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紀的今天，哲學作為“第一學科”的光彩，似乎在慢慢褪色。科學的發展、意識形態的無孔不入、宗教領域的祛魅以及技術理性的膨脹，都使得哲學的角色在壁壘森嚴的現代學科劃分中難以找到屬於自己獨特的表述與聲音。現代世界的特徵與輪廓相當程度是由哲學構成的，那麼未來的世界裡，哲學還會給我們什麼樣的意義與理解。
作為一個哲學學者，趙汀陽喜歡不斷提出新概念，挑戰並解釋這個越發複雜且混沌的世界。從“無立場分析”再到“作為第一哲學的政治哲學”再到“新天下體系”。趙汀陽樂於在不同的資源中為哲學找到新的位置去解釋這個滑向荒誕並充滿未知的世界。在他論述裡，他的思考緊緊圍繞著這些話題：公正、世界霸權、無所不能的技術挑戰、文明與意識形態的衝突。而正如趙汀陽所說：“哲學是反意識形態的，哲學試圖面對原本問題，沒有被意識形態歪曲過的問題。政治哲學有助於恢復健康的政治問題意識，可以重新活躍政治問題，恢復政治問題的清晰性。”哲學是一種面向未來的裁決。
新書《一神論的影子》是趙汀陽與法國人類學家樂比雄的通訊集。兩位在不同思想與學術背景成長的學者，探討在彼此的身份認同越來越清晰、交集卻越來越淡漠的中西文化，是否有跨越文化與主體的交流？而《一神論的影子》的書名，正是源於趙汀陽所深切焦慮的所在：以西方所主導的現代世界起源於獨斷性的“一神論”，在這種思維方式的巨大陰影下，彼此不同的文明該產生怎樣的結合？
在不同文化環境下思考、成長並長期在第三世界進行田野調查的樂比雄熱誠地希望不同文明成長下的個體可以“跨越自我的邊界，與他人相遇；通過這一經歷，融入到普遍真理的‘共可能世界’中”。而趙汀陽則對這個世界悲觀得多：“一神論從來沒有消失過，作為西方思想中根深蒂固的思維模式，它已經以新的形式在現代重新登場，而不再侷限於宗教的形式。我們依舊可以在西方思維的許多方面看到一神論的影子，例如關於魔鬼般絕對敵人的想象、朝向歷史終結而進步的歷史敘事、拯救全世界的彌賽亞式神聖使命、試圖依靠宣傳來對其他國家進行啟蒙和解放的努力、對文化'多樣性'的假惺惺寬容等等。”而面對這樣的世界，哲學又將給出怎樣的解釋與答卷？
訪談：
問=經濟觀察報
答=趙汀陽
問：您在與樂比雄的交流中都認為跨文化在今天的世界中必須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相比於利瑪竇與徐光啟的時代。當代人的文化交流卻變得更為繁瑣、複雜，被倫理、制度、法律重重阻隔，難以形成交疊後的共識。您認為為什麼古人在看待異質文明時，往往會有更開放的心態？
答：古代人是何種心態，我缺乏足夠的實證，很難斷言，但古代文明之間的交往肯定沒有遇到現代所建構的那種文化邊界，其中一個情況是，文明早期尚未出現意識形態，甚至當有的古代文明開始形成初步的意識形態，其意識形態對生活各個方面的滲透力也仍然有限，因此，文明早期的文化交往在客觀條件上有著比較大的自由可能性。
趙汀陽與法國人類學家樂比雄
一般來說，意識形態發源於宗教，其最強烈的表達也是宗教，甚至比後來的政治意識形態更深刻。但在文明早期，宗教只是一種文化的一部分，主要解釋世界和人生的大問題，在思想功能上與哲學有一定的競爭關係，但尚未成為一種文化所有方面的統治性的解釋原則。可以說，在尚未形成一神教之前，古代文明之間不存在文化邊界，除了不為人所知的偏僻文化，每一種文明都是跨文化，即每一種文明都在學習其他文化，同時也被其他文化學習。以中國早期文明來說，就從中東文明學到小麥、馬、青銅器等等。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跨文化的存在先於拒絕他者的孤立文化而存在，其中道理類似於我所論證的存在論命題“共在先於存在”。顯然，每種文明在其初始階段的人力物力都有限，思想的能量也有限，所以自身的發明也有限，因此，只有樂於互相學習的文明才能夠獲得足夠大的能量而得以發展壯大。即使更為發達的文明也能夠從相對落後的文明學到非常重要的技術或知識，例如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故事。
