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提起北嶽恆山，論到此山淵源，學過地理的我們都會有一個共同答案：北嶽恆山位於山西渾源！不光我們市井百姓這樣認為，還包括許多我們所熟知的文人墨客。如金庸先生在《笑傲江湖》中描述的情節——令狐沖返回北嶽恆山時途徑懸空寺，而懸空寺恰好位於山西渾源北嶽恆山山腰。當然如果說令狐沖本人及恆山派眾尼姑是歷史真人真事的話，那麼他們肯定會從曲陽縣登上大茂山，因為清朝之前北嶽恆山根本就不在山西渾源，而是河北省大茂山！
大茂山、北嶽廟、恆山郡，當我們將這三個孤立的名詞聯繫起來，北嶽恆山的演變史便會一目瞭然。初見“古北嶽大茂山”的牌匾是在張石高速上，不禁會讓人產生此地或許為旅遊而沾北嶽之名氣的嫌疑；北嶽廟位於曲陽縣城中，屬於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據說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會在這裡祭祀北嶽；恆山郡不正是正定縣古稱嘛，恆山—常山、真定—正定，這些名稱變更對於河北人來說不會陌生。
如果想刨根問底，各種歷史資料都會介紹道：“自秦漢至明末，統治者祭祀北嶽一直在河北省大茂山，公元1660年清初順治年間才易地安置到山西渾源”。至於其中理由便開始眾說紛紜了。
在瞭解北嶽改祀的來龍去脈前，首先要明確一個基本的概念——這座山為什麼叫做“恆山”！
恆山是因為座落在恆山郡這一地理區域所以得名。漢代恆山郡的治所在石家莊市東古城村，即現在的東垣古城遺址，在南北朝時期才遷到滹沱河北岸的正定縣城。當然東古城的郡所是由元氏縣遷過來的，所以常山趙子龍才有元氏、正定兩個祖籍…。
曲陽縣在漢代屬於恆山郡（常山郡）的管轄範圍，我們知道一個地名被冠以“陰陽”，全看城市處於山水間的方位。曲陽取“北嶽恆山曲折處之陽面”而命名，即曲陽縣位於大茂山的南面。
很顯然，恆山郡為了避“漢文帝劉恆”的諱，取“恆”的同義字“常”替代，改“恆山郡”為“常山郡”。這跟後來的避諱雍正胤禛，改“真定”為“正定”一個道理。但是“恆山”山名貌似並沒有受到皇帝姓名避諱的影響，名稱自古不變，一直沿用至今。
德寧之殿側面
德寧之殿正面
二
側面 說起北嶽恆山，為何改祀於渾源。自明朝中後期就爭執不斷。恆山易地的原因主要有：北嶽恆山方位說，宋失雲州改祀說，廟山相距甚遠說，河北破壞嚴重說…，這些說法看起來言辭鑿鑿，要是仔細咀嚼琢磨，實則漏洞頗多。
首先關於五嶽的方位問題，之所以稱其為北嶽，是按照中原即洛陽一帶來說的。古人們認為洛陽居華夏之中，這裡北至燕山、東到大海、南抵江南、西達攏右的距離差不多。以中原為中心設五嶽。然而到遼宋金元時期，由於遊牧民族的不斷侵襲並強勢入主華北，中國政治中心開始向北京偏移。這樣一來，無論是河北曲陽還是山西渾源，皆位於首都以南。明清之際的思想家顧炎武先生為此做《北嶽辯》：“都邑無常，而五嶽有定”。若單獨對元明清首都北京而言，北嶽已經失去方位意義。
其次有關“宋失雲州，始祭恆山於曲陽”說，1502年以兵部尚書馬文升為代表的官員拋出的論斷其實有些片面。契丹取得燕雲十六州後（遼實際控制燕雲十四州+易州即易縣），與北宋訂立澶淵之盟。兩國以白溝河為界，宋朝不索取易州，契丹不討回莫州、瀛洲（任丘、河間）。淶源縣城是拒馬源頭，城中的拒馬河是白溝河的上游。故今保定淶源被一分為二，北屬契丹南屬宋。出淶源城走207國道過白石山後，走馬驛和倒馬關交匯處西南群山就是大茂山的藏身處。淶源可以算是遊牧民族南下的中轉站，從大同或宣府過來的騎兵從淶源城向東過紫荊關、向南闖倒馬關，便能踐踏華北平原。因此宋朝不可能嫌大同地區不放心，從而把北嶽遷到宋遼邊界交通要衝附近位置。
