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看到一個訪談《1980年代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在合肥的崛起》，這是科大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熊衛民老師對科大前副校長辛厚文老師的口述歷史訪談。這兩位老師我都很熟悉，熊衛民老師被譽為“中國口述科學史第一人”，辛厚文老師是我上學時所在的化學物理系的教授，我學過他的《化學拓撲學》。因此，我以極大的興趣閱讀了這篇文章。
辛厚文（2018年6月27日熊衛民攝）
這場訪談是在2018年進行的，那時是科大的60週年校慶。熊老師的主要問題是，科大為什麼能第二次崛起？
熊衛民在課堂上訪談辛厚文（2018年6月27日張雲涵攝）
這個問題的背景是，科大1958年在北京建校後，迅速成為了全國一流高校，這並不令人驚訝。因為科大是中國科學院辦的大學，錢學森、郭永懷等教師的水平高、名氣大等等。
但科大1970年遷到合肥後，失去了很多資源，條件非常艱苦：校園狹小，設備大部分報廢了，師資大部分流失了。然而幾年之內，科大又崛起了，第二次創業的風頭之勁甚至還超過第一次創業。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為什麼科大能在如此不利的情況下再次成功崛起？這是非常值得探討的。
辛老師作為八十年代科大的副校長，給出了很多非常有啟發性的回答。我來結合我的體會，向大家介紹一下。
最基本的問題是：全國已經有這麼多大學了，而且北大、清華水平都很高，那為什麼還要辦科大？
這是因為當時社會出現了新的需求——“兩彈一星”事業需要人才。
當時的高等教育體制下，理科學生在工程技術方面學得很少，工科學生在數理基礎方面學得很少。而“兩彈一星”的人才不僅要有雄厚的理科基礎，還要掌握先進的技術，開拓力和創造力都要很強。當時不管是理科生還是工科生，都不能完全符合這個要求。
因此，國家決定依靠科學院辦大學，培養這方面的人才。科學院是科研工作的國家隊，它集中了國家最優秀的研究人員和最雄厚的科研實力，這種實驗條件和教學力量才能培養符合要求的學生。所以從辦校開始，科大培養的就不是一般的人才，這是歷史給科大的任務。
科大最重要的優勢就是它在辦校初所確立的辦學理念，這是它區別於其他學校的特點和優勢。放眼全國，這種理念應該是最先進和最有生命力的。
科大辦校之初提出了兩條最重要的辦學方針：一是科學和技術相結合，二是教育和研究相結合。科大搬到合肥後，第二任校長嚴濟慈還提出了“創寰宇學府，育天下英才”的辦學理念。這是科大的核心理念，也是我們在合肥能夠崛起的內在動力。
嚴濟慈
我來註釋一下。《哈姆雷特》有一句名言：“即使在果殼之中，我也會把自己當作擁有無限空間的君王。”科大人的思維格局從來不是一時一地，而是整個國家、整個人類的科技事業，這確實是最核心的理念和動力。
然後辛老師提到，科大精神是科大在合肥能夠崛起的精神支柱，這種精神的核心是創新。科大本身就是創新的產物。
一個人或一個團體能不能有作為，看他用什麼思想和精神把自己武裝起來。辛老師做過一個演講，題目是“科大學生的後勁和闖勁”。因為科大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打下了堅實的科學基礎，培養了創新的精神。化學物理系的學生由於數理基礎較強，在開拓化學領域的新項目中，不但敢於闖，而且有後勁，發揮了重要作用。
作為化學物理系的學生，我想我可以作為一個例子，說明化學物理系學生的創新其實不限於化學。我的科普就涉及量子信息、核聚變、引力波、航天、宇宙學、黎曼猜想、製藥、疫苗、網絡安全等許多領域。我高考時選擇科大化學物理系，是因為它是全國唯一的一個數理化並重的系，而我對數理化都很感興趣。我是因為選擇了這個系，所以選擇了科大這個學校。回顧起來，這種追求廣泛聯繫的思維模式，對我的科學傳播工作也是很有裨益的。
