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指揮家王軍教授的履歷有異曲同工之處的張銳教授，師從馬老，並在國內、外頂級音樂學府專攻樂隊、合唱指揮專業，同時在國內、外多支專業、業餘樂團和合唱團，擔任藝術總監和指揮。本期將獨家推出根據張銳老師發言整理的專稿。
感謝張銳老師的回憶與緬懷，並專程從上海趕來中山，參加“馬嚴會”。同時，張銳老師是中國合唱e家特邀藝術顧問團成員，在此一併致謝！
專家簡介——張銳
指揮家
上海音樂學院指揮系教授
碩士研究生導師。
1978年考入了上海音樂學院指揮系，成為我國合唱指揮宗師馬革順先生文革後的第一個本科生。後任總政歌舞團合唱指揮，留學美國著名的印蒂安納大學音樂學院，師從德國指揮家湯姆斯·伯特納學習樂隊指揮；師從英國指揮家維廉姆斯·鮑可威爾學習歌劇指揮。獲印蒂安納大學樂隊指揮碩士學位。2011年回國任上海音樂學院指揮系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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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革順先生的一生奉獻給了中國的合唱事業，對中國合唱事業與合唱教育事業的發展，做出了最為卓越的貢獻！
我曾經對先生說過：您的一生坎坷，縱觀您的全部人生，（除少兒時期外）可分為三個時期： 1、青年時期的您經歷了動盪的戰爭年代，作為一名熱血青年，您在街頭揮動著雙臂，指揮市民和學生演唱抗日救亡歌的鏡頭，出現在荷蘭攝影家伊文思的中國人民抗日鬥爭的紀錄片《四萬萬同胞》的畫面中，加上您1947年赴海外求學的經歷。
2、人到中年的您於1949年學成歸國，渴望為中國的合唱實實在在做點事，卻不料身不由己的遭受著無數次的政治磨難和迫害，在一次又一次地政治運動中被陷害、汙衊，受到了極為不公正的對待長達20年有餘。您始終保持著豁達、樂觀的心態，並一直以貝多芬的生命理念激勵自己：“在苦難中我們會記得還有《歡樂頌》”；
3、文革後您終於迎來了藝術再生後的春天！用您自己的話來概括：“來到了自由境地，呼吸到了新鮮空氣，想怎麼說就怎麼說，想怎麼教就怎麼教”。
先生聽後對我的劃分點頭表示同意。儘管先生對晚到的春天頗感遺憾，嘆息失去了太多的美好光陰，可一旦春天真的來臨，春色依舊是絢麗的，陽光下的生活仍然是愉悅、歡暢的！
先生早年在南京中央大學讀書時，師從奧地利音樂教師史達士博士學習指揮、合唱學等課程，同時還經常指揮大學的聲歌協會合唱團的排練和演出，作曲家鄭律成也是其中一位。徐悲鴻、劉海慄、潘玉良、馬思聰都是當年中央大學藝術科的教師。
大學畢業後的馬革順已經開始唱合唱，也開始指揮合唱了，並對合唱的起源、發展想了解的更多，對合唱開始思考和研究了。晚年馬先生歸納他的人生：幾十年來，我深入到傳統合唱藝術，先是唱，後來指揮了些經典作品，在接下來是研究，從中取精華。我先做傳統的“兒子”，再做傳統的“叛徒”。那時的先生已經開始注意到：合唱的發展與宗教關係密切。並且通過研究後有了更為深入的瞭解：合唱音響有兩大流派，一個是天主教的西羅馬流派，影響的範圍主要在西歐。還有一個是東正教的東羅馬流派，影響地域從希臘到東歐、俄羅斯。
求知慾望強烈的馬革順先生1947年踏上了留學美國之路。先生時常講起他留洋二年的學習，他的合唱學術思想和合唱指揮藝術等，很多都是受益於這二年的深造。他特別提起他心中的藝術聖殿-威斯敏斯特合唱學院。學院的合唱團有其光輝的歷史，從1922年起，合唱團便開始與當代最著名的指揮家，和世界諸多頂級交響樂團進行過合作。由於先生在此學校求過學的緣故，慕名的我也追隨先生的腳步邁進了這所金鳳凰般的合唱學院。雖然我只在威斯敏斯特合唱學院學習了一年，但我能感受到學校治學的嚴謹，學生的勤奮和老師的認真。
