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春晚小品《火炬手》演出結束後，趙本山在後臺失聲痛哭。演出讓他倍感疲憊，他覺得劇本不夠優秀，太正，像在教育人，如果不是老搭檔宋丹丹和他配合默契，節目很可能就“砸了”。
上春晚的難度一直很大，節目說砍就砍，不管什麼明星到了春晚都是不論身價的藝人，直播時還必須保證表演萬無一失。那次登臺後，宋丹丹以“心理壓力過大”為由，宣佈退出春晚。
就此，趙本山合作最多的三個演員，高秀敏（因病去世）、範偉、宋丹丹，相繼告別了春晚舞臺。
這是春晚演員新舊交替的信號。
一年後，一個穿著蘇格蘭格子裙，翹著蘭花指，眯著小眼睛的年輕面孔出現在小品《不差錢》裡，“眼睛一閉，一睜，一天過去了；眼睛一閉，不睜，一輩子過去了。”徒弟小瀋陽站上主位，負責抖包袱，趙本山成了綠葉。
那場演出結束後，小瀋陽一夜爆紅，但師父趙本山想到的卻是其他的事。
沒過完年，他就趕回公司給徒弟們開會，告訴大家：不是小瀋陽，也會是別的人，師弟出來是大家的光榮。這次小品的成功，打開了中央電視臺的大門，以後大家都有機會，不要心理不平衡。
轉過身，他又提醒小瀋陽：你一定要跟師兄弟，謙虛謹慎，要跟他們多打電話，忘掉你已經火了。
本山傳媒的內核，還是一個類家族式企業。趙本山花了莫大的心力，才找到管理一群農民藝人的辦法。徒弟們家裡有個什麼事兒，離婚、吵架，都要找到他來評判處理。
以師徒製為核心建立的公司，似乎註定如此，工作和生活沒有清晰的界限。
相聲演員岳雲鵬在師父郭德綱的節目上，提到過一樁往事。2010年左右，岳雲鵬母親重病，急忙從北京趕回老家，路上著急，一邊開車一邊哭，等到了醫院，又得知母親的病急需做手術，至少得準備12萬。
當年的岳雲鵬，身上壓根湊不出這12萬，無奈之下告訴了師傅，郭德綱安慰說沒事，“人命關天，趕緊回來上北京做手術，錢我給你拿，醫生我給你找。”此後，岳雲鵬成了德雲社旗下最忠心不二的弟子。
不過，情感拴不住所有人。
同樣是2010年，德雲社風雨飄搖，弟子李鶴彪被爆毆打記者、德雲社創始人之一的李菁宣佈退出，德雲社因打人風波宣佈整改，停演一個月。隨後，郭德綱當時最火的弟子，曹雲金，也“低調”退出了德雲社。他們之間的矛盾，要到2016年才完全暴露在公眾視野之下。
人情和制度夾雜，管理難度倍增。
作為中國古代傳承手藝的主要形式，師徒制原本不該再成為現代公司的管理方式。但隨著網絡主播這一行業的興起，以師徒製為核心建立的公司再次復甦。
比如來自黑龍江大農村的辛有志，外號辛巴，在網上擁有超過4000萬粉絲。整個2019年，他的直播間帶貨總成交額超過130億，而北京以高客單價著稱的奢侈品商場SKP的全年交易額是150億，客流量超過2700萬的朝陽大悅城則是45億。
憑藉他的影響力和吸金能力，網紅慕名而來，拜他為師，成立家族——準確的說，是披著家族外殼的網紅帶貨公司。
趙本山、郭德綱和辛有志是三代人，年齡上正好相差16歲。和辛有志靠短視頻平臺走紅的情況不同，趙本山的成名，必須歸功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電視媒體的大眾化普及，而郭德綱則是起於博客和社交媒體的時代。