辛老師說到，科大很早就允許學生轉系。考慮到學生以後要從事創新的工作，學校決定不把專業設置得很窄，而是著重基礎培養，特別是數理基礎的培養。因此科大各系的專業基礎課是一樣的，這種培養模式為學生轉專業提供了條件。其他高校很難做到這點。
我來註釋一下。這種培養模式決定了，科大學生不見得在剛畢業的時候就嶄露頭角，因為他們的專業訓練不一定比得上那些專業設置很細的院校。但由於基礎寬厚，科大學生的後勁逐漸就表現出來了，尤其是當有創新的機會出現時。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近年來中國人工智能的領軍企業大多都出自科大校友。開玩笑地說，科大人的一個特點就是“什麼都能幹”，什麼都能很快地學會，並且迅速做出創新。
辛老師說的下一點是：我們幾位當校長的時候，隨便誰都可以在路上抓住我們談事，現在你們想跟校長聊天還得預約一下。我們的第一身份是老師，校長只是我們的第二身份，只是短期的工作，卸任了以後我們還是老師。我們幾個當校長的時候都在上課，我們從來沒把自己看成是官。
對此我來註釋一下。開玩笑地說，科大人的一大特點就是“從來沒拿自己當外人”。無論在任何地方，人人都敢於自由發言，敢於直言不諱地評論任何人、任何事，人人都覺得自己是學校的主人、國家的主人。往好裡說，可以說這是stay hungry，stay foolish。往壞裡說，也可以說這是too young，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
你覺得這是好事還是壞事呢？雖然這種風格有時也造成一些尷尬場面，但總體而言，我覺得這還是寶貴的赤子之心。
然後辛老師講了一個有趣的故事：1982年，我當校領導時是46歲，出去開會跟其他大學校長坐在一起，他們都以為我是秘書。有一次，25所重點大學的校領導在上海開會，我是其中最年輕的。我們黨委書記讓我上去講話，說具體事情是我管的，我年輕有活力。
我也沒準備，上去就講：科大為什麼能夠取得這麼多改革成果？總書記胡耀邦同志說要鬆綁，科大是鬆綁最多的一個學校。第一，我們歸科學院管，所以教育部不管我們；第二，科學院有一百多個所級機構，只顧得上給我們一些科研補貼，教育問題根本不管；第三，安徽省對我們彬彬有禮，除了黨的事務，其他事也不管。所以我們是“三不管”，想做什麼就都能做。我們很多改革都是先斬後奏。沒有改革開放以來的寬鬆環境，科大人再想辦事也辦不成。但同樣身處改革開放的大環境，許多事情別的學校做不出來，而科大做出來了。這是科大的理念和精神在起作用。如果沒有改革開放的國家大環境和科大的理念精神，科大就不可能在合肥崛起。
我覺得辛老師講的這個“三不管”是重要的乾貨。許多人、許多組織非常努力地爭取外部支持，但實際上，真正了不起的事業必然源自內心。歷史上很多偉大的人和事都是這樣出現的，完全不是計劃出來的，而是在一個誰都意想不到的地方，純粹出於自己的內心動力做出來的。
然後，辛老師提到：前些年，除了人才質量，其他方面我們沒法跟一些名校相比。我們只能叫單項冠軍。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現在我們不僅人才質量高，科研水平也很高，在應用領域有地位，有很大的社會影響力。
這也是我深有感觸的一點。我上學的時候，科大在國內外可以說名聲不小。但這名聲主要是在教育方面，科大給世界頂級研究機構輸送了許多人才。至於科大自己的研究，並沒有太多在世界上拿得出手的。而現在最大的變化，就是科大自身變成了一個世界一流的研究機構，在量子信息、鐵基超導、材料科學等方面做出了很多國際關注的成果。當不少兄弟院校還在追求統計數字的時候，科大追求的已經上升到了引領世界的重大創新。
最後，讓我把辛老師的結語送給大家：現在中國需要一些原始的創新，使得中國在某些領域成為科學中心，這是為了國家的長遠戰略需求而考慮的。為了這個需求，我們必須要探索新的領域，培養一批絕對高級的科技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