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能讓皇親國戚提起來就渾身直哆嗦，也敢將唾沫星子噴濺到宋仁宗臉上的青天大老爺——包拯，竟然害怕了。
包大人會害怕，這還是頭一遭。但這頭一遭，卻將包大人嚇得不輕。而嚇得包大人躲回家中不敢出門，且連宋仁宗委以的重任都不敢應承的人，卻是個書生。
這書生，不是別人，正是寫出了語文課本上“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這一千古名句的北宋大文豪歐陽修。名動天下的歐陽修，之前與包拯其實並無過節，但這次他卻將生性嚴峻剛直的包大人嚇到了棄官躲災的份兒上，其中定是藏有大瓜可品的。
三司使引起的輿論風暴
包拯之所以會被歐陽修嚇回家，事情的起因則是因為三司使一事引起了巨大的輿論風暴。而這個風暴，會從三司使這一官職而起，有兩個原因。其首要原因，就是因為三司使這個職位太過緊要。
《宋史•職官志》中記載，三司使其實並非是宋朝獨有的制度，它是延襲自五代時的舊制。而最早設立三司使的卻是唐朝中期之時。不過在唐朝，三司使是對分管度支、戶部和鹽鐵轉運的三名長官的總稱。而到了五代十國時期，在長興元年，後唐明宗李嗣源任命許州忠武軍節度使張延朗統領三司。
所以，自張延朗之後，三司使就合併為一，並且一直延續到了宋朝初期。而宋朝初期的三司使，在地位上則是僅次於參知政事的頂尖大拿。對於三司使的權力範圍，《宋史•職官志》有如下說法：
掌邦國財用之大計，總鹽鐵、度支、戶部之事，以經天下財賦而均其出入焉。——摘自《宋史•職官志》
能掌邦國財用之大計，三司使手裡攥著的可就是大宋朝的錢袋子。而能總戶部之事，又說明三司使還能掌管大宋千千萬萬百姓的民生大計。而鹽鐵之事，又絕不僅僅是限於鹽和鐵這兩種特定貨物，它是對天下山川河海中的貨物、關口市場、交通運輸乃至兵器製造等等事務的總稱。
所以權力範圍廣泛而重要的三司使，可謂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關鍵性官職。也正因為三司使的重要性，這一位置大多數都是由當朝宰相來兼任的。例如宋朝初期的名臣寇準，還有宋真宗與宋仁宗早期權勢熏天的大奸臣丁謂等。
故而，這場令包拯膽寒的輿論風暴從三司使一職爆發的第二個原因，就是因為宋仁宗下令，由時任御史中丞的包拯來當三司使，從而引起了極大的輿論爭議。
為什麼包拯出任三司使會引發爭議，箇中因由還得從包拯之前的兩任三司使說起。在包拯之前的兩任三司使，分別是張方平和宋祁。
張方平是宋朝有名的賢臣，他為人慷慨且有氣節，不但在為政方面有著令人稱道的功績，例如《平戎十策》和罷榷鹽之議。而且在用人識人方面，張方平也有著獨到的眼光，例如蘇洵、蘇軾、蘇轍這父子三人就倍受張方平賞識，他不但推薦蘇軾當官，還在蘇軾下獄之際為蘇軾上書請命，所以終蘇軾一生都對張方平敬重有加。
但是在張方平擔任三司使時，卻因趁機購買富戶財產而被包拯彈劾，從而失去了三司使的職位。張方平被罷免了三司使，宋仁宗便讓大名鼎鼎的紅杏尚書宋祁接任。
對於宋祁出任三司使一職，右司諫吳及卻看不過眼，他向宋仁宗檢舉宋祁在四川任職之時縱容家人挪用公款上百萬貫，並且直言宋祁本人在生活上奢侈過度。吳及的諫言，包拯極為贊同。他也附議吳及，說宋祁在四川時縱容手下整日遊樂燕飲，並向宋仁宗建議撤銷對宋祁的任命。
可憐宋祁的屁股還沒坐上三司使的交椅，就被摘了三司使的烏紗帽。而對於空缺出來的三司使職位，宋仁宗想來想去，覺得還是交給包拯來做比較合適，於是他便下令任命包拯為三司使。
而也就是宋仁宗這份關於三司使的任命書，掀起了輿論大風暴。尤其是時任翰林學士的大文豪歐陽修不幹了，歐陽修看著包拯竟然毫無愧色地接受了三司使一職，便向宋仁宗上了一份名為《論包拯除三司使》的奏摺。
而也正是因為這份奏摺，包拯被嚇回了家中避難，並且連三司使這等大官都沒心思去做。蹊田奪牛，歐陽修反對包拯的原因
歐陽修的《論包拯除三司使》中，對於包拯接受三司使的任命有所指責，他覺得包拯出任三司使，最讓人詬病的一點就是，包拯所行之事與“蹊田奪牛”如出一轍。
