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媒體記者：李小雪 胡嵐濤
通訊員：杜巍巍 李自松 閻小荔
4月14日，武漢大學人民醫院麻醉醫師蘇娃婷穿上厚重的防護服，在醫院新冠肺炎患者專用手術室，為一名有新冠接觸史的孕婦緊急剖宮產手術實施麻醉。90分鐘後，手術順利結束。蘇娃婷抱著剛誕生的新生兒，笑得格外開心。這是她從澳門艱辛返漢後，進行的第3臺三級防護下的手術麻醉。
一個多月前，34歲的澳門姑娘蘇娃婷，一個人獨自帶著5歲兒子和2歲的女兒，從澳門輾轉回到尚在封城中的武漢。第二天，她就返回了自己的工作崗位——武漢大學人民醫院麻醉科。
在蘇娃婷穿上防護服上手術檯之前，不知哪位同事悄悄在防護服的後面，寫上了“武漢媳婦——蘇娃婷”七個字。
被同事稱為“武漢媳婦”的蘇娃婷，其實是土生土長的“澳門女兒”。她畢業於澳門濠江中學，考上武漢大學學醫，碩士畢業後留在了武漢大學人民醫院麻醉科工作，同時又讀了在職博士。她也是目前所知的、唯一一個在湖北當醫生的澳門人。
身為“武漢媳婦”“澳門女兒”的蘇娃婷，在朋友圈這樣寫道：“我有兩個家：孃家在澳門，婆家在武漢。孃家和婆家一樣美，我都要保護好她。”
被困澳門的“武漢媳婦”
2020年1月22日，已經兩個春節沒回澳門的蘇娃婷，帶著2個孩子從武漢飛到廣州，在那裡匯合了在深圳開會後趕來的先生雷少青，一起回澳門過年。他們倆是同行，也是同事。
1月23日凌晨，蘇娃婷夫婦看到了武漢“封城”的通告。武漢疫情大爆發，讓本想開開心心回孃家過年的蘇娃婷，心情整個被醫院、被武漢的疫情牽住了。
眼見著武漢抗疫告急，她開始和先生商量回武漢上班的事。可是武漢已經封城，雖然他們倆是醫生，想辦法可以回去，但孩子回不去。把孩子留在澳門，蘇娃婷的父母本身也在上班，無暇照顧。怎麼辦？倆人商量下來，決定先生雷少青先回去抗疫，蘇娃婷帶著孩子找機會再回去。於是，在1月30日，先生雷少青先回武漢上班了。
困在澳門雖然多了時間陪父母家人，可是蘇娃婷時刻牽掛著武漢：那裡有她深愛的親人，還有放不下的病人。“回武漢的決定跟父母說了，他們不同意，更不同意我帶孩子一起走，但是我很堅決。”
可是，通往武漢的交通斷了，蘇娃婷始終找不到回武漢的方法。飛機斷航，她反覆預訂從珠海出發的高鐵，想曲線回武漢，結果不是訂不上，就是被改簽。
三月中旬，她終於訂上了3月16日珠海——岳陽東的高鐵票。
“臨走前一天晚上，媽媽一直跟我聊。我知道她的意思，她不想我走，回武漢太危險了。如果實在要回去，就把孩子留下，他們想辦法帶。我跟媽媽說，站在母親的角度，我要照顧我的孩子；站在醫生的角度，我要照顧我的病人。這兩個身份，都是我的職責。”
就這樣，懷裡抱著2歲的女兒，手裡牽著5歲的兒子，蘇娃婷上了高鐵。一路上不上廁所，不吃東西，只給孩子喝牛奶。
列車快到岳陽站的時候，她找到列車長，說了自己的情況以及目的地是武漢。列車長經過請示，答應在武漢站停車。
54天之後，“澳門女兒”蘇娃婷終於回到了她武漢的家。
穿上白大褂我就不恐懼了
回武漢的第二天，蘇娃婷就迫不及待上班了。她所在麻醉科手術室，科室、門診、急診室等都會送需要手術的病人過來。有的危重病人根本來不及做排查，也不知道是不是新冠肺炎感染者。
