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與西夏，是北宋的兩大外患。“澶淵之盟”後，宋遼未再爆發大規模的戰爭，偶有衝突，多用外交方式解決。相較之下，宋夏關係就顯得格外緊張。
自景德和議之後，宋夏維持了長達三十二年的和平時期。寶元元年，元昊稱帝，國號大夏。此後，宋夏雙方軍事衝突不斷，爆發多起戰爭。
元昊稱帝后，於次年正月遣使通知宋朝。宋朝認此與反書無異，群臣以承平日久，天下全盛，爭言“小丑即可誅滅”，於是朝廷決議出兵。
宋仁宗命夏竦、範雍二人為西北作戰的主帥，一反真宗朝以來對西夏採取的綏靖政策。與此同時，對西夏禁絕貿易，施以經濟制裁，並削其賜姓官爵，為全面進攻預作準備。
北宋既已決議征討西夏，針對西夏用兵一事，大臣們亦分為“主戰”與“主守”兩派，各自提出了他們的見解與主張。
主守派的言論，在當時的宋廷不受重視
吳育、丁度、王堯臣為主守派的代表。早在元昊稱帝的消息甫傳至宋朝，大臣中已有“主守反戰”的論調出現。
右正言吳育指出“元昊雖名藩臣”，但是他們連一點賦租都不交，連個縣都比不上，而且其處在“窮漠之外”，一會兒投降、一會兒反叛，我們應將其置之度外。
可見，吳育並不將西夏視為宋朝的邊臣或藩屬。在他看來，對西夏只要順其自然，嚴加守禦即可。
《清平樂》宋仁宗劇照
對於這種反戰的言論，在當時朝廷上下一片撻伐聲中，是不受重視的。宰相張士遜還因此嘲笑吳育曰：“人言吳正言心風，果然。”
元昊反叛後，北宋朝廷議奪其官爵。丁度認為削奪元昊官爵，對於宋朝而言並無多大益處，“但自損威靈耳”。在朝廷主戰氣氛濃厚的當下，丁度此言被視為異議，不為宋仁宗採納。
王堯臣主守的言論頗多，在北宋朝廷主戰期間，多被忽視。不過，當宋廷由攻轉守後，其意見大多獲得採納，此乃後話。
“三川口之戰”後，朝廷的主戰方針並未改變，但主守派仍提倡防守
正當宋朝積極準備用兵之際，元昊不待宋朝來攻，已然主動出擊延州。
康定元年正月，宋夏爆發了“三川口之戰”，結果宋軍大敗。這也成為宋朝用兵以來的首次敗戰。
此戰之後，宋朝重新安排了相關作戰人事。
宰相張士遜因為師久無功，遭到諫官韓琦的攻擊，因而上章請求致仕，於是宋仁宗重新起用呂夷簡為宰相。
另外，宋仁宗以夏竦為陝西經略安撫使，韓琦(守涇原)、范仲淹(守鄜延)為副使，尹洙為涇原、秦鳳兩路經略安撫判官。
此時，決策中樞與西北主帥雖然有所變動，不過朝廷主戰方針大致並未改變。
《清平樂》夏竦劇照
夏竦、范仲淹雖然職責主守，不過宰相呂夷簡以及韓琦、尹洙皆是主戰派，韓琦、尹洙主戰尤力。
然而，此時主守派仍繼續向皇帝提倡守禦之道。
“三川口之戰”結束後，宋仁宗曾向丁度詢問御戎之策，丁度於是上奏曰：
“以快一朝之意，非計之得也……控扼要害，為制御之全策。”
丁度認為中國對付夷狄，只能智取不宜力敵，這是因為夷狄“地形、武技與中國異也。”中國在馬匹、戰技、人員方面，均不如夷狄。這種比較性的論調，早在漢景帝時晁錯就已經提出。
此時朝廷新敗於西夏，丁度認為不宜大舉出兵討伐，應該暫時修築堡壘，控制要害，以休養生息。王堯臣亦有類似看法，他主張朝廷應“敕主兵之官，常訓練軍馬，遠設探候……量敵奮擊，毋得輕出。”
事實上，丁度是主守派的核心之一，他經常反對主戰派提出的主張。
