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郎灘發現鹽政告示碑,揭示自貢井鹽運到茅臺的重要歷史

今年初,有專家學者在赤水河畔的二郎灘發現了清代鹽政告示碑,其碑記涉及清乾隆年間的鹽稅徵管、自貢井鹽運銷、富榮鹽商、赤水河鹽運及仁岸鹽號等極其豐富的內容。

二郎灘發現鹽政告示碑,揭示自貢井鹽運到茅臺的重要歷史

巴鹽篾包

二郎灘在明清至民國時期曾是自貢井鹽逆赤水河航道,水運至茅臺等地的重要碼頭及食鹽水陸轉運的集散中心,幾百年的鹽運歷史沉澱,使這裡成為赤水河和仁岸鹽運歷史文化的重鎮。其發現的鹽政告示碑,最初於乾隆四十八年立,被毀後覆在道光六年重立。結合拓片,將該碑記整理如下:

二郎灘發現鹽政告示碑,揭示自貢井鹽運到茅臺的重要歷史

二郎灘鹽政告示碑碑記

結合碑文,可探討如下幾個問題。其一,此碑緣何立於二郎灘?其二,碑文究竟揭示了哪些重要內容?其三,此碑的重要意義和價值?圍繞這些問題,我們做如下簡要闡析。

首先,川鹽運黔接濟黔省民眾的背景。

食鹽是人類社會中極其穩定的剛需性物品,古代國人將其視為“國之大寶”和“百味之祖、食餚之將”。《管子·海王》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可以說,凡有人類大規模聚居生活的地方就必有食鹽的消費。這正如吳煒所言:“鹽為民食所必需,無論何地均應銷鹽,而鹽不能隨地皆產,惟賴運以濟銷,故運實握鹽之樞紐。”從中足見,食鹽的運輸和流通對民食具有極其重要的影響。而貴州的食鹽運輸,更是具有重要的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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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伕背鹽

我們部分人對“川鹽濟楚”或有些許瞭解,但對“川鹽濟黔”的歷史則知之較少。其實,貴州的食鹽問題在全國而言都極為特殊。從歷史上看,貴州素不產鹽,嚴重缺鹽,是全國最為缺鹽的區域之一,境內所需食鹽全賴周邊的川鹽、粵鹽、滇鹽等接濟。貴州作為西南地區獨不產鹽的省份,川鹽是其最重要的食鹽來源。

康熙《黔書》載:“黔獨無(鹽),仰給於蜀,蜀微則黔不知味矣”。又有《續黔書:卷六•鹽》載:“黔介滇蜀之中,獨不產鹽,唯仰給於蜀,來遠而價昂。”光緒《四川鹽法志》更載:“貴州苗民不常食鹽,每以蕨灰、濾汁或以辛辣代用。”據文獻記載,元代至元二年乃為貴州食川鹽之始。明代,實行“開中法”,川鹽更是大規模地運入貴州。至清代順治十二年(1655),貴陽、安順、平越、都勻、思南、石阡、大定、遵義等府州均食川鹽。乾隆中期,貴州境內不食川鹽者唯黎平一府,即貴州全省幾乎全仰仗川鹽大規模的供給。貴州極度缺鹽和嚴重依賴川鹽的情形由此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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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郎古道

為解決貴州民眾嚴重缺鹽的淡食問題,川鹽在元代時已銷黔境,並一直持續到民國時期及新中國成立初期。清代乾隆初年,川鹽運黔已形成仁岸、永岸、綦岸、涪岸四條固定的運輸路線,簡稱為川鹽運黔“四岸”。二郎灘鹽政碑便恰好位於川鹽運黔的仁岸段路線上。以下,結合《貴州鹽務月刊》《川鹽實況及增產問題》《貴州之川鹽貿易業》對川鹽運黔仁岸段的路線分佈作一簡要梳理。

其一,民國十九年(1930)《貴州鹽務月刊》載:

仁岸:由赤水入口夾子口分二路,一由插蠟園運銷長沙場、石筍、官渡、東皇店等地;一由大洞場、丙灘、葫市、猿猴、土城、二郎灘、茅臺村分銷安底場、新場、黔西、濫泥溝各地,或自茅臺村運鴨溪,經刀靶水分銷團溪、甕安、平越及貴陽、清鎮、平壩、安順各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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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岸引鹽運銷圖示

其二,民國二十八年《川鹽實況及增產問題》載:

川省運入黔省之鹽,在黔西為仁、永兩邊岸。仁邊之鹽,由合江換船逆運赤水,每船可裝一百五十包,再換船至猿猴場,每船約載四五十包,至此再換船經土城以達二郎灘,每船僅載二十餘包。自二郎灘至馬山(桑)坪改用人力,由馬山坪至茅臺則覆水運。抵茅臺後,一路經仁坯、鴨溪以至貴陽,一路經仁坯至安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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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臺鹽運景觀