技術的演化不斷改變著草根們成名的方式，但從未改變草根網紅的傳奇性。
01
趙本山的農村經驗
“從一個普通的民間藝人到了名人的過程，窮人到富人的過程，我走得是這麼一條路，我知道他們（徒弟）需要什麼，需要解決什麼。”這是趙本山的管理本能。
農民趙本山出生於1957年，遼寧鐵嶺人，從小跟著身邊的叔叔學習吹拉彈唱的手藝，擅長表演二人轉，到了上小學那會兒，已經是附近幾個村都知道的名人，被評價“挺好玩兒”。
上世紀60年代，日子清苦無比。母親早逝，父親逃荒離開了老家。那一代人，腦子裡永遠有貧窮和匱乏的記憶。常年吃不飽飯的情況下，只有年夜飯值得期待，那一頓能吃到頂上喉嚨，後面連著幾天都吃不下東西。
17歲的趙本山，初中沒畢業，就進了當地公社的宣傳隊，做二人轉表演。那時候也不圖掙多少錢，就指望著能吃飽飯，一次表演，報酬也不高，有時候一個團的人分十來塊錢，有時候就是給一筐雞蛋。但一年後，宣傳隊還是黃了，趙本山本來指望著在宣傳隊混日子，這一下沒了著落，找不到地方去。
家裡老嬸兒想到的解決辦法是替他“保媒”，找人一起過日子。但趙本山沒了正式工作，也只會點吹拉彈唱，幹農活兒又不太行，這在農村的相親市場上不是個優勢。還好他運氣不錯，前妻對他沒有太多要求，拿了自己的東西到他家跟他一塊兒過日子。
農村的婚姻生活，更像是搭夥過日子，沒人把愛情掛在嘴邊。相處久了，伴侶就是親人。
趙本山似乎生來就有表演天賦，他總比一起表演的人要更好笑一點兒。最早注意到這他的，可能是《摔三絃》的導演李忠堂。
1982年是個特殊的年份，計劃生育政策正式確定為基本國策，並寫入憲法。李忠堂是鐵嶺市群眾藝術館的館長，那年他到鄉下體驗生活，結果發現村裡來了個算命先生，說那一年懷孕就可以“生男孩”，這導致村裡不少女性為此爭相懷孕。
《摔三絃》的劇本創作受此啟發，講了一個破除封建迷信的故事，算命先生盲人張志受團支書開導，最終摔了手裡的三絃，徹底遠離算命。
誰適合在舞臺上演這個有些另類的盲人張志？
李中堂想到了兩年前他偶然認識的趙本山，幾經週轉，他聯繫到趙本山，將他借調到團裡拍戲。《摔三絃》成了，在省裡出了名，趙本山也有了名氣，許多人認為是他的表演成就了這部戲。
由此，趙本山實現了他年輕時候最大的兩個夢想：一個是吃飽飯，另一個是進城。後來，他的表演舞臺越來越大，直到1989年登上了遼寧電視臺的春晚。
02
郭德綱三進京
趙本山從村裡進城，接拍《摔三絃》那年，1973年出生的郭德綱才9歲。
當時，郭德綱第一次嘗試了說相聲。他在各種採訪裡講過自己和相聲的因緣際會，不會抽菸、不會喝酒、不會打撲克、不會跳舞，沒有應酬，唯一的愛好就是上臺講相聲，臺下琢磨相聲。
天津是座老城，好些東西都保留著老樣子，包括相聲，也是在這種氛圍中保存下來的。
跟趙本山這個村裡長大的人相比，郭德綱對大城市有更具體的目標——去北京。只不過，這個目標郭德綱愣是嘗試了三次才實現。
第一次是1988年，他當時考進了全國總工會文工團說唱團，同團的都是些圈內的厲害“角兒”，比如相聲演員高英培、孟繁貴，歌唱演員韓笑、蘇紅。郭德綱也總是忍不住想，自己什麼時候能當上相聲大腕兒？還沒成名，郭德綱就回了天津。