如康定元年六月，尹洙上疏論及兵事，提出召募土軍、省騎士、增步卒、葺營房等主張。經過丁度等人的討論後，認為尹洙的主張“未能制勝”，卻“足斂怨於天下。”也就是說，主戰派尹洙的建議，遭到丁度等人的否決，因此宋仁宗並未採納此一建議。
《清平樂》韓琦劇照
又如韓琦安撫陝西時，鑑於當地盛產鐵礦，建議朝廷鑄鐵錢以助邊用。於是，朝廷便下詔鑄造新議的鐵錢——“一當十”大錢。
丁度對此事持反對意見，指出“舊錢不出，新錢愈輕，則糧芻增價。”此外，鑄造新錢將會引發人民盜鑄之風，政府必然無力禁止。宋仁宗最終接受了丁度的建議。
“好水川之戰”後，主守派勢力抬頭
慶曆元年二月，宋軍尚未出擊，元昊再度主動進攻，一方面約和范仲淹，一方面進攻韓琦所在的涇原，宋夏雙方爆發了“好水川之戰”。結果，西夏再度獲勝，韓琦部將任福戰歿。
韓琦因為好水川之敗，自行上表請罪，朝廷予以奪一官，改知秦州；范仲淹則因為擅復元昊書，而改知耀州。
王堯臣認為任福不聽節度，導致戰敗，不可專門指責主帥韓琦。同時指出范仲淹、韓琦等人，“皆天下選，其忠義智勇，名動列藩，不宜以小故置散地。”
“好水川之戰”後，宋廷主戰的態度開始轉變，主守派勢力抬頭。
王堯臣利用出使陝西路的機會，對西北沿邊四路的形勢，進行了深入觀察，此時便提出了西北的防禦之道。
《清平樂》王堯臣劇照
王堯臣指出：雖然宋朝在“四路緣邊所守地界”陳兵二十萬之眾，但是“總其可用者，僅十餘萬人。”
他總結西夏兵興以來，宋朝敗多勝少的主因，在於交戰之時，兵力始終居於劣勢。至於為何宋軍會在數量上不如西夏，癥結就在於“備多力分”，且“諸將擁兵為自全”。他的解決之道乃是“較四路之勢，因其地形，益屯兵馬，以待其來。”
可見，王堯臣認為“增兵”實是解決西夏之患的首要之務。
不過，若盲目增兵，只會加重北宋朝廷的負擔，致使冗兵問題進一步惡化。因此，王堯臣再次審度當地山川地勢，提出了一攬子改善西北邊防的計劃。
關於鄜延路，此為西夏進犯的必經之路。除非是要圍攻此地，西夏才會出動大批部隊。如果只是遭遇西夏偏師來犯，本州兵馬總共六萬，分置六將，足夠御捍，不須另外添兵，平日只要勤加訓練即可。
關於環慶路，此素為險厄之地，夏人極少由此入寇。此地必須益兵二萬於環、慶二州，敵來則合力以戰，敵不來則分頭以守，便足以抵禦西夏來犯。
關於涇原路，此地“去賊巢穴為近”，且山川平易，若勁騎疾馳，則“旦暮可至”。可見，四路之中，此路最急。須益兵二萬屯渭州，以備出戰；以萬人屯涇州，控扼要會。如此，則可以“杜深入之患”。
關於秦鳳路，此地距離西夏邊界甚遠。益兵萬人，以扼東西之來路為宜。
綜合觀之，在王堯臣的計劃中，除了鄜延路之外，其他三路總共需要增兵六萬。如此龐大的軍隊，兵源來自於何處？
《清平樂》宋仁宗劇照
王堯臣認為可從當地鄉弓手內，揀本戶三丁以上者取一人——“刺手背，團為土兵”。鄉弓手製度由來已久，只要處置得宜，亦不至驚擾百姓；待擊敗西夏後，便會放其歸家務農。
除了增加土兵之外，王堯臣指出朝廷亦可以善用當地蕃兵。蕃兵者，乃指從屬於宋朝的異族軍隊。為了爭取蕃兵的忠心歸順，王堯臣建議可以給予財貨以籠絡之，同時加以仇恨之心以激勵之。
針對西夏用兵事，王堯臣提出了具體的防禦之道。可惜的是，他為了保全用兵失利的范仲淹、韓琦等人，忤逆了當時的宰相呂夷簡、章得象等人，諸項建議僅“召用蕃兵”獲得採用，其他意見多格不行。