其三,民國二十八年,陳建棠等人經調查研究形成《貴州之川鹽貿易業》,其中,將仁岸的運鹽路線和運輸方式整理為下表。

抗戰時期仁岸運鹽路線和運輸方式一覽表

二郎灘發現鹽政告示碑,揭示自貢井鹽運到茅臺的重要歷史

以上各處文獻對仁岸川鹽運輸的路線和銷區記載存在細微差異,但從中我們可確定的是:二郎灘是仁岸食鹽運輸的重要節點,是川鹽運黔仁岸段的水陸轉運要塞和必經之地。張廣泗自乾隆十年(1745)開通赤水河航道後,二郎灘至瀘州合江段航道全線通航,周邊群眾便不再下土城背鹽,鹽船從合江可直接運鹽到二郎灘,因此地灘多水淺,鹽船多在此卸載,背夫、馬幫等再把鹽從二郎灘陸運至馬桑坪或將部分川鹽直接銷往周邊地區,而絕大部分鹽在馬桑坪通過赤水河水運至茅臺發售,轉販黔北諸地,並進而輻射黔省貴陽、都勻等廣大腹地。因此,官府和鹽商在二郎灘設置鹽倉和諸多鹽號,設店儲鹽,轉運川鹽,專營川鹽的運輸和販賣。由此,便可很好地理解此碑為何立於二郎灘。究其緣由,皆系二郎灘為川南黔北接壤地區的食鹽集散地和轉運、貿易、銷售的區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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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郎德謙裕鹽號大門

其次,碑文內容和價值意義釋讀。

鹽稅,是我國古代乃至近代重要的稅源,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來源,歷朝歷代和各鹽產地、鹽銷區均對其高度重視。鹽務管理職位在舊時是極其重要的“肥缺”,許多大官或地方小吏往往從中徇私舞弊,中飽私囊。而立此碑的初因,正是因鹽稅的管理、繳納和地方小吏的亂作為而起。

碑記顯示,書役萬祿憲等在二郎灘利用公職詐稱鹽商逃查漏稅,對其盤查和恐嚇威脅,以索取賄金。其實,正如碑文所載:“查定例,敘永止收行永寧邊鹽落地、過道稅銀,其行黔省仁懷邊鹽雖運由該廳地方,而納稅自在土城,毫無相涉。”即運川鹽入黔的鹽商已在貴州仁懷直隸廳所屬的土城納稅,而鹽商在四川敘永直隸廳所屬的二郎灘並不用再納稅,且敘永只收行永寧邊鹽落地、過道稅銀,故這些鹽商並無逃稅之嫌,實為二郎灘吏胥盤剝鹽商。為此,被盤剝的富榮鹽商等控告以萬祿憲為代表的貪贓枉法、胡作非為的小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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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城鹽號舊址

時任四川通省鹽茶道道臺林儁收悉控告後,“批飭嚴提,委員查訊”,對書役萬祿憲等“分別究懲在案”。林儁道臺警告,如有吏胥人等敢有勒索鹽商,許就地鳴官,並對其嚴加懲戒。為此,時人張永昌撰文,詳述上情,並重申運鹽、納稅舊例等情,以恢復原有秩序。乾隆四十八年,仁岸二十四家鹽號遂集資刻石立碑,以期不再被二郎灘吏胥盤剝,切實維護自身利益。但是,林儁在乾隆五十九年卸任四川鹽茶道道臺後,不肖書役人等卻公然將碑推倒擊碎,復敲詐勒索如初。道光六年(1826),玉崇號、豐盛號、成玉號、成金號、玉金號、世昌號、玉森號、大有號八家鹽號再次集資立碑,重新刊佈林儁道臺的告示和申禁,以震懾貪腐官吏、大小差役慎勿為非作歹。此乃該碑的核心主旨和“微言大義”所在。

據此碑文,我們還可知:乾隆、道光年間,仁岸和二郎灘已有眾多鹽號,乾隆時至少已有二十四家,道光時至少有六家,且有自貢地區的富榮鹽商經營其中的鹽號。因二郎灘位於四川古藺與貴州仁懷交界處,又處於土城與馬桑坪、茅臺之間,鹽務情形複雜,私鹽時有盛行。尤其是不肖大官小吏,特別是那些沒有公職人員身份的書吏和差役,打著官家旗號敲詐勒索商民,貪腐嚴重且頗為普遍。從中也反映出仁岸運鹽道路險遠,鹽商在沿途所受的苛捐雜稅、吏役勒索較為嚴重。

綜上來看,二郎灘鹽政告示碑是川黔古鹽道仁岸段上的重要清代鹽政碑刻,是川黔古鹽道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對史籍上未曾記載的川鹽運銷及鹽務管理、鹽稅徵收、鹽號經營等內容的有益補充,二者加以結合可進一步還原歷史時期川鹽尤其是自貢井鹽運銷貴州的複雜情形,對地方鹽文化資源的挖掘和文旅融合發展有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

二郎灘發現鹽政告示碑,揭示自貢井鹽運到茅臺的重要歷史

二郎德謙裕鹽號鳥瞰

最後,二郎灘鹽運歷史並未遠去

二郎灘鹽政告示碑,折射出清代時期這裡是一派鹽運繁忙的景象。到了民國時期,二郎灘還有德謙裕、德華隆、德祥盛、德祥裕、天益號、豐盛號等鹽號。紅軍四渡赤水期間,二郎灘是其重要渡口之一,且紅軍還曾在二郎灘留駐,並曾在此開鹽倉分鹽給當地百姓。二郎灘依託幾百年來的鹽運歷史,發展成為享譽川南的二郎古鎮。目前的二郎古鎮還保存了成片的清代民國建築群、德謙裕鹽號舊址及古驛道遺址等,二郎驛道在2013年被國務院批准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茶馬古道的組成部分。古鎮上現存的鹽號舊址、民居建築群、古驛道及鹽政告示碑等,還靜靜地訴說著二郎灘曾經輝煌的鹽運歷史。

二郎灘發現鹽政告示碑,揭示自貢井鹽運到茅臺的重要歷史

二郎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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