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一直是如今歷史愛好者最為津津樂道的時代，也是為現代人最容易誤讀、戲說、撕逼最多的朝代之一。為什麼呢？
談及對明朝的第一感覺，一部分讀者會想起“暴虐朱元璋、篡位朱棣、木匠皇帝、短命皇帝、宦官專權”的混亂，另一部分人會想起“不和親、不賠款、不割地、不納貢、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的慷慨。造成民眾如此差別印象的原因，第一是明代距今較近、本身就具有話題性，現代影視劇以及網絡小說對於部分細節進行了誇張（這部分我就不贅述了，看這篇文章的知識水平我是相信的），第二也可以說是清朝修《明史》的原因。
清修《明史》，字面意思就是：清朝編修明朝的歷史。這實際上是一場耐人尋味的百年政治事件，是清朝作為少數民族政權為自己建構合法性的過程。倒不是說清朝的史官對於《明史》有多少不正確、不客觀的評價，而是因為清修《明史》過程裡的種種小動作，讓一切關於明代的史實在普通人眼裡，都顯得晦暗不明。
一、清代為什麼要編修明朝的歷史？
清修《明史》這本不算什麼稀罕事，我們現在看到的二十四史基本都是後朝給前朝修的，宋代寫《新唐書》、元代寫《宋史》、明代寫《元史》、清代寫《明史》……一般修史的目的是為了捋清前朝歷史興亡，給本朝治理留下寶貴經驗。
但是修《明史》這件事對於清朝朝廷來說，與前人相比，是格外不一樣的，也是必要和迫切的。
因為清朝入關伊始，便面臨政權的合法性建構問題。
如何解決政權合法性的問題，歷朝歷代都有自己的辦法。
清朝屬於少數民族入關，所以不敢用、也不能用民族主義去凝聚社會，而神化的本民族的歷史對於當時的清朝來說，又完全缺乏漢族社會的認同。
所以，當時清朝面臨的合法性問題，必須靠修《明史》來解決。
第一，南明政權的相繼存在，當時是清朝合法性的現實挑戰。
李自成為首的大順軍在1644年攻入北京，崇禎皇帝（明思宗）自盡，不久，南明弘光朝廷成立於南都，與清政權呈南北對峙之勢。
五月十五日登上帝位的弘光帝是正經明代皇室，為“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見下圖的族譜），很受江南民眾擁戴，駕臨南都之日，“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其轄領區域仍為大半個中國（在當時人看來，南明至少算南宋吧。）弘光帝即位那是相當的名正言順，遠非滿洲可以比擬。
且弘光政權周圍聚集了一批相當數量的官僚、士人，他們對光復明朝的願望強烈，堅決抵抗清政權的南侵，以維護民族文化為己任，是當時的一股強大政治力量。
弘光政權被顛覆後， 此後陸續出現的魯監國、永曆等政權，皆為明之餘緒，承擔著明朝士民復國的期望。 這些政權的存在都是對清政權合法性的嚴峻挑戰。
明末清初的歷史地圖
第二，漢民族本身對清政權缺乏文化認同。
從明代的漢族服飾變成少數民族的服飾，當時清朝的漢族百姓反應是非常強烈的。
因為衣冠、髮式是一個民族的重要特徵，也是民族文化的主要內容之一。因此“改章易服”不僅是生活習慣的改變，也包含深層次的文化衝突，還涉及到漢民族的民族心理和倫理道德。滿洲統治者以征服者的姿態，將其“落後”的少數民族文化強加於中原社會，直接挫傷了民族尊嚴。尤其“薙法令（剃髮令）”的施行，不從者斬，漢族社會的反應更是空前強烈，以致形成全國性的抗清高潮。
第三，大批明人殉國，給中原士人帶來強烈的心靈震撼。
心懷亡國之戚的明末士人，生逢易代之變，面對家亡國破的無奈，“死節”就成為他們中很多人不二的價值選擇。
左都御史李邦華，投水自殺。
左都副御史施邦曜自殺，
兵部右侍郎王家彥自殺，
大理寺凌義渠上吊自殺。
庶吉士魏學濂自殺。
刑部右侍郎孟兆祥全家投井自殺
……
退一步，遁隱山林、志不仕清也是當時士人抗拒新政權的普遍方式。
八大山人是皇家世孫，明亡後削髮為僧，成了亡命之徒，後改信道教，住南昌青雲譜道院。
傅山入道教，自號朱衣道人。
熊開元，汀州陷落，棄家為僧。
方以智於順治十年（1653）披緇為僧。
金堡在桂林為僧……
他們的行為無疑也是對清政權合法性的間接否定。
在君主體制下，忠君就是愛國，他們的“死節”也就超越了所謂的“對一姓之忠”的狹隘內涵，是歷史記憶的創痛感，與家國破滅、親人離散的現實、民族征服的屈辱交織於一起的巨大哀慟，“死節”的行為無疑也是他們對民族精神的最後堅守。清初， 像這樣自殺、遁隱山林、誓不為新政權服務的明末人士不在少數。他們的行為無疑是對清政權合法性的間接否定。
在這種情況下，纂修《明史》是一個突破口，為明清易代的合理性作註腳，建構其政權的合法性。所以清朝才這麼重視這件事。
二、清修明史有失實之處嗎？
清修《明史》有失實之處嗎？
答案肯定是：有。