所謂“蹊田奪牛”，這是出自於《左傳•宣公十一年》中的典故。意思是說田主因為別人的牛踩了自己的地，就把別人的牛奪過來當成懲罰。
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摘自《左傳•宣公十一年》
《左傳》中對於“蹊田奪牛”一事的態度很明確，那就是牽著的牛踩了別人的田地，雖然有錯，但是田主將牛奪為己有卻是懲罰過重，更是藉機牟利。
而歐陽修藉此典故來說包拯，就是說包拯將張方平和宋祁二人從三司使的位置扯下來後，自己卻去當三司使，就跟田主奪牛一般，行事過分且動機值得懷疑。
拯遂代其位。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摘自歐陽修《論包拯除三司使》
細品歐陽修此話，其實不難發現，歐陽修對於張方平和宋祁被罷免一事，其實是不太滿意的。畢竟在他看來，張方平和宋祁都是對大宋有著巨大功勞的，而因為一些小事（具體事端後文解析）就將二人從重要的位置上拉下馬來是有失公允的。
但更重要的一點是，歐陽修認為包拯在將張方平和宋祁參倒之後，千不該萬不該自己親自去坐那三司使的交椅。而對這一點歐陽修在《論包拯除三司使》中，是給出了明確說法的。
如拯材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間言，其不可為者，惟三司使爾。——摘自歐陽修《論包拯除三司使》
從這段話中，我們能夠看出，歐陽修雖然對包拯接任三司使持反對意見，但是他並沒有否定包拯的為人與才幹。他認為宋仁宗如果賞識包拯的才幹，完全可以提拔包拯擔任其他重要職位，但決不能讓包拯做三司使。因為一旦包拯做了三司使，就難免會給人口實，認為包拯之所以要將張方平和宋祁搞下臺，完全是因為自己想做三司使的緣故，這對於包拯本人和大宋而言都不是一件好事情。
而歐陽修也的確是這個意思，因為他在《論包拯除三司使》中，還更加深入的論述了包拯出任三司使會造成的惡劣後果。
言人之過似激訐，逐人之位似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為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拯並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將來奸佞者得以為說，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為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朝用諫之功，一旦由拯而壞。——摘自歐陽修《論包拯除三司使》
包拯做為負責向皇帝諫言的御史中丞，其彈劾張方平與宋祁不適合擔任三司使一職，屬於他的分內之事。但是如果一旦包拯接任了三司使，那麼不但會給人留下攻訐自己的口實，更嚴重的是會就此破壞言官的信譽，給人造成一種言官諫言是心懷鬼胎的錯覺，從而導致廣開言路的制度根基崩壞。
所以，這才是歐陽修給宋仁宗上書，極力反對包拯出任三司使一職的最為重要的原因。而除了這一原因外，歐陽修認為包拯不適合擔任三司使一職，
還有包拯自身的原因。那就是歐陽修認為包拯雖然為人剛正不阿，但是他的學問不足以擔任三司使這一要職。財政民生可以說是一個國家最為重要的支撐，所以三司使一職對於主政官而言，必須要有一心為公的責任心，但是其統籌各方、高瞻遠矚的能力也是極為重要的一點。
而包拯的公心毋庸置疑，但歐陽修卻認為包拯的學問太淺，在做事之時還不具備從全局去考慮問題的能力。所以他認為，包拯的才能不堪三司使之大用。
況如拯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摘自歐陽修《論包拯除三司使》
所以，從歐陽修自己給宋仁宗的上書中來看，歐陽修極力反對包拯出任三司使一職的原因有三個：
- 為張方平和宋祁抱不平。
- 認為包拯的才能不能勝任三司使一職。
- 認為包拯出任三司使會敗壞綱紀，對大宋的長治久安不利。
