他們對權利和再分配不感興趣，而是關注他們成了他人風險決策的受害者。這反映在大眾媒體（形形色色抗議者的戲劇性登場）的相應關注中，以及對科學主題進行描述的意願。
觀 察
在對1990年代研究狀況的概括中，克拉克和肖特（1993）抱怨“風險社會學”這一特殊學科沒有統一的理論。事實上，到今天為止也基本如此。對貝克作品偶然但也非常猶豫的調整並未得出有關風險問題的全面理論。如果一種科學理論期待在涉及日常概念時具有高度解釋力，那麼在統一理論的語境中，系統理論的概念當仁不讓。只有系統理論的概念才能從有害而危險的日常直覺中解救風險概念。這是通過聯繫風險概念與決定概念，接著藉助風險與危險之間的基本區別來實現的。這種區別預設了二階觀察，即觀察觀察者如何歸因。人們所觀察的不是對象，而是觀察者。因此，人們可以自己計算何時達到災難閾值，什麼是可能的，什麼是不可能的；哪些代價是內在的，哪些是外在的等。這種觀察方式用微觀和中間層次的觀察妨礙了理論的宏觀層次（功能系統），在所有這三個層次上都操練了二階觀察，而在功能分化和高系統複雜性的前提下，這是不可避免的。
為了能夠穩定這些條件下的行動能力，盧曼提出了“理解”意義上的溝通中斷，這意味著規避或中斷風險自反的形式，而作為二階觀察的風險自反甚至很難應付制動調節：決定者與受波及者之間（哪怕臨時的）調節協議，諸如有關垃圾焚燒設備的運轉溫度；不顧高度不確定性而讓人為干預成為可能的強烈意識形態。在這些情況下，為了重新獲得在不確定性前提下的行動能力，相互理解也會被普遍接受。一種風險社會學式的、同時也可能是由理性所擔保的締結形式不會認同這種安排。在將未來視為風險的觀察中，被捲入其中的觀察者不能避免悲劇性的選擇，因為就像觀察者自身所觀察的那樣，這些選擇都是從中自我產生的——而這也適用於其他觀察者。
人們可能會問，如今風險社會學是否已經超過了這種“研究前沿”。關注“風險社會學”這一學科的作品並不多。其中之一則闡釋了社會學宏大理論和經驗研究之間的“鴻溝”。它更建議使用“對不確定性的決定”，而把科學家作為“社會政治參與者”和風險的“現實維度”。因為“宏大理論”的低產，這都處於“參與者理論”的視角下。如果不是按照概念，而是按照研究機會給出建議，那人們不應該許諾太多。如果人們看一看相關的《風險研究期刊》，就可以證實這一與“宏大理論”相對的體力活所具備的理論前景。有關有限群體（比如土耳其的職業司機）的風險感知和冒險傾向的報告佔據了主流。這樣避免對風險社會學概念和對經驗事實的相應研究進行（“宏大理論式”）反思也不能完全免於風險，因為這樣就錯過了以反思形式自我挽回的機會。
作者系比勒菲爾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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