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在我們的印象中一直是一個以開放而著稱的王朝。的確，與中國古代其它許多王朝相比，唐王朝是十分開放，在唐王朝的都城長安，隨處可以見到來自西域的胡人。這些胡人雖然面貌與中原人不同，但他們可以在長安城內如常生活，與中原人沒有兩樣。甚至，當時在長安還有來自西域的宗教寺廟，唐王朝的宮廷內與官場上也有不少來自西域以及朝鮮、日本的面孔。
唐王朝的確開放，但在這些開放措施的背後，實際上也隱含著一種深刻的懷疑情緒。從官員到普通百姓，雖然看似對於胡人是否包容，但內心還是抱有濃重的懷疑情緒，不時以漢族與儒家的標準來看待來自不同文化的胡人的習俗與生活。特別是在安史之亂之後，唐王朝從上到下對於胡人更是滿懷疑慮，在各方面也是處處設限。
探討大量來自西域的胡人在唐代的生活狀況，有利於我們瞭解唐代的社會生活狀況，也有助於我們探查在開放背後，隱藏的封閉與疑慮是如何的，這對於我們完整地瞭解唐朝這個朝代是十分有幫助的。
騎射中的胡人（簡筆畫）
西域文化對唐朝的影響
唐王朝在立國之初即對來自西域的移民採取友好的態度，之所以如此，有兩個主要的原因：
首先，唐王朝在奪取了中原腹地之後，還需要繼續向四方拓張疆土，盡力擴大唐王朝的疆域，特別對於西域的突厥人，唐王朝可以說是志在必得。既然如此，唐朝則必須聯絡盟友，共同對付突厥人。為達到這一目的，唐朝在政治上採取聯盟政策的同時，對待這些少數民族來唐的民眾也必須採取友好與包容的措施。唐王朝不僅對待這些來自西域的移民一視同仁，將其視作同等的唐朝子民看待，為其提供平等的生活與工作環境，而且還鼓勵這些來唐的胡人為唐王朝效力，為他們以及其後代提供平等的上升渠道。
其次，唐王朝的統治者李氏家族本身就具有鮮卑族的血統，他們對於所謂的“華夷之辨”看的並沒有傳統的漢人家族那麼重，對於各民族的態度比較開放，這也促使唐朝對於各民族採取一種開放與包容的態度。唐王朝這種開放的態度與包容的政策使得大批來自西域的胡人不斷來到中原，其中的不少人也進入唐代官場以及軍隊，直接為唐王朝效力。即便是在安史之亂之時，亦有不少胡人選擇忠誠於唐王朝，直接參與了平亂的戰爭。
唐王朝時期的貴族野外活動圖
除了進入官場與軍隊之外，許多胡人在唐代謀生依靠的是經商所得的收入。讀者們應該知道，中國古代封建王朝宣揚的是“重農抑商”思想，將商業視為最次等的行業，因此，許多漢人並不願意經商，而是將讀書做官視為最好的出路。這樣一來，就給了胡商很多的機會，他們填補了漢人不願經商所遺留下的空缺，積極地參與到商業經營中去。來到中原的許多胡人本就具有一定經商的經驗，加之當時的中原地區以及都城長安安寧和平，很快便積累了不少的財富。
根據《太平廣記》的記載，當時胡商所從事的生意大多與他們的家鄉有關，有的人從事飲食行業，販賣來自西域的美酒以及美食，有的則從事珠寶行業，販賣來自西域的各種珍寶，有的則從事藥材生意，售賣從西域進口的各種藥材。《文明判集》中記錄了當時長安城中一位富有胡商所擁有的鉅額財富：“家興販，資財鉅富，身有勳官驍騎尉，其園池屋宇、衣服器玩、家僮侍妾比王侯”。 這樣依靠經商致富的胡商不在少數。
《太平廣記》封面圖
大量來自西域的胡人進入中原，自然也帶來了來自於西域的各種文化，其中頗具代表性的便是西域的歌舞以及宗教。西域的歌舞種類繁多，具有極強的娛樂性和觀賞性，一經傳入中原之後，便很快在民間風靡起來。如唐玄宗這樣本就對音樂、舞蹈十分感興趣的皇帝，更是將胡舞、胡樂帶入了宮廷。
除了歌舞之外，西域的幻術同樣是令時人著迷的東西。所謂的西域幻術，與我們今日所熟知的魔術比較類似，其與中國傳統的雜技技法有著根本的不同，講究的是一個驚險刺激，讓人搞不清楚這幻術到底是如何變出來的，這種神奇的戲法在當時同樣吸引了眾多的目光。而來自西域的宗教，也在唐朝的疆土上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唐朝所稱的“三夷教”，即祆教、景教、摩尼教便是當時得到唐朝官方正式認可並在唐朝疆域內廣泛傳播的三種源自西域的宗教。唐王朝之所以允許來自西域的宗教在其疆域中公開傳播，目的同樣是為了籠絡胡人人心，使其為唐王朝服務。這些在唐朝傳播的宗教不僅籠絡了大批本就信仰宗教的西域胡人，而且還吸引了許多漢人入教。傳播最盛之時，這些宗教廣泛地參與到了民間慈善活動之中，每逢宗教節日，都能在長安街頭見到各種盛景，所謂“每歲商胡祈福，烹豬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總能吸引許多人前去觀看和參加。
