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
我的七八貿易前夜
作者：程耀業
1978年9月，我邁進了山西財經學院的大門，成為貿易班78級的一員，圓了我的大學夢。
回想起參加高考的前夜，乃至初高中的學習經歷，雖至今已40年，仍然記憶猶新，歷歷在目。
一、初中兩年
上初中時，班主任是程振蘭老師，教數學。他教學水平高，要求學生嚴，對學生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關懷備至。他帶的幾屆學生中，恢復高考後有十多位都考取了大中專院校。他在擔任上屆班主任時，利用自己的課餘時間，結合代數、幾何教案，編寫了各類試題及解答，既有深度又有難度。
到我們這一屆，由於經費緊張，他建議同學們借用上一屆學長的冊子學習。我有幸借到了一本，在他手把手的教導下，我利用課餘時間做完了200多道試題，這也為我後來的數學學習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程老師不僅把他深厚的數學功底傳授給我們，還教導我們尊師愛友，謙虛謹慎，踏實做人。在我上大學幾年後，村裡的初中撤掉了，程老師被聘到運城市一所023第一章結緣中學教書，後來成為市裡的名教。
2012年，我去天津看望在那裡休養的程老師，並請他吃飯，程老師非常高興。 初中兩年，農村學校的條件很是艱苦。村裡沒有通電，學校的晚自習使用氣燈，自習後回到家，我還要點上煤油燈再戰。常常熬夜到凌晨。趕著臨近考試時，通宵達旦，徹夜看書，恨不得嘗試古人“頭懸樑，錐刺骨”的學習方法。
有一次週末，我去看望在供銷社工作的父親，在那裡我翻看了一摞父親訂閱的《人民日報》，有評論員的文章，時事政治，先進人物事蹟，我的眼前豁然一亮，內心茅塞頓開。 我懂得了要成為一個有志青年，要做國家的棟樑之材，就要勤奮學習，勇攀高峰。唐代著名詩人韓愈治學名聯“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一直啟迪、激勵著我。
從父親工作的供銷社回來後，我把自己的遠大理想和抱負及今後的打算寫了一篇作文，得到了語文老師的讚揚，並作為作文範例，在語文課堂進行了展讀。 說到《人民日報》，當時對一個農村孩子是那麼的遙遠、神秘、神聖。在父親辦公室看到的《人民日報》，在我年少的心田中播下了寫作的種子，常常仿照練習。
1982年參加工作不久，我對自己學非所用、學商經從事銀行工作一直耿耿於懷，不十分的滿意。不滿意歸不滿意，工作起來依然是盡職盡責。工作不到一年的時間，我寫的稿子就在《太原日報》、太原人民廣播電臺刊播。雖然是些小報道、短新聞，卻也引起了《太原日報》總編輯的關注，懇切地希望我能去報社工作。因所在單位領導的挽留等多種原因，我還是婉言謝絕了。
二、考入高中
1973年初，我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孫吉中學高中部。班裡有三分之二的同學沒上高中。多數是因為經濟負擔重，上不起，也有部分學習成績沒有趕上。他們全都回村務農了，有個別有點門道的就找份公幹。 回想起參加高中升學考試時，我做的一件錯事，至今都感到後悔。
那是考試結束後，我感到數學、語文兩門課都很滿意，就有些忘乎所以，沾沾自喜，尾巴也翹到天上去了。我和幾個同考的同學騎自行車高高興興地回來，剛到村口，正在焦急等候學生考試結果的王世昌校長，就問我們幾個考得如何。不懂道理，不知天高地厚的我，連自行車都沒下，回答了一聲“沒問題”就回家去了。
王校長和父親是老朋友。 事後，父親批評我，我才知道當時校長不單單是關心我，也是要掌握他的學生升學考試的整體情況。我作為校長老朋友的孩子，作為一個學習成績好的學生，要是遠遠看到校長就從自行車上下來，回答他的問題，細緻彙報考試的經過，校長心裡該有多高興呀！因為我的不懂事和魯莽，給校長造成的不良印象以及引發自己良心上的不安，至今難以忘卻。
高中的生活更為艱苦。我所在的孫吉中學距家十多公里，因此上學要帶一口袋的乾糧。因為剛過完年，家裡蒸玉米麵饃時摻入了少量的白麵稱為“二面饃”。學校陌生的環境，眾多陌生的面孔，一切都要從零起步，靠自己摸爬滾打，自食其力了。
好在大部分學生都來自農村，學校的管理，教學氛圍都很正常。每週的課程都安排得滿滿當當。語文、數學、物理、化學、俄語、體育、音樂，早操、晚自習，下午還有自由活動時間。一日三餐，憑飯票打飯。學生都要交糧食到公社糧站換為糧票，再從學校總務室領取飯票，菜票用現金購買。
我家的經濟條件算是比較好的，飯票粗細糧比例大約在7：3。中等菜基本每頓都可打上一份。有雙職工父母親同學的條件估計還要更好點。但是，大部分學生仍然生活在貧困之中。吃的飯主要是從家裡帶的玉米，高粱饅頭。學校的饃要收點加工費，吃菜有時一週也不敢去食堂買一次。粗糧饃就著幹辣椒麵和鹽巴。