在人類發明的各種“邊界”中，最早的邊界應該是財產邊界或經濟地界，這與動物的捕食地界有一點的相似性或繼承性。進而有了比較複雜的由實力定義的收捐納稅範圍，以及軍事勢力範圍，但其邊界是模糊的，也不穩定，更沒有契約性的認定，只是實力消長的函項。順便一提，契約論所想象的原始簽約狀態都是不符合歷史真實的臆想。一直到現代，才有了明確定義而且雙方在法律上承認的國界。在現代社會所發明的邊界裡，除了民族國家，還有一種更為重要的邊界是個人權利，它定義了思想、價值觀和財產等等構成的個人主體性邊界。文化邊界則成熟最晚，儘管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宗教，特別是一神教，但真正成為不可商量、不可讓步並且拒絕他者的文化邊界，卻是相對晚近的事情，在時段上看，也從相關性上看，應該與民族國家的形成有關，就是說，現代國家邊界與文化邊界之間很可能存在著某種互相強化的作用。當然，也不盡然，在國家弱於宗教勢力的地區，文化邊界主要就是宗教邊界。
基督教文明比較早形成意識形態，聖保羅已經發明瞭普世主義。還有一些人們熟知的故事，比如科學論斷遭到宗教的干涉，布魯諾和哥白尼等等，還有哲學為神學服務的中世紀現象。雖然如此，宗教也尚未以意識形態建構一個封閉性的文化邊界，正如這次跨文化會議上有法國學者指出，在中世紀或現代早期，歐洲許多地方的音樂、繪畫、舞蹈，都受到過阿拉伯或伊斯蘭藝術的影響，還有，哥白尼的天文學也得益於阿拉伯數學和天文學。這些說明，文化之間互相學習的活動依然存在。由此可以看出，嚴格意義上的文化邊界只是一個事關信仰和價值觀的問題，這意味著，文化邊界並沒有限制文化之間的知識共享，因此文化間在知識上存在著“開放獲取”（open access）的機會，這是各種文化能夠互相學習而成長的條件。假如一種文化甚至拒絕知識共享，取消知識的“開放獲取”，就會形成一種完全封閉的文化邊界，甚至比所謂的“黑暗中世紀”更封閉。
還有一個“自然的”文化邊界，即語言。語言系統之間不存在完全對應的翻譯關係，不同語言之間，概念的內涵和外延、語法結構以及語境化的用法之間，都不存在一一對應的映射關係，因此，語言邊界成為一個客觀上的文化邊界。維特根斯坦說過，要理解一個概念就不得不理解句子，完全理解句子就不得不理解整個語言，而理解一種語言就不得不理解與之相關的整個生活。這是一個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因為沒有人能夠完全理解另一種生活，於是，翻譯是不可能的。據說未來的人工智能也許能夠超越語言邊界，假如巨大數據和專業化的算法真的能夠創造有效匹配或給出意義保真的解釋的話，那真是奇蹟了。是否可能，就不得而知了。
《一神論的影子》
趙汀陽、（法）樂比雄/著
王惠民/譯
中信出版集團
2019年6月
問：您自身的專業是哲學，您新近提出的一系列概念都是具有其他學科的思想背景與思想資源的。社會科學成為了人類共同的語言與討論的底線，哲學逐漸邊緣化，不再在人類的生活中佔據獨特的地位。您認為哲學應該進行怎樣的思考與調整才能更好地適應、解讀今天的世界？
趙汀陽：哲學並沒有變得邊緣化，至少並沒有比過去更加邊緣化。應該說，哲學從來都不是大眾化的精神世界，但一直是可共享的公共精神資源，屬於“開放獲取”資源。在人類文明的知識-精神結構裡，哲學的位置在於維持思想的反思功能。簡單地說，如果某個假設是一種知識所必需的，同時又是這種知識無法證明的，那麼，這個假設就形成了哲學問題。因此，哲學就是對任何奠基性的假設的反思。
在一個社會的精神世界裡，大多數人更感興趣的精神資源通常是宗教，還有文學和藝術，這些文化資源的共享性都大於哲學。但中國的情況略有不同，沒有一神教傳統，也沒有一統地位的宗教，可以說，中國的精神世界以歷史為本，歷史是中國精神世界的支柱。如果舉出其次的文化資源，也許是古代詩詞，還有以各種宗教為名的迷信——這一點雖然不難理解，但令人失望。