長安街頭見到各種盛景（漫畫版）
唐朝對西域文化的排斥
通過前文的介紹，讀者們可以發現，唐朝時西域各地的胡人不僅廣泛地參與到唐朝的社會生活中，而且還帶來了大量對唐朝影響頗深的西域文化。當時之所以會有這樣對外交流的盛景出現，主要是由於唐王朝官方的鼓勵與支持，然而，隨著時代的改變，從官方到民間對於西域胡人的態度都發生了改變。
唐王朝雖然開放與包容，但是不同民族之間大範圍的交往難免會帶來觀念與文化上的衝突。舉例來說，前文說到胡人在唐朝常常從事經商活動，然而，在漢人看來，經商是為人所不齒的，正因為這種觀念，導致當時的許多唐人認為經商的胡人為人貪婪、見利忘義，因此不願與經商的胡人來往。高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就曾對粟特人有過這樣的評價：“風俗澆訛，多行詭詐，大抵貪求，父子計利，財多為貴，良賤無差”。
《大唐西域記》部分史料內容留存
同時對於胡舞以及胡樂在中原的流行，許多漢族士人以及漢族大臣則是憂心忡忡，認為胡樂、胡舞乃是靡靡之音，只會傷風敗俗，影響社會風氣。唐中宗時就曾有大臣就此問題向皇帝上書：“伏見胡樂施於聲律，本備四夷之數，比來日益流宕，異曲新聲，哀思淫溺。始自王公，稍及閭巷，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質，詠歌蹈舞，號曰‘合生’”。
來自西域的宗教同樣遭到了本土的佛教以及道教的打擊，佛、道兩教認為這些外來宗教所宣揚的並非正統思想，並且憤怒於外來宗教搶奪佛、道兩教的信徒，因而採取各種措施打擊“三夷教”。而由於佛、道兩教的打擊，唐朝朝廷後來也不得不頒佈了一系列的敕令，限制或禁止“三夷教”在民間的傳播，例如，唐玄宗開元年間便曾發佈過敕令，禁止摩尼教在民間的傳播：“末摩尼法，本是邪見，妄稱佛教，誑惑黎元，宜嚴加禁斷。以其西胡等既是鄉”。
安史之亂場景圖
到了安史之亂之後，由於帶頭作亂的安祿山乃是胡人，因而唐朝朝廷在平亂之後對於胡人更是十分謹慎。雖然平定安史之亂少不了胡人的幫助，例如回鶻曾經就在收復長安、洛陽的戰鬥中發揮過重要作用，但回鶻其後在城中肆意劫掠，則使得本對其心懷感激的眾多漢族士人轉而對其印象變差。印象變差的結果便是在安史之亂後的歷朝中，皇帝以及漢族士大夫都開始對胡人官員多加提防，時常聲色俱厲地呵斥胡人大臣，認為他們並不忠心，時刻想像安祿山那般再次作亂，所謂“胡人官至卿監、封國公者，著籍禁省，勢傾公王，群居賴寵，更相凌奪”。
由此可以看出，在唐朝開放、包容的背後，實際上仍然隱含著對於來自西域的胡人的不信任，特別是在安史之亂之後，這種懷疑與不信任的態度更是趨於公開化，導致了許多在唐朝謀生的胡人處境艱難，不得不在夾縫之中求生存。
安祿山影視劇形象
結語
通過上文的介紹與分析，讀者們應該可以看出，唐朝的確是一個開放與包容的王朝，許多來自西域的胡人進入中原地區，廣泛地參與到了唐朝的社會生活中，來自西域的文化也對唐朝產生了廣泛且深刻的影響。但是，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唐王朝對於西域文化也並非是完全包容的，其中也有許多的懷疑與排斥，特別是在安史之亂之後，這種情緒更是趨於公開化，使得許多在唐的胡人生活困難。
這種情緒的存在，一方面是傳統的“華夷之辨”思想的影響，特別是常年受儒家思想薰陶的漢族士大夫階層，他們對於西域的文化抱有一種不信任的態度。而另一方面的原因則是由時代變遷所造成的，隨著安史之亂的發生，唐王朝對於胡人的懷疑實在是難以避免的，安史之亂幾乎使鼎盛的唐王朝亡國，這種慘痛的記憶使得唐朝的統治階層再難像此前那般信任外人。
但需要澄清的是，雖然安史之亂之後對於胡人的懷疑開始加深，但一直到唐朝滅亡之時，一直都有來自西域以及朝鮮、日本的人士在唐朝為官，這就說明，總的來說唐朝仍然是一個開放的時代。
唐王朝確實是我國曆史上一個十分開放的時代，這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時我們也應該要看到事情的另一面，這樣一來，我們才能最全面、最客觀地來看待歷史，才能儘可能地還原歷史的各個方面。
參考資料：《舊唐書》、《太平廣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