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上古時期的神農氏，遍嘗百草，被尊為藥王。公元前三四百年的古希臘名醫希波克拉底，則被尊為西方醫學之父。從古至今，無論中醫西醫，無不把救死扶傷作為崇高理想和追求目標。所以要論世界上最古老最受人尊重的職業，當之無愧是醫生。
先秦典籍《鶡冠子》裡有個小故事。名醫扁鵲有兩位哥哥，都醫術精湛。大哥在病人還沒有明顯症狀時就把病治好了，二哥擅長於在病情初露時治好病人。由此，不明所以的患者認為大哥醫術不如兩個弟弟；二哥只能治小病；扁鵲專治難症，患有沉痾痼疾的病人，經過他的仁心妙手都能挽回性命，所以扁鵲名氣最盛。故事點出患者心理：病人找醫生，看到醫生施針開藥方才放心，否則認為醫生醫術不佳或不負責任。美籍華人暢銷書作家、著名外科醫生陳葆琳在她的著作《最後的期末考》裡提到自己的一次經歷。一名少年喝醉酒掉進水裡，救上岸緊急送醫院。陳醫生告訴他母親，他或許會腦死亡。一週後，少年情況有所好轉，這位母親一看到陳醫生，就大聲嚷著她就是宣佈她兒子腦死亡的“騙子醫生”。最終，在三週後，少年還是撒手人寰。病人家屬不願意接受壞消息，還沒治療就宣佈無法醫治，心理上完全無法承受，並埋怨醫生不作為。這一點完全可以理解，畢竟生病求醫，病人和家屬把所有希望寄託在醫生身上。每每病人在醫生細心治療下獲得康復，都喜不自勝，滿懷感恩，醫生自已也感到欣慰。醫學技術蓬勃發展有目共睹，許多過去視為不可治癒的病症，如肺結核、天花等等，如今已不是什麼難症。但儘管聰明的人們不斷攻克醫學難題，不治之症還是存在，且每年大量奪取人類性命。面對這種情況，不但病人家屬悲慟萬分，救治的醫生也是滿心不忍。經過少年那件事，陳醫生反思，貿然說出實情，對病患和家屬來說是沉重的打擊。應該好好思量如何與病患溝通。
另一方面，患者家屬的倫理焦慮不容忽視。一位年邁的癌症患者，癌細胞已經大面積轉移，已沒有治療價值。子女卻認為放棄治療就是不孝，在道德層面上不允許他們這麼做，況且或許有奇蹟出現呢。只要病人還有一口呼吸，家屬就不願放過一絲期望，如果不治療，就等於完全放棄所有希望，對於至親家屬是一個不能承受的心理重擔。而且，若放棄治療，彷彿是自己耽誤了患者。不幸的是，三個月後，老人周身插滿管子，在痛苦中閉眼。老人本來可以在家中熟悉的環境裡，在家人陪伴下度過餘下的日子，可以安然有序地實現未了的心願。子女覺得盡了孝，努力過，減少了內心歉疚感，殊不知患者躺在醫院病床上，面對冷冰冰的陌生環境，接受侵入式治療，不但無效，還拖延身體痛苦、增加心理壓力和恐懼感。
宗教信仰可以給予生命最後階段的慰藉，但若沒有宗教信仰的患者又該如何自處？家人如何安撫他？誰都不願意面對死亡，可是誰都無法逃脫。眼見臨終病人害怕、惶恐、焦慮，家屬也心痛不已。
進入醫學院第一天，陳葆琳醫生立誓救死扶傷，但看得最多的卻是死亡。她坦呈，“和大部分同事一樣，我進入醫學領域時，並未充分做好照顧臨終患者的準備。”在十五年的學習和訓練過程中，她學會了“忽略或抑制人類所共有的情感”。的確，這些“忽視情感”的訓練非常有必要，能夠確保醫生更加客觀，否則會影響和擾亂他們的診斷。陳醫生第一次作為助理醫師協助手術，握著手術刀卻未能劃開患者皮膚。不是醫學訓練不足夠，而是看著活生生的人體，人類情感佔了上風，“不忍”下刀。醫生在這個時候，需要專業精神和理智果斷。但是面對臨終病人，醫生卻需要展現溫情和關懷。在巫術和醫術不分家的古代，甚至近代邊遠少數民族地區，巫師就是醫生，他們念念咒和施點草藥就能治好大部分不嚴重的病。唸咒能治病，很大原因是給患者心理暗示。現代醫學研究已經證明，心理暗示和安慰劑有很強大的治癒效果。對於臨終患者，不再適合以治癒為目標，而應該給予心靈慰藉，安撫焦慮情緒，讓他們不再惶恐，平靜地迎接那一天的到來。
陳葆琳醫生在《最後的期末考》裡提到一個悖論：醫學領域以照顧患者為導向，尤其是從事臨床實踐的住院醫師，只要患者處於病危狀態，就加大力度施以治療，但卻在機制上否認臨終患者的感受。我想，這需要患者、家屬和醫生三方面的協商。人人都憧憬快樂的生活，卻避免談論死亡。這個話題既然繞不開，索性去認真思考。在我看來，對病人的臨終關懷是非常有必要的，讓所愛的人以最體面和最少痛苦的方式離開，就是對他們最大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