後來某個春節，他碰到當時的老團長。飯局中，老團長一臉愧疚，再三敬酒。郭德綱跟老團長說，您不用這樣，我當年確實一文不值。
1994年，郭德綱二次進京。過去幾年他在天津紅橋文化館，跟著相聲演員楊志剛。學手藝的徒弟，就算是把半條命給了師父。除了學藝，還要有眼力勁兒，該乾的雜活兒都得幹，不能坐的位置絕對坐不得，規矩異常的多。
師徒二人相處得並不愉快，郭德綱成名後，楊志剛直接在幾家報紙上，曝光郭德綱在虹橋文化館期間，曾模仿領導簽字報銷上萬元，後在其幫助下找票抵賬，降到4000元以下才被免於刑事責任；郭德綱迅速反擊，避去楊的名諱，公開指責某某館長，用公款裝修房子，與女同事同居。
90年代的禍患，一直留到了千禧年，師徒二人最終對簿公堂。
二進京只是無奈的舉動，他全無準備，鎩羽而歸。
1995年，郭德綱第三次來到了北京，他依然想成為大腕兒。但生活照舊十分難熬，他總去住最便宜的地方，一度因為掙不到錢交不起房租，有時候，房東在外邊砸門，郭德綱躲在門背後，不敢出聲。
後來，郭德綱自己寫文章回憶往事，總是能準確記住那些在他成名路上添堵的人。文章裡少有指名道姓，不過明眼人一看都能明白。不同於趙本山的時代，伴隨互聯網的興起，郭德綱成名路上的恩恩怨怨，每一筆都留下了印記。
03
通俗與三俗
1990年，33歲的趙本山在相聲演員姜昆的引薦下，成功登上春節聯歡晚會，一炮而紅。他的表演能力太強，屬於其他演員最不喜歡的類型，跟在他後面登臺壓力太大。在趙本山的帶領下，春晚開啟了一個屬於小品的時代。
南方人對東北的理解，很多就是從趙本山、小品以及二人轉開始的。整個90年代，除了1994年，因為報到太晚導致當年節目被取消，趙本山在春晚的表演風雨無阻。
他的壓力也越來越大，每一年的作品，都被要求超越去年的表現，各方領導對他的要求也更高，包袱要幾秒一個。2001年春晚，和範偉合作的《賣柺》再獲成功後，趙本山曾想過退出春晚舞臺，但到了第二年春晚，趙本山還是出現了，他又陷入了痛苦的循環。
趙本山紅透半邊天的時候，北漂青年郭德綱還在小劇場演出。收入不穩定，家庭不穩定，一直到2004年，郭德綱的劇場生意才有了起色。相聲已經失去市場十幾年，千禧年後還有人願意花錢聽相聲，一定是表演者非常熟悉自己觀眾的喜好，找到了打開市場的方法。
不過，郭德綱覺得自己是接地氣，其他同行覺得表演“低俗”。
有一年，郭德綱去找馬季給德雲社題字，現場竟然接到同行電話，“挑撥離間”。馬季當時說：你們不要這樣，人家郭德綱是在做對相聲好的事。
其他同行，那時候指的是“主流相聲圈”，也就是姜昆等相聲大腕兒。他們以電視演出為主，早期的相聲題材大膽，諷刺能力一流，注重文化內涵，寓教於樂。
而郭德綱是劇場派，劇場要讓觀眾花錢，就得現場互動，內容有時會踩進灰色地帶，效果上優先追求讓觀眾“樂”，而不管怎麼樂。
郭德綱寫過很多文章來討論何為低俗、三俗：“一百多年前有相聲是為什麼，是為了掙錢吃飯。相聲就相當於剃頭、修腳、趕大車、當廚子，是一門手藝。當年，相聲不是為了諷刺人，不是為了教育人，不是為了歌頌誰，什麼都不為，就是為了活命。說相聲的人為了活命，觀眾是為了找樂。”
在這一點上，郭德綱和趙本山驚人的一致。他們認為，喜劇表演如果優先強調教育意義，則意味著表演會失敗。