清朝在康雍乾時期，對明史的編撰進行了多次嚴格的增刪、政審，深究到細節的歷史真相和具體情節有很多隱晦不言 。另外此期間清朝不但嚴禁民間修明史，否則一律殺頭，還同時焚燬了大量明代的原始史料，並對有關蒙古、清的各種明朝原始資料做了系統的銷燬和篡改，對"皇明""甲申"等字頭之類的書籍，更是全部進行銷禁、焚燬。
但是失實之處有多少呢？恐怕沒有一般網友想得那麼多。
這本書編得挺好的。
從順治二年（公元1645年）編到了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基本是一百年寫一本書。《明史》是中國歷史上纂修時間最長的一部官方修訂的史書，是明朝編寫元史時長的九十多倍（元史編撰不到一年）。編出來的成果呢？確實是得到了大多數人的讚揚。清朝史學家趙翼曾在《廿二史札記》中評價明史編纂得體、材料詳實、敘事穩妥、行文簡潔：
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遼史》簡略，《宋史》繁蕪，《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潔，敘事簡括，稍為可觀，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總體來說，清修《明史》有以下幾個不實之處：
第一，自賦“天命”來證明其“得天下之正”。
“天人感應”說認為，當上天對一個政權不滿時，就會通過自然災害的形式發出警告，乾旱、洪水、地震、瘟疫等紛沓而來，此時下一個王朝接替上一個就順理成章了。《明史》對明晚期許多歷史事件的書寫，就人為地、主動地給明代末期染上了一些天命色彩。
崇禎元年七月壬午，浙江海溢，漂沒數萬人”。
崇禎十一年六月，安民廠災，傷萬餘人；十三年，兩畿、山東、河南、陝西、山西旱蝗，“人相食”。
蓋天命有歸，莫之為而為者矣。
事實上，明代晚期的諸多問題，無不因起於遼東（滿清興起）。 自萬曆後期以來，明朝以傾國之力加強遼東防務，頻繁的軍事活動給明朝社會增添沉重的社會負擔。雖然明朝晚期社會諸多問題的產生，有其內在的緣由，但滿洲禍亂遼東，催化並加劇明末的社會危機，《明史》不提。
第二，妖魔化宦官。
明代宦官作為一個整體被妖魔化，發生於明代遺民對失國的反思，他們認為明代封疆壞於宦官，以致“明祚不可支矣”。
《明史》對宦官的書寫，並非想通過對史料的挖掘、 整理和辨別，再現歷史的真相，而是出於政治目的，著重於彰顯其惡。它暗示了明朝政治革新的必要性和改朝換代的緊迫性，為清之入關，繼統明朝編造理由。
明代宦官魏忠賢的影視形象
第三，隱匿“遼事”，隱匿對清廷不利的史實。
努爾哈赤以“七大恨”為藉口，起兵反叛，兵侵遼瀋。滿洲在進入遼瀋的過程中，伴隨著血腥的屠殺和殘酷的擄掠。這些“不德”表現不僅不利於本民族歷史的建構，更是漢族社會的歷史創痛。“遼事”也就成為清朝君臨中原後的歷史包袱。
另外，著名的明清史學家謝國楨指出：明史有五個缺失的地方：
1、對清廷不利的史實、2、對明朝初年事實記載不夠詳細真實，尤其是驅逐蒙古於漠北、女真於東北臣於明和明初統治集團內部矛盾、3、出清廷的需要，明史對建文帝的事情非常忌諱、4、對於李自成、張獻忠等起義軍大肆抹黑、5、對東林黨人多加以美化。
可見對於《明史》的失實之處，學界已經有了較為統一的認識，主要就是以上我說的幾點。另外一些被網友認為是故意“醜化明朝”、“黑明朝皇帝大臣”的部分，很有可能已經是當時的史官儘量還原歷史事實的結果，並無故意抹黑。
三、大家怎麼分辨真假呢？
在研究層面，一般做明史研究的學者，特別是人物、事件方面研究的，幾乎沒有完全依據《明史》的。
除了《明史》，明朝皇帝的實錄，如《太祖實錄》、《神宗實錄》等都為當朝史官當時記錄，作為皇家檔案封存，當朝邸報、奏章、詔書的檔案（基本官方文件都會入檔封存，且大部分在清軍入關時並未受到極大破壞），歷代士大夫的文集（戚繼光也著有《止止堂集》，明代大凡士紳基本都會撰文編書，文風素養較好），地方人士的隨筆記錄（《輟耕錄》之類，鄉野退隱士人的記載），士大夫之間的私人信件，以及地方文叢、地方誌等，都會作為研究明史的資料，鮮有依據《明史》一面之詞而進行推斷，大多是旁鑑以進行佐證或駁斥。
學者們大多如上所言的一系列資料作為一個系統進行剖析，如同對於犯罪現場進行調查一樣，雖然有官方記錄，還有很多目擊證人、當事人、間接見證人、道聽途說者（如記載當時的社會輿論）及其子女、親屬的記錄，以及這些記錄的後代古人的再記錄、傳抄和見解，將此所有綜合起來進行推斷，來最大程度還原歷史現場。
在日常歷史愛好者的層面，只要秉持“兼聽則明、偏信則闇”的原則，儘量查看學術著作和第一手的古籍資料，不要受到網絡上煽動性言論的影響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