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高宇 青蘊江南
餘性迂闊，喜考據一些“沒用”的東西。嘗自我催眠：無用即有用，有用即無用，大道也。
若干年前餘尚混跡歷史群中，有群友偶提問笏到底是怎麼回事。別人說過即過，倒引餘痴性大起，遂做考據一番，記史料若干。今加整理，乃成此文。
笏，亦稱手板或手版。目前有明確記載其成因的，是在南梁周遷《輿服雜事記》裡，其曰笏為漢高祖“偃武修文”所制，是以可以採信為漢代已正式開始使用。
當然，也會有所謂歷史“方家”出來駁斥。因為在《尚書·周書》裡有記載稱周武王已用笏，那自然劉邦就要把原創的名頭拱手讓出，而笏的歷史也可以上翻幾百年。不過自康有為《新學偽經考》以來，現行《古文尚書》是否真正先秦古籍在晚清即已成疑。後再經顧頡剛諸先生抽絲剝繭，認同其為西漢末劉歆偽託而作者已多。即使未成鐵案，但至少極為可疑。因此把笏出周武之說視為新儒學依漢制而加於西周，邏輯也算得通順，是以未足為信。
至於《禮記·玉藻》所謂：“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度二尺有六，其博二寸”雲，道理與上相同。《禮記》亦疑有西漢儒家偽託成分，況此記載並有兩處漏洞：
其一，天子持笏何用？笏早期作用是隨時記“上之言”,歷代皆有史官孜孜不倦記當朝事，編為《實錄》，何須天子勞神再如寫日記般在笏上隨時記自己之言，天子亦沒有寫回憶錄的任務與麻煩，更不用記錄自己說了什麼；
其二，據出土漢尺實物，漢一尺=23.1釐米，則“二尺有六”為60.06釐米。若天子之笏以玉為之，那無論如何都是一個大石條子。周天子身上一個脖頸至膝的組玉佩已不下幾十斤，再加半米多長一大石條，則當老大至為辛苦，必然皆為頸椎增生和腰間盤突出之典型病例。
因此，《玉藻》所記尺寸應為象牙及竹木之笏的尺寸，而所謂天子持玉笏恐是從“王執鎮圭”演繹而來：《周禮·春官·典瑞》曰“王搢大圭，執鎮圭”，又據《周禮·考工記》雲“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而宋代聶崇義《三禮圖》中所繪五帝畫像，其所執之圭乍看上去確乎很像是笏。
《三禮圖》插圖，天子手執之圭很容易與笏搞混
《打金枝》各個傳統劇種裡幾乎都有，算是戲曲裡的“神劇”。之所以喜聞樂見，大約因為它幫老百姓營造了那一點“君王講理”以及“皇上孩子錯了也打得”的美好幻想。它還有個名字叫《滿床笏》，講得是“打金枝”事件的源起：郭子儀過生日，七子八婿祝壽，皆是官員，所以笏板放了滿床，折射出郭家的富貴燻灼。殊不知歷史上的郭子儀功成歸朝後，無一天不生活在兔死狗烹的忐忑恐懼中。那滿床的笏，在歷史上也未必全是勳貴的象徵。
《晉書·輿服志》：
古者貴賤皆執笏，有事則搢之於腰帶。則此物從西漢到曹魏是所有朝臣都執的，手裡有事做就插在革帶上。
另據《輿服雜事》：
五代以來，惟八座尚書執笏，以筆綴手版頭，紫囊裹之。其餘王公、卿、士但執手版，主於敬。不執筆，示非記事官也。周遷南朝梁人，這裡的“五代”就指的是曹魏、晉、宋、齊、梁。
尚書出現於兩漢，當時遠不是什麼部級幹部，只是皇帝私人之宦，歸於九卿之少府。最早為五尚書，東漢末始有八座之名。自曹魏而兩晉南朝，八座尚書趨於成熟。初時，八座尚書地位甚高，正經扮演皇帝的顧問或智庫，類似於美國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後來，漸被中書舍人侵奪其位，退而為皇帝秘書處而已。《通典·卷二十二》：
及靈帝以侍中梁鵠為選部尚書，於是始見曹名，總謂之尚書檯，亦謂之中臺。大事八座連名，而有不合，得建異議……魏置中書省，有監、令，遂掌機衡之任，而尚書之權漸減矣……自魏晉重中書之官，居喉舌之任，則尚書之職，稍以疏遠。至梁陳，舉國機要，悉在中書，獻納之任，又歸門下，而尚書但聽命受事而已。“聽命受事”成八座尚書的唯一工作內容和職責，即秘書之任。老大隨時髮指示，秘書必然要時時記錄，然後傳達。為此，和現代秘書隨身必帶筆記本一樣，在沒有筆記本的時代，八座尚書需要把笏當筆記本或iPad使用。至於他官則無此需要，因此笏自南北朝起，已成為一專用的朝儀用具。
《正字通》：
明制，笏，四品以上用象牙，五品以下用木，以粉飾之。 嚴嵩畫像，其手中所執為明代之笏，當為象牙所制
明覆唐禮，因此隱約可知，唐宋皆應如是。
王安石畫像，其所執之笏，從露出部分已可看出頗長，應該即是依《禮記》規制所制
可知，至少四品以上的象牙笏，價值不菲。因為唐宋以來，中國之大象已經退居西南，越來越少，象牙逐步進入奢侈品之列。那麼關於笏，就還有一個涉及“經濟”的問題，就是官員們手裡作為朝儀一部分的笏，由誰買單。
王陽明畫像，此明代之笏及手執之法十分清晰
笏在古代大型類書中歸於《服章》，與璽、綬、袞冕同類。由此推之，大概率屬於官制而非官員自制。根據古代官作製造業的管理體系，在唐及以前，笏的製作應屬少府監之尚方暨中尚署執掌，而宋代則應歸於工部文思院。至明代，就當歸屬內府監，由太監執掌其製作。
至此，有關笏的零七八碎基本已經齊了，不足之處，尚待他賢補缺。從小東西里能歸置出點大歷史，可能也是一種角度和樂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