至於哲學與社會科學的關係，當然是非常密切的，在知識系統裡是互相參照的關係，其實哲學與自然科學的關係也很密切，都屬於在知識上互相“開放獲取”並且互有幫助的關係。學科的切分和壁壘對於知識的整體性和豐富性顯然是有害的。事實上，人們早就意識到這個現代分科的弊病，至少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跨學科的研究已經成為知識生產的一種重要方式，通常用來處理複雜問題或多面問題。當代就產生了一個自然科學的新品種叫“複雜科學”，研究各種不可測的變化。在人文社會科學裡，哲學和歷史學要處理的問題最具複雜性和多面性，因此也最經常使用跨學科資源，當代史學經常利用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天文學、地理學甚至文學等資源，同樣，哲學也利用歷史學、經濟學、博弈論、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數學、物理學等資源。儘管跨學科仍然遠遠達不到對事物的“整體認識”，但有助於獲得一種整體感。
問：現代哲學面臨著一系列的改造與挑戰，試圖從學院派的語言變成一種澄澈的、面向公眾的表達。這必然面臨著語言與表達上的挑戰和重組。在今天這個語言面臨著數學、人工智能等一系列挑戰的今天，您認為哲學在今天還能具有表達、創造真理的作用嗎？
答：哲學恐怕是人工智能最後才能挑戰的人類智慧。就目前的發展路徑來看，人工智能距離哲學思維還極其遙遠。目前的人工智能屬於圖靈機概念，因此至少不可能回答兩類問題：一種是悖論；另一種涉及無窮性。除非在人工智能的知識庫里人為預設“正確答案”，否則人工智能不可能回答悖論和無窮性的問題。這兩類問題也是人類思想能力的極限，凡是觸及思想極限的都是哲學問題，所以，哲學暫時不受人工智能的影響。
大多數哲學問題不是具有悖論性就是涉及無窮性，這是哲學問題的標誌性特徵。哲學能夠研究悖論，但目前不能解決嚴格的悖論（即A必然推出非A，而非A又必然推出A的自相關悖論）。數學和哲學可以研究無窮性問題，但在實際上做不到以能行的（feasible）方式“走遍”無窮多個對象而完全理解無窮性。人類之所以不怕這些怪問題，是因為人具有“不思”的自我保護功能，可以在思想中建立一個暫時“不思”的隔離分區，以便收藏無法解決的問題，而不會一條道走到黑地陷入無法自拔的思想困境，就是說，人能夠確定什麼是不可思考的問題而給與封存（比如算不完的無窮性和算不了的悖論）。只有傻子才會把 π 一直沒完沒了地算下去，但圖靈機人工智能卻無法意識到自己在做傻事。如果不以作弊的方式為圖靈機預設答案，那麼，當向圖靈機提問：π的最後一位是什麼數？圖靈機會義無反顧地永遠算下去，這個圖靈機就變成了傻子。同樣，如果問圖靈機：“這句話本身是假話”是真話還是假話（改進型的說謊者悖論）？圖靈機大概也會一往無前地永遠算下去，就變成神經病了。當然，這些怪問題屬於故意刁難，對圖靈機既不公平又無聊，因為人類自己也解決不了。為了公正起見，也可以向圖靈機提問一個哲學悖論（源於柏拉圖的“美諾悖論”）：為了能夠找出答案A，就必須事先認識A，否則，我們不可能從魚目混珠的眾多選項中辨認出A；可是，既然事先已經認識了A，那麼A就不是一個需要尋找的未知答案，而必定是已知的答案，結論是，未知的知識其實都是已知的知識。這樣對嗎？這只是一個非嚴格悖論，對於人類，此類問題有深度，卻不是無解的，人能夠給出多種有效解釋，但對於圖靈機就恐怕是個思想陷阱。
人類的思想優勢在於擁有一個不封閉的意識世界，當遇到不合規則的問題，能夠靈活處理，比如修改規則或者發明新規則。但目前圖靈機人工智能的意識卻是一個封閉的意識世界，是由給定程序、規則和運算方法明確界定的有界意識世界。這是“缺點”，也是“優點”，正是人工智能的意識封閉性保證了運算的高效率，就是說，人工智能的高效率依賴著思維範圍的有限性，比如說，阿法爾狗的高效率正因為圍棋的封閉性。圖靈機人工智能有著高效運算，但尚無創造性，目前的人工智能創造性表演是一種類似魔術的遊戲。由於尚未破解人類意識的秘密，也就未能為人工智能獲得自我意識、自由意志和創造性建立一個可行榜樣。目前人工智能只是複製了人類思維中部分可程序化功能，無論這種程序化的能力有多強大，都沒有超出數學定義的能行性概念（feasibility）或可構造性概念（constructivity），也就不可能思考哲學。當然，如果未來人工智能發展為超圖靈機，具有自我意識、反思能力和創造性，就可以思考哲學了，但那時候人類失去了主體性的地位，也就不需要哲學了。