就是這樣低劣的生活，有個別學生也難以維持。有的同學因飢餓在課堂上或上體育課時眼前發黑，當場暈倒不省人事。我們班同村的兩個同學，一個學期沒到底，就輟學了。其中一位同學有“數學天才”之稱，一起上初中時，同學們都很佩服他，到高中不久，他的數學天賦依然令老師和同學們折服。就是這樣優秀的人才，經濟狀況不允許，上了三個月不到就退學了。
高中宿舍條件很簡陋，一間宿舍12名學生，宿舍門兩邊各一排土炕，不能取暖，一排炕上擠6個人。我高中畢業之前，從來沒有在自來水籠頭下洗過一次澡。農村的孩子又沒有換洗的衣服，從上到下、從裡到外全是粗布衣衫。鍛鍊身體出了汗，第二天衣服上一道道一圈圈白色的汗鹼印跡和汗臭味。 這就更有利於蝨子、蟣子、跳蚤這類窮人的寄生蟲生養繁殖。晚上同宿舍的十幾個人，睡前最大的樂趣就是比賽誰身上的蝨子多，誰的肥，誰的大，然後比賽看誰身上的蝨子跑得快。
大蝨子擠出來的血又黑又多，蝨子繁殖能力太快，怎麼捉也捉不完。今天捉完了，第二天蟣子又長出來了。尤其是衣縫上的蟣子，有時候密密麻麻一行行一排排，有長時間不洗頭的學生，頭髮裡又是蝨又是蟣，既可笑，又噁心。真應了那句“蝨子多了不咬人”的老話了。
更可恨的是夏天，土炕上炕頭炕尾炕圪嶗裡跳蚤特別多，它們專找這種地方生養。這種能跳出自己身高四十倍的小昆蟲，咬起人來又疼又癢，難以忍受。被咬到的皮膚上立馬長起一個小紅皰，長時間消失不掉。夏天裡，一隻跳蚤往往折騰得周邊幾個人一晚上睡不好覺。
有同學從家裡拿來點六六六藥粉撒在炕頭，剛撒上時，農藥味嗆得人進不去，勉強進去也睡不好，還耽心農藥中毒。時間一長藥力不足了，跳蚤又加勁報復性地咬人。這樣的狀況真是鍛鍊同學們的耐力和毅力。
風雲突變，世事難料。第一學期還沒有結束，上面的風向就變了。 白卷先生、反潮流英雄盛行，政治掛帥、半工半讀、勤工儉學等號召一浪高過一浪。學校陷入一片混亂，教學進入冰點。學生大部分時間看報紙、讀《人民日報》社論，聽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政治新聞。還要參加校辦工廠鍊鐵爐的勞動和支援農業生產。
高二年級的時候，學校迫於政治的需要，組織成立了“文藝宣傳隊”，我和同班的蔡創立同學被宣傳隊的領隊樊寅虎老師抽調到宣傳隊。宣傳隊學生不足20人，有特長的學生，吹、拉、彈、唱、演，都很專業，外聘了一位孫吉本村的專業人士作指導。我和創立同學既沒有文藝天賦，又不懂得演藝樂譜，純粹是出於虛榮心，我拍鈸，他敲鑼，在裡面混個樂子。
三、再戰考場
1975年高中畢業，當時上大學是走推薦路子，我的條件不夠格。 過完春節，我被孫吉供銷社王昌周主任推薦，擔任孫吉人民公社通信員和水利幹事。因工作上勤勤懇懇，老老實實，得到領導和同志們的一致好評。
三年多時間，我寫了一些小材料，如會議通知，主要精力是看報紙、看小說、練鋼筆字，文化知識一直沒丟掉。1976年經過自己努力和主動申請，我在村裡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77年末恢復高考，我參加了考試卻沒有考上。錄取工作結束後，我曾暗自流淚，痛下決心，第二年一定要考上大學。
1978年3月到6月，第二次高考前，我參加了孫吉中學文科複習班，短短三個月的時間，我埋頭苦學，紮紮實實，努力鑽研。
剛進入複習班時，晚間，我怕班裡人多雜亂影響學習，靠自己在公社工作時與老師都很熟悉的有利條件，就一個人去學校的小會議室學習。在數學上用了較大的功夫，語文老師張復芳看到我偏科嚴重，就怕我影響綜合成績。 我心裡有底，先攻克數學，這門課自己還有些基礎，然後再個個擊破。
果然，第一次全縣統一模擬考試，文科班150多個學員，我的數學成績考了第一名，我高中一個班的張敏英同學理科班語文考了第一名。 我的班主任王貞民老師，看到這一結果，都有些不敢相信。這次統考給了我極大的鼓舞和信心，也給了我一個極好的機會。
學校接著就組建了尖子班，我被入選後，學習勁頭更足了，白天課餘時間，一個人就在學校的莊稼地裡，面壁苦練，晚上尖子班小教室的同學們休息後，學校統一要求熄燈，我又一個人點著煤油燈，一直學習到深夜。
高考的五門主課，歷史、地理高中時一點都沒學過，政治也是全新的內容，我從頭起步，按照老師的輔導範圍和內容，一門一門地學，一本一本地看，一遍一遍、一題一題熟記和背誦。
最後，在去縣城參加考試的路上，有些學習內容和試題像過電影似地一幕一幕展現在我的眼前，銘記在我的腦海。
高考成績出來後，我的大學夢成為了現實，我成功了。地區和縣招生辦第一時間將成績通知給中學校長，校長第一時間通知到我所在的公社。我的伯父，親切的關懷給予我極大的鼓勵，複習期間，特意郵寄給我政治參考資料，高考成績剛登記完畢，伯父就急迫地請地招辦負責人瞭解我的高考結果。
我高興、興奮，熱淚盈眶，歡呼雀躍。 幾個月的拼搏奮鬥終於得以回報。父母親看到我的成績和為備戰高考消瘦的我，流下了喜悅和憐惜的淚水，真是可憐天下父母心。
我們那一期複習班，大中專升學率高達60%～70%，當年全國高考錄取率為6%。 感謝我的父母、校長、老師，感謝所有幫助過我的人。
作者全家福
（摘自山西財經學院貿易系78級集體創作《七八貿易的記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