蘇娃婷說，麻醉醫生最危險的工作，是為新冠病人做插管治療。疫情期間，武漢大學人民醫院麻醉科夏中元主任組織了10多人的“插管小分隊”。蘇娃婷的同事，在醫院本部和新冠肺炎重症收治點東院區，為近百位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實施了風險極大的插管治療，挽救了絕大多數人的生命。
在滯留澳門期間，蘇娃婷每天在科室微信群裡，關注著同事插管救人的信息。每一次插管成功，她都會為同事喝彩加油。只不過，她沒想到，自己也有機會穿著防護服給病人緊急插管。
3月17日，輪到蘇娃婷在麻醉科值夜班。半夜兩點多，科室會診電話突然響起：神經內科監護室一個重症病人病情惡化，緊急需要搶救性插管。求助的神經內科醫師專門囑咐：這個病人剛送來，新冠還未排除，要做好防護。
蘇娃婷說，插管是麻醉醫生的基本功。之前她也經常碰到這種緊急搶救插管，最多一次她一個晚上插了5個。但疫情下的這一次，格外特殊。
穿好防護服、帶上插管箱，她忐忑不安從麻醉科趕往另外一棟樓的神內ICU。查看病人生命體徵、評判插管指徵後，蘇娃婷沒有絲毫猶豫，第一時間給這位命懸一線的病人建立起氣管通道機械通氣。很快，病人的生命體徵基本恢復平穩。
“我從前期負責新冠病人插管的同事身上學到很多”，蘇娃婷說，每次插管留給麻醉醫生的時間只有15秒，所以動作要快、準、狠。病人在生死邊緣的時候，其實求生欲是非常強的，麻醉醫生要幫他們爭取時間搶救生命。
第二天，遠在澳門的父母從蘇娃婷朋友圈看到這次驚心動魄的搶救，關切地詢問她。蘇娃婷說，雖然回想起來會有點後怕，但是隻要到了科室，穿上白大褂，就不再有任何恐懼。因為根本沒有時間去想，不會考慮那麼多。“自己做的每件事，都是出於醫生的本能，就是趕快救人。”
“她是濠江中學的驕傲”
每天出門上班，蘇娃婷口袋裡至少帶著一塊巧克力，還要是黑色的、帶點苦味的。
“麻醉醫生的工作強度很大，每天工作都是披星戴月，天剛亮進手術，下班後基本天黑了。我從小就低血糖，如果體力透支厲害，會突然暈過去。所以我上班前要吃一塊黑巧克力，口袋裡還要放幾塊。”蘇娃婷說。
4月15日，蘇娃婷負責麻醉的一臺神經外科手術，持續了16個小時。“這幾塊巧克力，救了我的命了”，她笑著說。
在抗疫一線，安全防護是每天必須要做好的事，也是最折磨蘇娃婷的。
“我是過敏性體質，N95口罩、護目鏡戴一天，臉會過敏紅腫，要一邊吃過敏藥，一邊繼續戴。我們跟未排除新冠的病人接觸，一定要穿防護服，穿兩個小時，裡面衣服就全溼透了。有時在溼氣裡密封太長，身上皮膚都被泡白了。”
辛苦、危險，為什麼還是要當醫生？
“我讀大學的時候，報臨床醫學專業的決定很堅決。因為在2003年SARS時候，我無意中看到隔壁班一位同學自己在那哭，她的家人患SARS病逝。這件事情對我觸動很大，我想，如果我是醫生，我就能救病人，當醫生的念頭在那一刻就定下來了。”
2006年，在澳門濠江中學讀書的蘇娃婷即將高三畢業。填寫志願時，她查閱了內地有醫學專業的前十名高校，最後選了武漢大學。2013年6月，蘇娃婷從武漢大學臨床麻醉專業碩士畢業，以面試第一名的成績，考進了武漢大學人民醫院麻醉科，成為醫院唯一的澳門籍醫生。之後，蘇娃婷繼續攻讀科主任夏中元教授的博士，在醫學追求上義無反顧。