再次，“廟山相距甚遠說”，確實北嶽廟距離古恆山要遠於其他四嶽和廟的距離。從衛星地圖上便能看到，岱廟、西嶽廟、中嶽廟、南嶽廟基本上緊挨著山腳，直線不過5公里左右。其實造成這種情況完全是由於中國地形地勢引起的。北嶽所在的太行山系是第二階梯向第一階梯過渡的山脈。太行山以西以北，地形以高原高地為主，另一側以平地平原為主。從曲陽過淶源到蔚縣，從南到北近150公里貫穿太行山。南側山脈低緩、北側高聳。曲陽城海拔89米左右，古北嶽大茂山海拔1898米。是經過50餘公里的山路緩慢升上去的。而華山、泰山、嵩山、衡山基本上屬於平地起大山，給人一種尤為峻峭之感，這興許就是人們常說的“一覽眾山小”的感慨吧。由此可以得出，五嶽設廟俱在山腳，或遠或近，沒有本質分別。
局部
內部
排柱
三
最後也是最主流的河北戰爭破壞嚴重說…，河北從地理上來說基本上是最接近遊牧、漁獵民族的傳統漢地，又恰好介於京師和中原間，逢亂世兵燹不斷。太行山另一側的三晉大地得益於高山大河的阻隔，並不利於遊牧民族騎兵大規模作戰。因此，滿洲鐵騎劫掠河北是性價比非常高的方案，這裡的人口財富已經足夠他們享用，除了1635年後金打敗蒙古林丹汗借道蒙古劫掠晉北外。山西其餘的年份相對於河北、山東來說顯得非常平安，然而一個集團的出現打壞了這種局面。
李自成的大順軍在1643年汝州之戰中殲滅明軍在帝國腹心的主力，在此之前的1642年松錦會戰，明朝13萬精銳在遼東被建州女真全殲，兩場慘敗使得明軍在中國北方已經徹底喪失戰場主動權。在明朝滅亡的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建立政權後，取道山西進攻北京。明政府一面召喚吳三桂關寧鐵騎火速進京勤王（這支部隊一直舉步維艱），一面號令山西總兵周遇吉組建山西防線（這支部隊苦於無兵線支援）。
李自成起義軍呈“星火可燎原”之勢逐漸壯大，此刻已經擁有100萬之眾。湖廣行省內長江以北的襄陽、荊州、德安、奉天四府，河南以洛陽為中心的西部，陝西省全境全都被大順軍攻佔。大順軍採用機動性遊走作戰方針，不計較一城一地的得失，往往能集中大量兵力的優勢將明軍盡殲。當李自成基本割佔北方的半壁江山時，大順軍的軍事策略似乎發生了改變。
大順軍攻陷太原後，本來應該順路向東出固關—井陘—真定—保定後進逼北京（反倒是山海關之戰，大順軍大撤退時倉促走的這條返程路）。這絕對是條快捷之旅，因為屢遭滿清侵襲，當時京畿地區也不足為慮，起義軍反而對盤旋在頭頂上的宣大地區心有餘悸。
大順軍計劃攻滅北方的宣大，徹底消滅明朝的援軍。李自成率50萬大軍北上克忻州，周遇吉自知不能敵，撤掉防線退守代州。代州失守後，明軍沒有選擇出雁門關北上與大同府的守衛軍匯合阻擋農民軍，而是後退至代州西南方向的寧武以避闖軍鋒芒。闖軍尾隨而至，下“五日攻寧武不下便屠城”令，明軍退無可退，決定以死殉國。
雙方展開殘酷的寧武關之戰，城池被火炮攻破後又展開巷戰，5000餘明軍無一人投降，全部陣亡，擊斃擊傷李自成部7萬餘人。《明季北略》記載，城破之後，農民軍“遂屠寧武，嬰幼不遺”，百姓被殺者甚眾。