爭論從未停止，但市場的選擇已經有了結果，2005年末，郭德綱爆紅。有關郭德綱的報紙採訪、電視採訪，密集地多了起來，同時，反郭德綱的聲音也變得更多、更清晰。
2006年，北京相聲俱樂部在東城開了一次座談會。郭德綱趕到現場後，發現人手一份《倡議書》，主題就是反對相聲界的“三俗”。這次會上，做總結髮言的人，就是當時的曲協副書記的姜昆，那位幫趙本山登上春晚舞臺的大哥。
郭德綱知道這是針對德雲社的座談會，事後他在書裡說，“打開電視，看電視劇，罵街的、殺人的、放火的，什麼都有，怕我們相聲殺傷力太大？”
趙本山在推廣二人轉時遇到過同樣的指責。
2004年，趙本山帶著自己的徒弟參加央視的一檔節目《今夜小品燦爛》，期間就有一場二人轉表演，女演員解開了男演員的上衣，隨後又往男演員褲子裡扇風，此時主持人上臺終止了兩人的表演。
趙本山隨後登臺，表示不滿，“我知道這是中央電視臺，但是也別這樣，既然請我們上臺來演，就應該讓我們演完再說啊。”此舉引來不小的爭議，事後他解釋說自己不是在和中央電視臺做對，他只是單純希望二人轉能擁有更多機會。
為了打開二人轉的電視市場，趙本山堅定的提倡“綠色二人轉”，他懂二人轉，懂觀眾，也懂電視的尺度。
04
新生代的審美輪迴
極具內涵的高雅藝術，往往不屬於絕大多數人，人民群眾熱愛的是街頭文化，但後者又常常被扣上“低俗”的帽子。
岳雲鵬為母借錢和曹雲金宣告退社的那年過後，移動互聯網時代到來了，社交媒體和短視頻平臺相繼成為大眾文化生根的土壤。表演者變得更年輕，更大膽，為了點擊、傳播和分享等數據指標，他們必須在數億人的審美上取一個公約數，雖然結果不被主流審美群體接受。
前兩年，平臺上最火的東北歌手是1994年出生的天佑，他的成名作是翻唱《一人我飲酒醉》。這首歌韻律強勁，歌詞卻是走的復古文風，斬斷情絲、敗帝王、鬥蒼天、戎馬一生、奪得皇位，都是網文高頻詞大集合。
這種演唱方式，網友稱之為喊麥。喊麥的人通常自稱為MC某某，韓國人習慣把主持人稱為MC，但中國式的喊麥是多種形式的混合體，MC們只在乎臨場發揮的氣勢。
當年的天佑還有一個特殊身份，他是趙本山女兒球球（趙一涵）的緋聞男友。天佑最紅的那段時間，兩人多次在直播間互動，並一同受邀參加某汽車品牌的現場發佈會。只是天佑的爆紅沒持續太久，因為直播間的言論問題，他遭到了全網封殺。
留下的主播們心裡越來越明白，知道什麼東西不能出現。一如當年趙本山提倡“綠色二人轉”一樣，視頻平臺的內容也要向電視臺的標準看齊。
成長於網絡時代的辛有志，不僅深諳這些標準，還明白在網絡時代如果想紅，就必須打造人設，必須有足夠的故事吸引粉絲。
他對外講述的個人成長故事，就像男頻網文裡一路升級打怪的主人公。
趙本山初登春晚舞臺的1990年，黑龍江省通河縣人辛有志才剛剛出生，同樣在一個普通的農村家庭，家貧，早早輟學外出打工。
第一次做生意，辛有志在鎮上開了一家水果超市，掙了一點小錢。不過，據他自己所說，那段時期，他交了一群新朋友，一起打檯球、泡酒吧，水果生意被耽誤下來，等回過神，發現銀行貸款加上經營損失，累計到了六十多萬。