“為什麼不回澳門當醫生？在澳門收入起碼比在武漢收入高几倍啊？”蘇娃婷被無數次問到這個問題。“我如果想錢的事，就不會去當醫生。留武漢的主要原因，是為了實現我的個人價值。我想，既然選擇當醫生，就是要接觸病人。澳門人口少，確診病例也少，這對醫生水平提高有限。我想成為醫學大師，不想成為平庸的人。當然，如果澳門需要我回去幫助，我也會義不容辭。”
濠江中學副校長陳虹介紹，作為澳鄂大專人士協會理事，蘇娃婷致力於湖北宜昌和澳門中小學的文化交流，曾帶著100多名的宜昌學生來澳門參觀世界遺產，感受澳門迴歸的變化。蘇娃婷還和澳門義工一起，走進湖北枝江、興山，開展扶貧、助學、探訪活動。
陳虹說：“我為蘇娃婷取得的成績感到驕傲，我們濠江中學能培養出這樣的學生，是非常值得自豪的一件事。她是一個榜樣，後面的學生會向她看齊。”
蘇娃婷還熱心社會公益。疫情困守澳門期間，她和濠江中學一起努力，為武漢募捐了價值超過十萬元的口罩、防護衣、手套等醫療物資。
“我要努力扮演好每一個角色”
作為家裡唯一的女兒，外地讀書、異地成家、前線抗疫，蘇娃婷時常被家人擔心。
“當初報武大的時候，家人就不太贊成，怕我萬一到了內地成家立業，不回澳門了怎麼辦？結果呢，家人的擔心全部都兌現了。所以我現在就告訴他們，什麼都不要擔心，我在內地、在武漢很好。”
2012年暑期，蘇娃婷到武漢大學人民醫院麻醉科實習，在那裡認識了現在的先生、麻醉科同事雷少青。“他是武漢當地人，從香港大學博士後畢業的。認識之後他告訴我說，看到我第一眼，感覺就像王菲歌裡唱的那樣：“只是因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沒能忘掉你容顏......”
緣分就這樣不期而至。2013年，蘇娃婷結婚了，成了一個地道的“武漢媳婦”，2014年，他們的兒子出世了。“我現在很幸福，因為我做的是我喜歡的事情。一個人只有熱愛她做的事，才會有源源不斷的熱情，我現在就是。”
在澳門時慢性子、文文靜靜的蘇娃婷，經歷了14年的武漢學習、工作、生活的磨練之後，變成了一個急性子、風風火火的人。
“在澳門吧，就感覺特別安逸，我那時不愛說話。在武漢這些年，特別是當醫生之後，我變得特別急性子了。因為搶救病人都是爭分奪秒的，慢不下來了。”
自稱變成潑辣性格的蘇娃婷，完全融入了武漢當地的生活和工作圈。雖然湖北整個醫療系統，只有她一個澳門人，但她一點也不孤單，已然和同事們打成了一片。
“我經常和同事開玩笑，說我好歹也是咱‘武漢媳婦’，你們對我客氣點。所以抗疫上班第一天，我都不知道哪個同事悄悄在我的防護服背後寫了‘武漢媳婦’的字，她們拍照了我才發現。”
現在，武漢的醫療秩序正在慢慢恢復。蘇娃婷所在的武漢大學人民醫院麻醉科，手術量已經恢復到平常的1/3左右，蘇娃婷和同事們又開始忙了。
“我們能忙起來，說明武漢正在恢復常態！”蘇娃婷說。身為“澳門女兒”“武漢媳婦”，特別是一名臨床麻醉醫生，“我要努力扮演好每一個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