寧武關大捷後，大同總兵姜瓖直接選擇投降。隨後，宣化、居庸關…紛紛遞交降表。後來人們有些不解，周遇吉為何不北上與宣大明軍精銳會師呢，可能是對那些各懷鬼胎的各路軍閥們徹底絕望了吧。山西北部總算是躲開了這次戰火，可歷史的結果告訴我們，這不過是為5年以後的大毀滅積攢能量罷了。
碑亭
御香亭
宋碑
元碑
四
碑 闖軍勢大我從賊，清軍勢大我從虜。這正是大部分明朝軍官的真實寫照。姜瓖先投降李自成，李自成山海關敗退後，又投降滿清，後反清復明，像這種反反覆覆的軍人在明清之際不勝枚舉。
李自成原計劃殺了他，幸虧部下張天琳勸說。李自成突然接受這麼大個帝國，頓感有些捉肘見禁，以前對明朝官吏的高壓政策顯然已經行不通了。所以他表示既往不咎，依然委任這批明朝官吏就職。李自成潰敗後，姜又殺掉這位張姓救命恩人，歸順大清。因此怎麼看這人都不像是君子所為。
滿清是打著“替明朝報仇”的口號入關的，剛開始假惺惺地並沒有露出猙獰面目。大同軍官誤判形勢，認為滿人入關還和前幾次一樣，殺人越貨完就會返回遼東。所以一開始便策劃擁立明朝宗室，等揣摩到滿洲貴族的本意後，姜瓖便開始請辭，望得到清庭寬宥。多爾袞虛情假意的寬慰他。
漢奸沒有回頭路，既然做了就要做絕。為了表明對清朝的忠貞，大同府配合阿濟格、吳三桂、尚可喜的大軍經陝北討伐大順軍。大同府士兵相當賣命，奮力攻打盤踞在榆林的大順軍高一功部。正是有了大同兵的爭先恐後，清朝北線主力才得以直取西安。
像我等利下赫赫戰功卻不為滿清倚重，大同官兵內心的憤懣與日俱增。後來的歷史記錄都說這些人不滿清庭崇滿抑漢的政策。所以才舉起反清復明等民族大義的旗幟。當時的漢族士紳是這麼看待這件事情的嗎？1644年南明尚有半壁江山時，對這些留辮子、穿旗裝的人頗為不屑。時隔五年到了1649年南明局勢暗淡行將覆滅時，聽到這些投降漢官反叛清庭的時候，簡直是柳暗花明。又誇讚這些人物棄暗投明。
其實很多所謂的“民族大義”都是被冠以，各有各的方向和目的。大同反清復明是為了權益而自保。在明朝，至少可以名義上尊奉崇禎，私下裡可是擁兵自重。到了“私設軍機處，大興文字獄”的清朝，想與滿洲皇帝同享天下，怎麼會有這種美事兒呢？暫時許以高官厚祿不過是為了貫徹我大清“以漢治漢、分而治之”的既定方針。
清庭其實是有自知之明的，尤其是河北山東兩省總是反叛。弄得清朝統治者心神不寧，甚至滿洲人都有退出北京、返回遼東的念頭，然而那些降服漢人跪哭哀求，表示不費清庭一兵一卒，我等效犬馬之勞代為平定天下。滿洲貴族和反動漢族權貴其實利益是綁在一起的，這些人明白，少了滿清王朝的庇護，漢族反抗武裝會把他們挫骨揚灰。所以這就能解釋“吳三桂昆明勒死永樂帝，尚可喜、耿繼茂屠戮廣州”這些駭人之舉了。所以這些貳臣都是被逼著反叛的，他們要是反抗清庭早就反了，何必等到滿清基本安定的時候。清庭的種種政策，三藩變成三叛也是早晚的事情。
滿清在1645年擊潰大順軍、擊滅弘光帝以後開始自嗨，攝政王下令給明朝百姓兩個選擇：要麼剃頭、要麼砍頭。對於這一歧視政策，開明的滿洲人並不贊同，反而勸多爾袞收回成命，理由是天下初定不宜過猛。然而此時滿清政府已經把是否剃頭作為歸順清朝的象徵，這等於直接把江南已經願意為滿清朝廷服務的漢族士紳逼反，隨後清軍在江南各地展開瘋狂的殺戮輸出。滿清入關後的屠城其實離不開漢族叛降軍隊的加入，這些沾滿本民族鮮血的劊子手是不會不明白的。無奈的是，有兵權，清庭不開心；交兵權，早晚是個死。還不如趁著有兵權反了他。