為了償還欠款，他選擇了赴日打工。初到日本，辛有志無依無靠，想象中的財富並沒有如願到來。直到海淘崛起，辛有志開始在日本做起代購生意，生活才有所好轉。但因為手續問題，他的海淘生意只做了兩年，就被日本政府查處，財產沒收的同時，還被拘留了兩個月。
後來辛有志回到了國內，又做起了日本進出口貿易生意。過往的人脈幫助他東山再起，還拿到了4000萬的投資，但合作不到3個月，合夥人迅速掌握了他的採購、銷售渠道信息，辛有志在公司運營中很快失去主動權，最後失去了第三次創業的這家公司。
不過，經營進出口和代購業務的他，接觸到了社交媒體這種推廣方式以後，開始逐步把自己打造成懂生意、懂外貿、能拿到好貨的網紅。
他身上的一切，都成了他吸引粉絲的賣點：如何在最難的時候東山再起，如果做好“農民的兒子”，如何面對曾經的“仇人”，粉絲喜歡這些故事。
婚姻是更優質的賣點，他和妻子初瑞雪的愛情故事，已經被演繹成了標準的民間夫妻恩愛典範。從戀愛到結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社交平臺上同步。
他為妻子在鳥巢舉辦8000萬的婚禮，結果直播婚禮的時間段內，還賣掉了價值1億多的商品。曖昧期、表白、求婚、矛盾、複合，每一個環節都可以成為一場表演，真真假假，恐怕只有當事人才鬧得明白。
草根網紅們無意進入主流評價體系，他們甚至可以在視頻平臺上大方秀出自己的豪車和豪宅，勞斯萊斯、蘭博基尼都是基本標配。這是屬於他們的財富展現方式，在網紅的世界裡，消費實力是粉絲實力的一種直觀體現，有錢和成功是劃等號的。
而趙本山和郭德綱這類藝人很難如此高調，他們很忌諱高消費曝光，很容易被解讀為“飄了”或者不接地氣，更有可能因此引來稅務的追查。
05
老闆和師父
網絡紅人之間的拜師邏輯，其實跟二人轉、相聲圈相差無幾。
師父本人，首先必須具備一定的影響力和吸金能力，才可以成為某個家族的核心。就像當年選擇趙本山做師傅的那幾代徒弟裡，大部分還是想借著他的名氣，讓自己出名、掙錢。
趙本山在東北收來的徒弟，全是文化程度不算太高的二人轉演員。他必須像個大家長一樣，全方位介入徒弟的生活。到了2019年，趙本山的師徒帝國已經有了上百位成員。
“他們身上有很多毛病，不良習慣，打媳婦兒，離婚跟別人好了，後來一點點聊。剛開始沒制度，開會都費勁兒。一開始不理解，（公司）為什麼老開會，玩兒多好，有的時候公司組織開會，都來不齊。後來我給他們定製度，不開會，罰多少錢。哪怕不聽，也會把時間對付好了。你演出事故，都跟錢掛勾。”趙本山花了很多心血在自己的徒弟身上。
由此，他得出了屬於他的第一管理心得：感動。
“從情感上，需要我辦什麼事，需要用錢，還是我給他們拿。家裡有任何一切，孩子讀書，我都要出頭。”
這完全超出了一個普通公司老闆的權責範圍，但在師徒制裡又是如此的有效。趙本山收徒這些年，徒弟成了公眾人物，出了點什麼事，他往往也要出來表態。在極強的情感束縛之下，徒弟不能隨意選擇離開公司，否則就屬於不恩不義，背叛師門。
一家網紅經濟公司的老闆在與這些網紅接觸時就發現，民間的野生網紅，往往很難操控，也不太知道怎麼規劃商業路線。因此，取得對方的信任變得尤為重要，然後才有可能建立合作關係。在這整個合作過程中，他甚至有可能要負責簽約網紅的婚禮操辦或者各種生活瑣事。
