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帝國是古典時代向中世紀的過渡時期一個略顯神秘的國度，無論地理還是文化，拜占庭帝國均處於東西方文明交錯的時代，這個帝國的體育活動仰承於希臘與羅馬文明，在它與東方少數民族和拉丁歐洲的溝通之中得到了發展和興盛。
君士坦丁大帝
一、拜占庭體育的法理
考古研究證明，古希臘、羅馬、埃及、古代中國以及拜占庭都曾存在著發達的體育文明。拜占庭人宣稱他們的傳統是羅馬的傳統，顯然這個傳統也包含了羅馬發達的體育文化。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大帝一直打算建立一個第二羅馬，他鼓勵意大利貴族家族在新都建立豪宅，同時向新都民眾發放麵包和競技比賽門票，專門頒佈了法律，規定競技比賽由城市長官舉辦，費用也由城市長官籌措。
在拜占庭的優士丁尼《法典》中，記錄了君士坦丁大帝頒發的諭令：“朕提倡市民們在競技場上重建與力量和技巧相關的賽事。另外，由於城市長官希望通過迎合人們的口味與歡愉以獲得人民的支持，朕允許他們主辦這類賽事，只要他們能夠承擔費用”。
優士丁尼 《法典》還收錄了馬克西米安皇帝執政時期的一個敕令：“在城牆修繕完工以後，競技場所需之正常花費應一如古代慣例予以保證。這樣，一方面，通過完成修繕城牆這一公共安全上的大事，城市的防衛獲得了保證；另一方面，在城牆完工後，運 動會也將得以舉行”。
這些立法整體奠定了拜占庭帝國體育文化的法理基礎，點明瞭競技活動的價值。在君士坦丁大帝和馬克西米安皇帝執政時，拜占庭帝國無論政治還是經濟狀況都相對穩定，君士坦丁堡、亞歷山大和安提阿成 為商貿興盛的國際大都市。因此，他們的體育比賽可以在 “正 常”、“合適”和 “勤勉”的標準舉行。而拜占庭的統治者將支持體育活動作為贏取民意的重要手段，對體育活動的鼓勵和賽事經費的保障有鞏固政權合法性的目的。
角鬥士
二、拜占庭的“馬戲”
源於古羅馬傳統，包括戰車競賽、鬥獸和角鬥三種賽事在內的“馬戲”在拜占庭體育中扮演著特殊角色。
在古希臘，體育是通達神靈的手段，是德性的象徵，是體現美的競戲，但是拜占庭人不像希臘人那樣，他們把體育從身體享受變成了視覺衝擊，體育運動變成了野蠻的、暴力的和流血的運動。所以，當拜占庭人將希臘人的競技項目與自己的某些公共比賽相結合時，比賽的意義也發生了本質的改變。
我們知道，體育競技主要由兩個要素構成，一為人們出於本意進行肢體對抗，一為受一定規則約束。角鬥就正好符合這兩點。與現代的體育競技不同，在拜占庭，角鬥中的死亡是比賽的一部分，且往往是蓄意而為；而現代的體育競技有專門規則避免傷亡事故。
戰車競賽
戰車競賽是古羅馬歷史悠久的運動項目，戰車競賽 的賽程一 般為主辦者舉旗發令後，分屬不同車隊的四馬雙輪車從起跑位置出發，賽車手必須駕車圍著競技場中344米的障礙物跑 ４ 圈。在比賽中，賽車手有摔死摔傷的風險，因此很受民眾歡迎，一個好的賽車手很容易在比賽中一舉成名，名利雙收。
帕爾瑪蒂安馬和厄爾謨吉尼安馬是拜占庭帝國當時最優良的賽馬，兩種賽馬被法律賦予了專門的由公共財政供養的優待：即使它們不再能在競技場中出賽，也不會被賣出。這個規定主要在於照顧與賽馬朝夕相處的戰車運動員的感情，利於後者發揮出更佳的競技狀態。
第一次鬥獸比賽發生在 公元前186年羅比里奧爾舉辦的慶祝朱比特的路迪節上，在拜占庭的《狄奧多西法典》中，與鬥獸有關的法令有兩個：一是規定出於安全因素考慮，任何人殺死野獸的行為皆不需承擔法律責任，但須由皇帝專門授權；二是對殺死野獸之授權並不會阻礙鬥獸活動的開展。法令規定公共安全高於體育娛樂活動，在危害公共安全的情況下，殺死 野獸的行為是合法的，但敕令明確規定，人民無權進行捕獵和售賣野獸的行為。因為一旦野獸的捕獵權和售賣權放開，國家的野獸資源將減少，無法支持鬥獸競技順利開展。
與古羅馬的馬戲傳統不同，在拜占庭帝國，統治者通過立法，對戰車競賽、鬥獸和角鬥等不同的馬戲活動給予了法律上的支持。法律對戰車競賽持支持、鼓勵態度，甚至通過國庫供養比賽用馬，因此戰車競賽成為拜占庭“馬戲”三個種類中，最受歡迎也最常見的體育比賽。