清庭所俱者，大同官兵也。面對近在咫尺的起義軍，清庭惶恐不安。大同扼“陝蒙晉冀”四省之咽喉，屬於燕雲十六州之雲州，隸屬於明朝九邊重鎮。作為對抗蒙古的前線，城池極為堅固。所以清政府數次加以勸降，只要痛改前非，便待遇從前。怎奈開弓沒有回頭箭，於是清廷抽調華北主力開始狠攻。大同的反正幾乎帶動山西全境，另有河北、山東、陝西大部響應，這變相的又給“四順王——吳、尚、耿、孔等人建功立業、大顯神威立下機會，後來大同將領楊振威殺姜瓖及族人後獻城。
阿濟格非常反感這些反覆反叛的軍人，索性就把叛降的和抵抗的全部殺完了事。清政府有感於與北地漢民之間的難以協和，河北、山東反抗聲此起彼伏。其實滿洲在1644年絕對想不到會以中國統治者的面目登上中國舞臺。一個只有數十萬半奴隸、半封建的小部落怎麼能夠征服人口上億且文明高度繁榮的大帝國呢。皇太極他們沒有這麼遠大的想過，因此對敵方百姓就不必客氣了，數次入關作戰一路砍殺，並給明朝軍民留下“各官免送”恥辱性的牌匾。這些京畿地區的百姓親眼目睹國破家亡的慘劇，因此對異族統治基本恨之入骨。清朝一明白，不經過大流血看來是不行了，最好的方式當然是讓反抗者全部去死，那些順從者的後代自然會忘卻。
大清攝政王多爾袞在不久於人世時，戾氣大增、殺意四起，一不做二不休，乾脆下旨：將大同、朔州、渾源等三角區域的晉北地區百姓殺個乾淨。經此大屠後，清庭派人統計，共有5名關在牢房的重刑犯躲過屠殺，因為沒了苦主（所有相關人都沒了），不知道該怎麼起叛了。數年後這裡依然是累累白骨，許多從內蒙到太原的人們經過這裡，見到貓貓狗狗叼著人類的骸骨在那裡搖尾乞憐，真是不勝悽慘…
屠殺這種事情為文明社會所不容，故各交戰國都會刻意遮掩殺害軍民的行為。可古代人和現代人觀念有較大差異，所謂“屠殺用於威懾”，這些異族統治者不但不會惡意隱瞞反而還要極力宣傳。滿洲（建奴）以劫掠起家，努爾哈赤更擅長此道。他將擄掠的遼東漢人順從忠誠的培養成奴隸，配合滿洲騎兵去掠奪很多的財富。抵抗的往往只殺剩一個人，然後割下一隻耳朵，送他回明朝傳信：要麼納貢、要麼被搶。明朝當然不會妥協，所以雙方在遼東廝殺了25年之久，直到明朝覆亡、吳三桂獻降。
救百姓於水火、還社稷以太平！這些外族入侵者、內部反叛者往往打著這種美好的口號起事。伴隨而來的便是廝殺劫掠，屍橫遍野。那些來回搖擺並最終選擇忠於前朝的人民，終會感嘆，悔之晚矣。
由此可見，河北戰爭破壞嚴重故而遷址山西說，自然是站不住腳了。
五
至於北嶽恆山易地改選的原因，目前仍沒有權威著述給出確鑿的答案。如果硬要歸納一下的話，“人文環境的變遷”可能最大吧。
歷史上伴隨北方外族的入侵，中原百姓有過數次大規模南遷，如果我們以植物的生長步驟用來描述中原文明傳播過程的話。
永嘉之亂造成的“衣冠南渡”將中原文明的火種播撒到江南的土地中；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亂爆發時，漢文明的樹苗已經成株；兩宋之際的靖康之恥時，植株已經開花；明朝時期已結果。
安史之亂幾乎是分水嶺，雜胡安祿山、史思明的叛亂禍及河北、河南、山西、山東、陝西五省。大動亂造成大批量中原百姓避難到江南、湖廣、兩廣、川蜀等地區。從此之後，南北方地位徹底失衡，南方的政治經濟文化開始全面超越北方。
靖康之恥的推波助瀾，加上契丹、党項、女真、蒙古在中國北方進行的相互攻伐戰。長安、洛陽已經不復當年風采，北京作為遊牧民族的都城開始崛起，然後揭開南京與北京的正統之爭。