他所面臨的問題，和趙本山當初收徒經營公司時，一模一樣。
師徒制公司中，師父本人在公司裡，必須擁有絕對的權威，否則人心就容易散，也容易失去對徒弟的掌控能力。
2005年郭德綱開始走紅，同他一起走到臺前的，還有他的徒弟曹雲金。曹雲金很受郭德綱重視，是德雲社的臺柱子。但到了2010年，也就是德雲社最動盪那年，曹雲金因不滿公司新的聘任合同條款，選擇了退出德雲社。
退社後雙方各有各的發展，但矛盾越積越深。
2016年，曹雲金髮微博控訴郭德綱的七宗罪，包括收徒只為收取學費，阻礙徒弟個人發展，辱罵徒弟，剋扣酬勞等等。雖然郭德綱出面一一進行否認，但師徒恩怨就此成了一灘渾水，外人完全無法知曉其中的是非對錯。
和現代公司制相比，師徒制更加講究情份，更加不分彼此。師父的權威大於一切，師兄弟間要講究論資排輩，徒弟大多數時候必須選擇服從。郭德綱甚至編了德雲家譜，也提“三節兩壽”，告訴弟子要孝順師父師孃。
這些以師徒製為核心的團體，更像是過去的幫派組織，西方公司化那套，倒像個擺設。
師徒制，不管在行業內還是行業外，批評聲音都很多。只不過讓人意外的是，現在，德雲社的相聲演員擁有年輕女粉以後，這套“師徒規矩”反而在粉絲群體中獲得了認可。
比如師兄來了，讓師兄先走；師叔下跪，徒弟跟著下跪。老一套的道德準則，在部分年輕粉絲眼中都是加分項，這意味著相聲演員懂得尊師重道。
只是粉圈文化帶來的關注和流量，也會打破師徒關係之間的平衡。
張雲雷是德雲社的新生代流量代表，但在去年，粉絲不滿德雲社對張雲雷的利益分配，對郭德綱發起了網絡攻擊。最後，張雲雷出面澄清，表示“走到今天這一步，離不開身邊所有人的支持，更離不開師父的扶持和幫助。”
在《十三邀》的對談裡，于謙也有對粉圈文化的擔憂，“一個行業要有自己的行業的特色來抓住觀眾。這跟現在粉絲不一樣，粉絲文化，現在聽的可能也不是相聲，看的是顏值，你看我們這種還有活路沒有，那不也得有活路嗎。不是說你今天長得好看就過去了，不是，你老不老啊，但凡出一皺紋，但凡沒化妝，扭臉就不理你了。年輕人說道理都認同，但做法上有偏差，畢竟那麼便捷。踏實砸基本功，得砸多少年。”
粉圈文化，也讓一眾網紅受益。
在與其它頭部網紅陷入衝突的時期，辛有志曾宣佈短暫退網。但辛有志的徒弟，可以打著“替父出征”的招牌開始活動。因此，粉絲要表達對辛有志的支持，就要繼續支持他的徒弟，因為他們支持的是整個家族。
不過與本山傳媒和德雲社不同的是，在實際管理的過程中，網紅帶貨公司倒更像一個現代化公司，師徒制是檯面上的東西，或者說，師徒制也是製造賣點的一種方式，粉絲願意為網紅製造的情緒買單，而不願意為冷冰冰的合同關係買單。
三代人的掙錢方式也不一樣，辛有志本質是電商，靠社交流量來賣貨。德雲社和本山傳媒，人就是資源，他們靠演出、接廣告、上綜藝、拍戲來獲得收入。
但三代人都面臨共同的麻煩。
06
人格化公司的IPO困境
2010年左右，趙本山帶著他的徒弟們火遍了大江南北，有人問到他上市的問題，他直接回應到：“我倒覺得沒有必要。名人上市並不是一件好事。外來資本，你得把資本用上.....目前的情況，就是自己賺來的錢，也應該是自己足夠。下一個項目不知道做什麼，不知道下一個要講什麼故事。”