三、宗教與體育
拜占庭帝國後期，角鬥、鬥獸在拜占庭逐漸式微，其原因與基督教的傳播有關。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大帝在公元313年頒佈了《米蘭敕令》，使基督教合法化，“用自己的信仰遮蔽了所有其他的偶像崇拜，抹 去了所有異教慶祝活動”。
公元392年，狄奧多西一世在君士坦丁堡頒佈了一條著名的敕令，規定帝國境內所有人，無論處於何種社會條件，皆無一例外不得參拜異教，任何城市不能舉行異教活動。
基督教對競技運動的態度很明確，論是跑馬場中的賽馬和戰車競賽，還是露天競技場上的角鬥、鬥獸，亦或體育場中田徑選手們的跑、跳、投比賽，都屬邪神崇拜，因為這些起源於希臘和羅馬的競技遊戲都出自敬拜異教神明的節日或教的祭禮，是應該被禁止的。
隨著基督教影響力益增大，君士坦丁皇帝的兒子君士坦斯皇帝於公元341年頒佈了禁止異教儀式的敕令：“一切迷信確實應當遭到排斥，但在城牆外的神殿應以現狀保存。戰車競賽與田徑競賽固然起源於獻給諸神的儀式，然而若破壞舉辦儀式所需之競技場與附屬神殿，將剝奪平民常年來享有的娛樂。“
朱利亞努斯
公元361年，拜占庭帝國在朱利亞努斯掌權時，曾短暫的反對過基督教，力求恢復希臘、羅馬的宗教傳統。但隨著朱利亞努斯在兩年後的與波斯人的戰鬥中戰死，基督徒約維安繼位，朱利亞努斯制定的政策被全盤推翻，基督教重新控制了帝國。
基督教在拜占庭合法化後，一大批上層階級、富人和名利之徒湧入教會，使基督教會從一個由窮人和中層階級組成的宗教團體演變成階層式和官僚式組織的世俗化團體。基督教在成為人們新的精神支柱後，自然而然地滲透到羅馬法中，同樣也滲入到了體育法典中，改變了體育活動的模式。
在約維安制定的《狄奧多西法典》中，禁止在星期日舉辦賽會或者慶祝活動干涉對上帝的崇拜。包括耶 穌生日、主顯日、復活節和聖靈降臨節這些特殊的日子在內，一律不允許在這些日期舉辦體育比賽。
教堂遺址
拜占庭時代結束了古代奧林匹克文明，古代奧運會已無法在全面廢除異教的宗教環境下生存，取而代之的是安提阿運動會。與奧運會不同的是，奧運會宣揚的異教崇拜，比如運動員在賽前會被要求到宙斯神廟前宣誓；而安提阿運動會沒有這些要求，避免了基督教時代被貼上異教標籤。這是基督教與體育兩者在轉型的時代的調整和妥協，也是拜占庭競技傳統的最後一絲餘暉。
四、政治與體育
信仰基督教的新帝國建立了由皇帝任免、對皇帝效忠的中央和地方官僚機構，形成了拜占庭龐大的官僚階層，這個階層與羅馬帝國時期作為公民代表和公’的官員有本質區別。
在拜占庭，競技活動有被統治者用來表達政治姿態的傳統。而由體育比賽支持的對象不同，拜占庭出現了不同的體育派系，連皇帝也成為某個體育派系的一員。不同的體育派系組成了不同的”競技黨“，競技黨失去了古羅馬傳統的獨立性，轉變為國家控制、國家資助的由表演者和粉絲組成的團體，並承擔協助皇帝和城市長官管理、組織比賽的職能。
在君士坦丁堡，綠黨和藍黨是兩個實力最大的競技黨，他們的勢力大到甚至新皇只有在賽馬場上接受了綠黨和藍黨領導下的民眾的歡呼後，才能順利就職。藍黨和綠黨經常在競技場因爭搶座位而發生毆鬥，皇帝出於政治考量，往往偏向其中某個競技黨，這種偏向便成為體育騷亂的根源。在拜占庭帝國政治轉 型的背景下，體育秩序成為國家政治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體育與政治形成了互相影響、互為制約的關係。
五、總結
拜占庭帝國早期統治者重視體育賽事，通過立法鼓勵體育活動、保障賽事經費、縮減賽事開支，展 示 了拜占庭體育的文明基因。
但是隨著基督教的傳播，與異教相關的競技活動不復存在，體育立法和競賽儀式也進行了基督教化的改造。雖然許多體育活動在這片土地上最終消亡了，但這片土地上積澱的深厚的希臘羅馬體育傳統，成為近代體育運動在復興過程中取之不竭的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