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現代華人面對的是整個世界，特別是歐風美雨的衝擊。西洋文化匯合自“希伯來一神信仰”與“希臘愛智羅馬法律精神”，精分析、崇功利、尚商戰、貴科研，與中國傳統大異其趣。
人類文明軸心時代代表人物
有史以來，沒有人能成功否認：孔子是東亞文明的典範，中華文化之光；讓人見到這光的書，便是《論語》。直言曰“論”，答難曰“語”—這是《周禮·春官· 大司樂》賈逵《疏》引《說文》的講法。“論”是直接陳述，“語”是答覆詢問。
《論語》的時代，是周代文制動搖而價值重估的時代，是孔子出而百家隨之並興的時代。孔子自覺的社會使命，是復禮興仁、撥亂反正，以處理“王綱解紐”的時代問題。繼起的那批思想家也有同樣的使命感，如後來《文心雕龍》所描述，他們“身與時舛，志共道申”，於是開展了諸子百家時代，形成了以後二千多年的中華文化。
二千多年來，由“先秦諸子”而“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乾嘉樸學”，而現代的中西交流，相蕩相激。這樣，溯始探源，自然不能離開作為首要重鎮的孔子與《論語》。
“孔子”是二千多年來世人對他起碼的尊稱。自稱其名：“丘”，人稱其字：“仲尼”。
有人私底下，甚至公然稱他“孔老二”，表現了輕薄與不服氣—甚至嫉妒、狂妄、不知地厚天高。
孔子，一位失敗的周文維修者；一位成功的全人、全民教育創始者；一位永受尊崇的人性發現者。
孔子是人，所以不可愚昧地、別有用心地神化。
孔子是三代禮樂的承傳者，中華文化的集成與教導者，所以，應當平心研孔，不該無知地醜孔、狂妄地詆孔。
孔子是人類良知的發揚者、偉大的教育家，所以，應當尊孔。
百家爭鳴
中華文化有史可據的第一個燦爛時期，就是春秋戰國那幾百年，政治上列邦競存，思想上百家爭鳴的時代。諸子百家興於春秋，盛於戰國，合起來便是周朝的下半場—東周。生於春秋後期的孔子（前551—前479年），所目睹耳聞的大動亂、大轉型，就是“王綱解紐”。所謂“王綱”，就是王朝的綱紀：西周建政，行封建、立宗法、社會藉以維持、人心因而安頓的禮樂文化。所謂“解紐”，就是這種種的紐帶組織，崩壞鬆弛，於是社會動亂不息，人心普遍難安——怎麼辦？
作為開啟諸子時代的第一人，孔子主張：正名辨分，安定秩序，恢復與振揚西周建政的禮樂文化。政治禮文的設計者、示範者，是孔子夢寐敬佩的姬旦—周公。周公旦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孔子所屬魯國的始祖。他伐商、東征，制禮作樂，建立和穩定西周王朝，不過，最值得想慕欽崇，還在於剋制政治人物必然強烈的權力慾望，而遵守自己所參與訂定於是也應當制約於其中的那套秩序規矩。
勝利則驕狂，專權則縱濫，人情大都如此。不過，人性也有高貴難得之處，就是：理智清明以自警自制，宅心仁惠以愛眾安民。孔子之敬慕周公在此，《論語》之垂教後世也在此。周公所言所行，見於《尚書》中最可信的《周書》各篇。不論對周國臣民、友邦之君，抑或殷商遺族，周公都反覆叮嚀，諄諄告誡，總不外申說小周之能代大殷，都是天命與天意之歸於有德；如果承命者也失德，照樣會重蹈殷亡之覆轍。所以有國者必須勤政愛民、修身立德。
周公輔成王
這種省勉訓誡，代表一種新的時代共識，就是：要保持憂患意識，要知道“天命靡常”“有德者居之”，別讓勝利衝昏了頭腦。於是，在周公領導之下，周朝就努力以表現人本人文的禮樂制度，代替前朝所特別看重的—甚至可以說“偏重”的—幾乎無日不做的宗教獻祭。