問：您提到“一神教就是一神教，而一神論更主要是一種思維模式，來源於一神教，但已經推廣為理解一切事情尤其是政治、倫理和文化的一種思維模式。 ”而世界各個文明的平等交流以及對話的建立，需要新的起點與底線。羅爾斯將這種多元社會的建立訴諸於“無知之幕”，在您看來，建立這種交流是否需要新的共識？
答：羅爾斯的“無知之幕”的適用範圍是一個共同體內部（比如一個國家），並且預設這個共同體的成員都有著自由主義價值觀，因此，羅爾斯的“無知之幕”是在特定條件下有效的遊戲，並非普遍有效的遊戲。事實上，當超出共同體的內部問題而進入國際社會，羅爾斯就從自由主義者轉變為保守主義者了，他在《萬民法》一書中明確指出，無知之幕的最重要成果，即利益向弱者傾斜的“差別原則”，俗稱劫富濟貧原則，就不能在國際社會中應用，否則不能保護自由主義國家的利益。可見，羅爾斯理論與全球共識無關。跨文化在當今世界成了一個困難，其原因是我稱之為“文化界限”（cultural border）的阻礙。在文明最開始的時期，文化界限是不存在的。但是後來人們建起了文化的邊界，用的是意識形態、政治、宗教，尤其是一神宗教，或者是作為方法論的一神論。一神論是在存在論層面上拒斥了跨文化，因為一神論守衛的是唯一的神，知識的唯一權威。
世界共識是一個涉及跨文化或跨主體性的問題，難度非常高，恐怕距離有效的解決還很遙遠。我在《天下的當代性》中論證過兩個純理論指標：關係理性和孔子改善。如果未來世界能夠達到這兩個指標，或許有一些希望解決文明衝突的亨廷頓問題，但理論與實踐的距離往往比想象的大。
問：西方主導的現代性下人們常常把“權利”等同於“善”，把產權與契約視作至高無上的邊界，這最終導致了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成為了上至國家關係，下至個人生活的最高法則。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又應該如何理解什麼是美德、什麼是善？
答：更準確地說，現代性有一個原則是“權利高於善”，並不是“權利等於善”。
問題是這樣的，權利屬於個人，但善卻是一個公共概念，甚至，大部分的善是公共產品。就是說，除了某些屬於個人意識所定義的內心的善，一般情況下所說的善都是屬於某個公共遊戲的一個性質。在這裡，“遊戲”指維特根斯坦意義上的遊戲，即任何社會性的共同合作活動。不同的遊戲定義了不同的善，比如，射箭的技巧在狩獵時代的生存遊戲裡是一種善能，也稱美德（virtue），但在現代社會，就僅僅在體育比賽的遊戲裡是一種善能，不再是生存遊戲的善能。總之，善是某個集體遊戲所定義的善能，不是個人可以自己定義的。當然，個人可以定義對他自己什麼是可欲的，甚至可以將自己的生活方式命名為善，但這是無效命名，別人不承認，沒有公共意義，沒有通用價值，也沒有流通價值。在哲學上說，一個東西“是”什麼，是這個東西本身的事情，即一個東西僅憑自身就說明了它的所是，但是，一個東西的“是”，卻推不出這個東西是“好的”。所以，以“是”定義“好”，就是無效命名。
當然，在自我的“私人語言”遊戲裡，個人隨便怎麼想都可以。不過維特根斯坦會提醒說，“心想“不等於”事成”，私人語言的遊戲實際上玩不下去，一個人自己玩是無意義的，無所表達，就像“一個人把手放在自己頭頂說：我有這麼高”，這個說法沒有意義。意義在於公共性，善也一樣。
權利高於善，或者，善高於權利，這意味著選擇了不同的生活遊戲。不同的社會和時代總有不同的集體選擇，哪一種選擇更好，冷暖自知。我所能說明的是，個人可以擁有權利，但個人本身不可能擁有價值，個人的自我或者自我意識不可能定義任何一種價值，價值必定屬於共同承認的某種關係。準確地說，價值是某個遊戲的一個函數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