但如今趙本山的時代似乎已經過去，儘管他霸佔春晚20年，並且留下多部高質量小品、電視劇、電影的演員。
劉老根大舞臺最紅的時候，一年演出收入超過2億，但現在的的影響力大不如前，“這個團隊，我不在了，就不在了。我的模式是不可複製的，我領著一批跟學院沒關係的人，闖出來一條二人轉之路，在他們身上的管理，只有我懂，因為我走過。大部分人把他們研究通的沒有幾個。”
而按照德雲社的商業邏輯，他們需要的是越來越多成名的藝人，而不是成熟的相聲演員。
十年前，相聲在電視媒體上的受歡迎程度，是不及小品的，郭德綱發言辯駁說：“電視是快餐文化，它不能燉出佛跳牆來。相聲在電視上伸不開腰，我們一個節目就要演四五十分鐘，電視臺哪個欄目能給我四五十分鐘啊？”
但他絕對想不到，今天德雲社的新生代們，已經離不開表達時間更短的視頻平臺。德雲社的相聲演員們不再需要絕對的實力，但可以藉著鮮明的個性特點，逗趣的舞臺表演瞬間，在短視頻平臺躥紅。
于謙記憶中，相聲不受歡迎的時候，相聲演員上臺要學著表演其他的節目，才有人願意看下去。現在，深受部分女粉喜歡的德雲社相聲演員，也可以為了“回饋”粉絲，在舞臺上跳一段流行舞蹈。
不過這倒是符合郭德綱一貫的作風，相聲表演沒有什麼是可以一成不變的，大多數時候，他都可以為了大眾的審美，而作出改變。
德雲社自岳雲鵬紅了以後，這幾年德雲社有知名度的演員越來越多。有人研究過德雲社上市的可能，負責德雲社商演的環宇兄弟最近幾年，營收大增，而該公司八成的主營收入與德雲社有關。但德雲社並未公開過任何與上市有關的信息。
對上市最積極的人，也許是辛有志。他是網紅商人，擅長包裝策劃，作為草根帶貨達人，很早就專門上了一次央視，接受主持人水均益的採訪。他不是藝人，他是網紅商人，出鏡是為了掙錢。
他甚至自掏腰包，在美國納斯達克交易所的大屏上，播放自己的形象宣傳片，唱歌講述自己的創業價值觀，極盡高調。他有很多看上去像是VC會給創業者做的規劃，比如今年，他表示要培養出20到30個頭部主播，明年，達到100個。
這是增速和估值的邏輯，也是辛有志資本故事的一部分。
但流量池是有限的，因為做的是直播電商，所以辛有志團隊內部，幾乎沒有出現過同時直播的情況。倘若辛有志和徒弟同時開播，他一定會分走徒弟的大部分流量，徒弟和徒弟之間也會出現流量的競爭。
坊間傳言，辛有志的公司一直用的是四大之一的普華永道在做審計，只有嚴肅考慮上市的公司才會這麼做。但如何真的想上市，公司化管理和師徒制之間也必須有所平衡，情感不能再成為約束徒弟留在公司的唯一理由。
同時，辛有志個人的流量和人設，不能崩塌。最近一段時間，辛有志和視頻平臺方的緊張關係，也讓人重新審視頭部網紅是否真有那麼多的溢價空間和話語權。
趙本山半退隱後，他的節目影響力大不如前，二人轉也好像是上一個十年才有人看的節目；假如郭德綱如果名聲不再，相聲演出還會不會有現在的市場、德雲社一干人還能不能有如此人氣，都很難講；有張大奕的如涵這樣上市即破發的案例在前，所有想要複製核心網紅帶貨的商業化模式，本身都是極大一次冒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