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代有多亂？
據統計，春秋時代的294年，臣子弒君36位，大小國家亡國52次，征戰不計其數；戰國時代的254年，大小戰爭約有222次。
平王東遷之後，緊接著就發生了“周鄭交質”和“桓王中箭”事件，周室的權威蕩然無存。沒有了“天下共主”，原來靠周王室的中央權威維繫的大一統局面消失了。權威倒塌，天下立刻一片混亂。沒有了共同的標準和原則，沒有了有效的協調機制。
整個春秋戰國時代，各國遵守的都是弱肉強食的森林法則，互相大打出手。“春秋無義戰”。
但是，就是這樣一個混亂的時代，卻成為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黃金年代。
這個時代英雄輩出，大政治家（春秋五霸、戰國七雄）、大軍事家（孫武、吳起、孫臏、龐涓、戰國四將）、大外交家（子貢、晏嬰、蘇秦、張儀、公孫衍），在這片廣袤的國土上，他們各展雄才，導演了一出出精彩紛呈的歷史活劇；這是一個創造的時代，孔子、孟子、老子、莊子、墨子、韓非子等思想巨人一個又一個接連出現。儒墨道法，百家爭鳴，爭相著述，形成了中國歷史上唯一一次的絢爛奪目的思想井噴。他們留下的著作，被後世的國人視為永恆的經典和永不枯竭的智慧之源。
為什麼亂世會成為黃金時代呢？恰恰是因為“亂”。
在西周，雖然秩序井然、社會安定，然而過分的穩定和過於嚴格的禮儀約束，也束縛了人們的創造力和活力。同時，小國寡民導致各國交往頻率不高。除了周公，西周並沒有出現偉大的思想家。
到了春秋時代，列國競爭的環境，“禮崩樂壞”，使得春秋時代的空氣遠比西周時代更為自由。競爭激烈的社會環境，使各國君主為了增強國力，對人才不得不特別尊重。因此，齊桓公重用了差點一箭射死自己的管仲，秦穆公重用鬚髮斑白的百里奚和蹇叔，魏文侯重用“殺妻求將”的吳起，楚莊王的“絕纓之宴”饒恕了調戲妃子的大將，燕昭王直接築起了招賢的“黃金臺”……
春秋時期是中國的士人能夠活得頂天立地的為數不多的時代，他們可以君王的師友身份自居，伍子胥和呂不韋甚至可以“父”的身份事君主；他們將自己所學之“道”置於權勢之上，蘇秦、公孫衍、樂毅動輒配五、六國相印，合則留，不合則去。
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說：
“周既不綱，權力四散，遊士學者，各稱道其所自得以橫行於天下，不容於一國，則去而之他而已。故仲尼幹七十二君，墨翟來往大江南北，荀卿所謂‘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言論之自由。至是而極……豈所謂‘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者耶？”
孔子周遊列國，不屈服於任何權威，只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孟子更加鋒芒畢露。他公然宣稱：“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與國君交談之際，也毫無奴顏媚態，“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第二點，春秋之後，井田制崩潰，諸侯國的“距離”越來越近，城市大量出現，各國交往越來越頻繁，知識交流的速度越來越快。人才可以四處流動，從貴族、士人到普通農民，人人都擁有逃亡的自由，不怕被遣返。
“國家”的概念並不清晰，用《曹劌論戰》裡的話說，愛國是“肉食者謀之”，是貴族的事，而普通士子“又何間焉？”伍子胥可以帶領吳國滅掉自己的母國楚國；楚國的甘茂到了秦國，為秦國攻打韓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張儀、公孫衍、范雎都是魏國人，卻都為秦國立下過大功；吳起、呂不韋、商鞅都是衛國人，卻都離開了自己的祖國。
當然，亂世多了去了，並不是連年紛爭、生靈塗炭、屠刀霍霍造就了黃金時代，而是各地區之間難得的第一次沒有了隔閡、思想交流的頻繁才催生了那個偉大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