殷商敬祀，周人尚文，時代精神是不同的。“宗法”與“封建”兩種制度交織，用親情、血緣、親疏、利害為基礎，制定輩分、等級種種關係，構成西周建政推行的禮文。一切從個人生命最先的依靠—父母兄弟—開始。《論語》首篇次章記有所謂“孝弟”是“仁之本”，次篇孔子引《尚書》記“孝友”即所以“為政”。這樣，由家而國而天下，以天子為永遠的、最高的地主、最大的族長，領導王朝萬邦，人人各安其位，一切井然有序，加上農業生產發展，於是有周初的“成康之治”和稍後的和平安定之世。
所以，孔子雖是殷人之後，也稱讚說：“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就是說：周以夏商二代為鑑戒，修正、改善、建立了種種文化禮制，於是一切都上軌道，一切都美好！
《禮運·大同》
可能不美的是世事與人性。世事常變，而人性不改。人性有“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論語·里仁》）—道德自覺的一面，更有“見富貴而爭先，見掠奪而恐後”—動物的一面。以“宗法”而論：親情有厚薄，關係有親疏，為長上者資以服眾的才德勢位有高下；以“封建”而論：土地有肥瘠，疆域有大小，人民有眾寡，基礎本來就已難平。天時不定，地利不均，人力的慾望與智愚勤惰不齊，列國以至卿大夫（其實可說是所有人）之間隨著生產的發達，貧富強弱的差距必然越來越大。大到禮法制約不來，既定的秩序便不能維持，大侵小、強凌弱、眾暴寡、智欺愚，種種亂象就越來越多了！
《禮記·禮運》篇視為比亂世好得多的“小康”之治，也是“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本來也是出於自然而保障於法律、視之為當然的“私”；那個時代，又遠遠未想到由長期血的教訓而培育成功的“民主憲政”這個迄今為止最好的想法和辦法，又怎能防範、制裁、消弭由另一部分人性而來的、更強烈、更原始的貪求與爭奪呢？
到了生存競爭更慘烈的戰國時期，儒學自然被視為迂闊，不過有志於仁義根本者仍然誦習不絕，特別是齊魯之間，繼承曾子、子思一系的孟子，以善學孔子為任，聲譽最隆，宣揚最切。
荀子:稷下學宮最有名的"校長"
後來，生於趙而卒於楚的荀子反對孟子而另倡性惡、隆禮，特尊仲弓，法家的韓非、李斯，都出其門下。不過荀子仍然宗奉孔子，年壽既長，教化亦廣，其影響經秦而入漢，群經傳授，淵源都可溯源於荀子。
暴秦焚書禁學，備受迫害的儒生，就在陳涉起事時，帶著祭孔的禮器往歸，表示擁戴他為文化與人心的正統所歸。孔子八世孫孔鮒就任陳涉的博士，並且同死。劉邦破項羽，唯有魯地因項羽曾被楚懷王封為魯公，所以絃歌不輟而堅守，到確知羽死，魯人才歸降。
漢興，干戈未息，用叔孫通制朝儀，參與的儒生漸漸抬頭，不過跟著的文景之世，重黃老虛靜無為，與世休息，所以儒者未見大用。跟著是漢武親政，尊崇儒術，風氣於是大改—這時《論語》也就漸有定本了。
漢高祖祀魯
誰編《論語》？什麼時候？確實已無從考定，更不必臆度；總之是孔子某些得意門生的一傳再傳弟子。他們懷念師教，經過多次收集、討論，把公認可信可傳的寶貴事蹟與教訓記錄下來，化各人心中的個別回憶為天下後世的寶典，這已經是孔子卒後好多年的事了。
《論語》的話題，主要是“天”（天道與命運）、“人”（人性與人生）、“政”（政經與倫理）、“教”（教育與學習）四類。特別是“仁”（人類特有的道德價值觀念核心）、“禮”（人際交往規範準則）理念的闡揚，“君子”（由“有位治民者”而“有德服眾者”）、“小人”（由“平凡卑微者”而“道德低下者”）的分別等等，著意最多。形式上，有孔子話語的單獨記錄（包括自述和評說古今人物），孔子與門人或者時賢的問答，入門弟子對先師的懷念、評述，以及彼此間的討論。