1949年先生回到了自己的心愛的新祖國。
很少人知道馬革順先生曾經是一位多產並極富天賦的作曲家。抗戰初期，國家存亡面臨拐點，在先生創作的眾多作品中，其中的二首歌曲《不久就要天明》、《淞滬戰歌》在南京問世了，歌聲通過電臺，傳向南京城，傳向大江南北。不久因為戰亂先生離開了南京城去了西安。作為作曲家，馬先生創作了很多抗日歌曲，如《募寒衣》、《臺兒莊打勝仗》、《勝利在最後》等，同時還創作了許多宗教歌曲。
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個聖誕節，馬先生指揮演出了亨德爾的清唱劇《彌賽亞》，並連續三年指揮了此清唱劇，從此逐步奠定了他在上海乃至全國基督教聖樂合唱指揮“第一人”的地位。
由於《彌賽亞》作品時間長，且難度大，對華人合唱團來說的確有一定的困難。作為一個已經成熟的作曲家，馬革順先生萌發出了一個念頭，中國應該有一個適合華人自己演唱的聖誕大合唱。先生花了一年的時間完成了他的一部鉅作：中國的聖誕大合唱——《受膏者》。馬先生為《受膏者》定了幾個原則：作品不能太長，也不能太難或太簡單，難度定在“跳一跳才能摘到蘋果”的框架內，作品要有點民族化。1953年對馬先生是仁慈的，創作《受膏者》時的馬革順，年富力強，且事業處於相對的穩定期。這樣的日子在他人生的前六十多年裡並不多見。
《受膏者》的基本風格是傳統、古典的。巴洛克的高貴、華美，古典的優雅、纖細，浪漫的自我、色彩，都在《受膏者》中兼容幷蓄，巧妙的運用著；旋律、和聲、宣敘調、詠歎調；前奏、伴奏；各聲部的領唱、女聲合唱、混聲合唱等，構築成一部宏大的中國宗教界的合唱藝術大廈。《受膏者》被譽為中國的《彌賽亞》，1954年在上海首演。近幾年在上海也陸續演過多次，受到宗教以及合唱界的熱烈歡迎。
1963年，先生為了構建、實踐自己的合唱理念，身體力行，鍥而不捨，完成了我國第一部有關合唱和合唱指揮方面的著作《合唱學》。這既是中國合唱理論的基石，更是難以逾越的豐碑。
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汲取所長，為我所用。這也是先生常說的：先做傳統的“兒子”，再做傳統的“叛徒”。
馬先生在美國威斯明斯特合唱學院讀書時，學習了外文的咬字吐字方法，受益良多。但那與中文演唱不完全一樣。先生一開始認為：“外文有很多字是一字多音節，唱起來就會‘朝前走’，而中文是一字一音節，有時會有停頓的感覺，如要唱的優美，唱出情感，字與字之間的聲母和韻母就必須結合好。”
先生剛從美國留學回來後，第一次指導上海樂團排練《東方紅》，用的是東羅馬流派的聲音，大家的評價是“洋腔洋調”。之後先生就進行自我反省研究，看了不少有關中國語言學的書，發現漢語發音是靠前的，與西羅馬流派相近。從此，先生根據作品的風格來指揮。馬先生在研究和探討合唱發聲與我國語言文字結合的問題上，花了不少時間和精力。
在先生的《合唱學》裡，詳細論述了用中文合唱時語言的特有規律，並強調了多個重點：協調、色調、均衡、咬字吐字。先生的這些論述為我們後人對先生的合唱發聲理念提供了一個學習、琢磨、研究、理解、掌握、提高的平臺或是理論基礎。先生自己說“《合唱學》的出版，是我藝術生涯中的一件大事。此書是我多年來對合唱研究、探索的結晶，也可以說是我對中國合唱事業全力奉獻的佐證吧”。
馬老的《合唱學》一次一次的再版，可見其深受合唱指揮同仁們和廣大合唱界朋友的喜愛，並一直被捧為合唱指揮的《聖經》
（未完待續，請關注本網下期推送）。
張銳
2018年12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