歐陽修雖然對包拯的學問有所不屑，但整體看來，歐陽修在《論包拯除三司使》的上書中還是出於公心且客觀的。但是歐陽修做為當世舉足輕重的人物，他的話自然是有很重的份量的，尤其是當他將包拯出任三司使一職的後果，上升到了事關北宋朝綱的高度以後，包拯自然不好再覥著臉來做三司使這個肥差了。
於是，這篇《論包拯除三司使》的文章，便將原本打算出任三司使的包拯，嚇回了家中，以圖躲掉宋仁宗的任命。歐陽修言：“拯所謂牽牛蹊田而奪之牛，罰已重矣，又貪其富，不亦甚乎！”拯因家居避命。——摘自《宋史•包拯傳》
輿論漩渦中的包拯究竟有沒有錯
歐陽修關於包拯出任三司使一職的長文中，雖然是出於為國為民的公心而非個人之間的私怨，但其對於包拯的批判也有偏激之處。
張方平與宋祁雖然都是名垂千古的名臣，但他們也並非是沒有絲毫過錯的完人。況且包拯參奏他們二人的理由也是非常充分的。
張方平趁機購買富戶財產一事，在《續資治通鑑長編》中有詳細記載。當初京城有個開酒場的富戶叫劉保衡，此人欠了官府多大百萬之多的鉅款。於是三司使張方平就派三司之人向劉保衡催債。而劉保衡沒辦法，只能變賣自家的家產來償還債務。
而在此過程中，身為三司使的張方平，卻趁機將劉保衡的財產私下低價購買。劉保衡賣了家產，卻被自家姑姑告到官府，說劉保衡根本就不是劉家子孫，他只是遊手好閒的混混，故意敗壞劉家財產而已。這事經過官府審理之後，確定了劉保衡的姑姑話是正確的。於是包拯以為張方平身為三司使，卻依仗權勢賤買富戶財產，其做法毫無廉恥可言，故而他向宋仁宗上書彈劾張方平德不配位，不適合擔當三司使這種大位。
包拯遂劾奏方平身主大計，而乘勢賤買所監臨富民邸舍，無廉恥，不可處大位。——摘自《續資治通鑑長編》
而至於紅杏尚書宋祁，其在四川任職之時，放縱家人借貸公款以供家族奢侈的生活。宋祁做為北宋朝廷的高級官員，其縱容家人鑽朝廷漏洞的做法影響是非常之壞的。況且宋祁不但自己如此，還經常對手下的燕飲遊樂聽之任之，而這會導致他們在公事上作為不足。
但是相比這些，包拯之所以反對宋祁擔任三司使一職，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當時宋祁的兄長宋庠是當朝宰相。宋朝建立之初，之所以會頻繁削弱宰相等實權職位的權利範圍，就是為了防止某一人或有一家尾大不掉。而在宋庠已然是宰相之時，如果宋祁再出任三司使這一事關朝廷命脈的官職，那麼宋氏兄弟難免不會產生非分之想。
而當包拯上書阻止宋仁宗委任宋祁出任三司使之後，宋庠也很快認識到了弟弟擔任三司使的不妥之處，於是他也希望宋仁宗能夠讓弟弟外出做官遠離朝政中心。
庠因自言身處機密，弟總大計，權任太重，乞除祁外官。——摘自《續資治通鑑長編》
正是因為張方平和宋祁有過錯，所以包拯的彈劾從他諫言官的本職來說並無任何過錯。即使是要按照歐陽修所說的包拯出任三司使會敗壞朝綱這個標準來說，那麼張方平和宋祁過往所做的錯事也自然會產生上行下效這等敗壞朝綱的影響。
況且，讓包拯出任三司使一職，是宋仁宗親自下的命令。而且在歐陽修上書之後，嚇得包拯躲在家中閉門不出時，宋仁宗依然沒有放棄讓包拯來當三司使的想法。最終包拯無奈，只能頂著可能會敗壞朝綱的壓力，硬著頭皮當了三司使。而且在其任上，也並沒有出現歐陽修之前所擔心的差錯出現。
所以，歐陽修《論包拯除三司使》一文，雖然言辭懇切也頗有道理，更將天不怕地不怕的包拯嚇回了家中避難，但是對於包拯本人來說，他在三司使引起的這場輿論風暴中，其實並無過錯。
結語：宋仁宗時期，是中國古代社會經濟高度發達，且文化極為繁盛的一個時代。而宋朝在仁宗時代，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與宋仁宗寬厚的執政風格分不開。所以歐陽修也好，包拯也罷，他們都能恪盡職守，說自己該說之話，行自己該行之事，而三司使之事從兩人的角度來看，其實也並無對錯之分，有的只是同歸的殊途罷了。
吾史無終，持續奉獻精彩的歷史故事。
參考文獻：《宋史》、《左傳》、《續資治通鑑長編》、《論包拯除三司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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