1928年國民黨將北京改為“北平”，並遷都南京。其實是有非常特殊的文化寓意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東晉、宋齊梁陳5個朝代定都建康，南京已經擔當起“漢族復興地”的使命，古代克復中原等北伐戰爭基本都是從這裡出發。恆溫、劉裕父子、朱元璋皆如此，甚至太平天國定都於此，皆有與胡人劃清界限、彰顯華夏正統之意。即使南宋趙構嫌這裡守著長江，離金人太近，而定都杭州，依然要把南京定為陪都。明朱棣遷都北京後，南京照舊留有六部。可見南京在當時漢人心中近乎神聖的地位。
在江南氣候溼潤、風情萬種，填詞譜曲、吟詩作賦，豈不快活？為何要去邊塞與索虜同處？面對國土淪喪，君臣痛惜一頓，接著苟活取樂而已。
除了東晉末期權臣劉裕一舉攻克長安、洛陽，收復山東大部外，餘下的南朝基本在領土方面毫無建樹。儘管劉裕取得不世之功，但依舊未能涉足河北領域。以時間計，從公元1年開始，到1912年清帝退位，漢胡各統治河北一半時間。長期的割裂造成文化的分野。胡人節度使的一度叛亂，使“漢胡不兩立，異族心必異”等華夷之辨的風氣佔據高地。
請問諸位在北京、大同見過宋朝建築、碑刻等遺物嗎？要是見著就真見鬼了！五代割讓燕雲後，河北中北部、河套地區、河西走廊，兩宋320餘年均未收復。像漢朝那樣經營西域、封狼居胥的雄途對此時的君臣來說不過是個遙不可及的前世幻想。西北大門關閉後，漢族政權勢力400餘年未與西方溝通。以至於很多歐洲人都以為中國已經是契丹、女真統治下的蠻族國家。宋朝經濟的繁榮、文明的昌盛，更多的只是後來讀史人對她的惋惜和追憶。
半壁江山的南宋已經對上述苦寒之地失去興趣，恐戰、避戰，萬不得已而戰也是為了議和。明朝雖實現“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但實際疆域仍限於從遼東到甘肅的明長城內，對西域等不毛之地毫無興致。80年後的土木堡之變，蒙古瓦剌部直逼京師。留守北京的大臣主張南京避難，于謙言南遷者斬，併成功指揮了北京保衛戰。明朝在定都北京的朱高熾、朱由檢時期，君臣皆有南遷之意。明仁宗即位八個月就崩了，計劃未來得及實行。崇禎末期訂下“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與後金議和，並打算南遷，不料計劃洩露，也未能實施。
南明弘光政權時，史可法等人推行“聯虜平寇”的方針，希望借建虜之手除掉流寇。面對華北民眾望“王師北上”的呼聲，南明朝廷認為進軍華北可能會破壞雙方和議，為清軍落下南下江南的口實。他們借用“端平入洛”的典故，認為冒犯並激怒建虜，可能會重蹈女真滅北宋、蒙古滅南宋的覆轍。
南明未向北方派出一名士兵，反而整出一批北使團。願意割讓北方領土，明清劃江而治，約為兄弟之國。但滿清未予理睬，還斬殺了使者。並告誡南明，做好引頸受戮的準備。清朝入關後雖善待前朝官員，並表示要將李自成起義軍斬草除根，同時拜祭明朝皇陵。給了不少明朝官民清軍友好的錯覺，清朝只是以此告誡天下，清朝已經代替明朝而立。不接受大清統治就是謀大逆。史可法顯然沒明白清朝心思，還覥著臉派江北四鎮協助清軍剿殺起義軍，從而替先帝復仇。最後落得民族英雄困守揚州，80萬軍民為弘光殉葬的下場。
有關山西大同等地的反清復明，偏安於雲貴的永曆朝廷只聽說大同反清了，究竟怎麼起事的、如何結尾的，就完全不清楚前因後果了。
事已至此，北方故土都可以不要，北嶽不北嶽的，還有什麼關係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