從往後局勢的發展，足可證明王堯臣識見的得失。
“主守”成為宋廷對西夏的基本政策；王堯臣一語成讖
經過兩次重要戰役的失敗，慶曆元年十月，宋仁宗接受了諫官張方平“和戎為利，征戍為害”的意見。此後，主守成為仁宗朝對西夏的基本政策。
如前所述，王堯臣認為西北四路當中，鄜延路的防衛最為完備，涇原路的守備急需加強。果然，慶曆二年閏九月，西夏就從鎮戎軍、原州入寇，宋夏爆發“定川寨之戰”。
涇原路主帥王沿遣葛懷敏出戰，大敗，西夏乘勝大掠平涼、潘原，關中震恐。自邠、涇以東，皆閉壘自守。范仲淹自將慶州兵攻擊西夏，西夏乃去。
“定川寨之戰”失敗後，面對三次重要戰役的失敗，宰相呂夷簡為此感慨曰：“一戰不及一戰，籲，可駭也！”
於是，宋仁宗再度思量王堯臣的建言，於是“前所格議，多見施行。”復以韓琦、范仲淹為招討使，置府涇州，增加屯兵三萬人。
《清平樂》范仲淹劇照
王堯臣因為識見準確，獲得宋仁宗的賞識，遂重用之。往後王堯臣所提的建議，皆獲得施行。
十月，王堯臣前往涇原路視察，他檢討近來葛懷敏戰敗的原因：定川之敗，原因在於戰略錯誤、救援不當、敵情不明以及將帥剛愎自用。對此，王堯臣希望朝廷“敕邊臣，自今深鑑前弊，不可更驅士旅以陷敗機也。”
之後，王堯臣針對涇原一路五州的戰略形勢，進行深入探討，並且上陳“嚴守城寨，毋輕易出戰”的防禦之道。
宋、遼、夏三方展開交涉；宋仁宗最後的決定，與眾大臣不同
慶曆三年，面對連年的用兵，北宋與西夏雙方皆有議和之意。不過宋夏雙方各有堅持，和議遲遲未成。
慶曆四年七月，宋夏關係即將產生轉變。是月，遼國突然遣使來到宋朝，告知即將伐夏的消息。同時希望將來遼夏發生戰爭的時候，宋朝不要接受元昊稱臣的請求。
此後，宋遼夏三角交涉於是展開。針對此事，曾經的主守派代表吳育上奏曰：
“契丹被朝廷恩腴，為日已久，不可納一叛羌，失繼世兄弟之歡。”
吳育鑑於宋遼之間長久以來的友好關係，同時擔憂因此事激怒遼國，引來遼國入侵，所以主張接受遼國的要求，不允許西夏稱臣。
《清平樂》歐陽修劇照
宋仁宗隨即將此奏交由群臣商議。丁度、王堯臣、吳育、宋祁、張方平、歐陽修、王拱辰、沉邈等人經過一番討論之後，得出了結論。
群臣商議之後，自認為“於西人無陡絕之曲，於北鄙無結怨之端，從容得中，不失大義。”而此一意見，和先前吳育提出的意見大致相同——宋朝是否接受西夏稱臣，要看契丹的態度而定。
然而，朝廷最後的決定，卻與諸位大臣的意見不同。
在這個事件當中，只有諫官右正言餘靖持有異論。餘靖認為此時西夏已經和朝廷達成和議，朝廷很難拒絕元昊稱臣入貢的請求，主張婉詞拒絕遼國的要求。
宋仁宗以餘靖之言有理，最後接受了他的主張，而其主張果然發揮了效用——西夏為了避免與宋、遼同時進行作戰，最後接受了宋朝的冊封。
《清平樂》宋仁宗劇照
結語
宋朝在“宋遼夏三角交涉”的過程中，在外交方面取得了勝利——“元昊亦歸過自新，天子為除其罪，卒以為夏國主。”
若從事情結果看來，當初主守派的言論，是否才是宋廷應該採納的忠言？不過，此推論難免有“馬後炮”的嫌疑。
事實既成，宋朝與元昊的戰爭，最後因為“師久無功”，而“虛弊中國”。對西夏用兵一事，加速暴露了北宋各個方面的弊病，亦促使之後“慶曆改革”的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