最普及而有政教權威的是南宋朱熹《集註》本。這位理學大儒，四十八歲時，萃盡精力，集前人心得，撰《論語集註》十卷，與《孟子集註》《大學章句》《中庸章句》合稱《四書章句集註》。元仁宗時，詔復科舉，出題考試即以此為準。明清沿之，七百年來成為士人必讀、官民共遵，視作禮教規範。到學風甚至政風改變，自然也受到質疑、修正甚至批判了。
孔子杏壇講學圖
宋明理學重哲思而輕訓詁，疏失之處，賴清人縝密的考據補之正之。晚清劉寶楠、恭冕父子先後勉力逾三十年，成《論語正義》，融會漢宋，旁採子史，集清儒之大成，補《集註》之不足，至今仍推為典範之作，不過那時國家民族以至文化危機，又甚於孔子之時了！
晚清政昏世亂，列強交侵，為了救亡圖存，學風又改。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儒學以至孔子都備受抨擊，至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間乃達巔峰。
其後“孔子學院”遍設世界，雖然重在教習語文，未涉哲理，但至少不再在文化上長城自毀。學風既隨政風趨於溫和而稍復正常，重刊或新著有關孔子《論語》之作，也紛紛出現。以中國大陸地區而論，得力於傳統訓詁而出之以簡要者，如楊伯峻《譯註》；博採西人近現代哲理而間出己見者，如李澤厚之《今讀》、李作乾（金綱）之《鼓吹》；以至許多其他有關書刊篇章，都對學術與人心有所裨益。
幾十年來，孔子與《論語》平穩地受到近乎冷漠的認識與尊重，其間尊孔知儒的少數學人始終不懈地努力教研，以承先啟後。當然，主要的希望與前途，還是看整體的華人自己了！
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
現代華人面對的是整個世界，特別是歐風美雨的衝擊。西洋文化匯合自“希伯來一神信仰”與“希臘愛智羅馬法律精神”，精分析、崇功利、尚商戰、貴科研，與中國傳統大異其趣。西人一向對《論語》以至整體東方學術，興趣和了解都很貧弱膚淺。
晚明耶穌會士來華，思想初有交流。十七、十八世紀，啟蒙學者伏爾泰等崇理性而疏宗教，於是推介儒學，不免熱情有餘而瞭解不足，興趣並不持久。大哲康德、黑格爾等更對儒學不知其長而只輕其短。晚清嘉慶、道光間，新教馬禮遜東來，精力萃於譯經傳道，未遑瞭解儒學真相。
並且中國衰敗病弱已顯，跟著一敗再敗，挾工業革命所得的軍事、經濟優勢，幾乎就要淪中國為非洲之續，以供其宰割瓜分，連絕大多數傳教士在內的西人，都充滿種族偏見與文化優越感，談不上對中華文化有什麼瞭解和尊重了！其間只有馬禮遜後繼者理雅各（J. Legge）用助手而譯《四書》《五經》，膺牛津大學首任漢學教授，但終極目標仍在傳教。至於非基督教國家，意識形態既異，其評估儒學《論語》、孔子等等，又自不同。
孔子學院全球分佈圖
二十世紀中葉以來，世界與中國政治局勢一改再改，美國首當其衝而資源最足，培養人材、廣搜典籍，研究《論語》以至整體漢學的成績，較之歐陸，又漸有積薪之勢了。
中國人對世界文化，固然最好不可無知；對本土傳統學術思想的得失優劣，更應先有自知之明，然後他山之石，可以為助。否則隨人輕重，彼雲亦云，甚至是非顛倒，那就可嘆可悲，而不只是可哂可笑了。
（摘自《論語》導讀，作者陳耀南，香港大學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