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傳入中國的年代，依史料記載，有幾種不同的說法，如：秦始皇四年(公元前二四三年)西域僧人室利房十八人齎持佛經來長安、漢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年)霍去病討匈奴時得金人，安置於甘泉宮、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二年)，博士弟子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圖經等。然在諸傳說中，一般以“漢明感夢，初傳其道”的說法最為有名，即漢明帝做夢，夢見有個金色神人在宮殿中普放光明，第二天問大臣，其中一個人說：西方有聖人名佛陀，漢明帝遂派人西去求法，佛法東來。三國以來即被盛傳。
梁代慧皎《高僧傳》記載此事雲：“漢明帝夢一金人於殿廷，以佔所夢，傅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愔等於彼遇見摩騰、竺法蘭二梵僧，乃要還漢地，譯《四十二章經》，二僧住處，今雒陽門白馬寺也。”因此在佛教史上，多以漢明帝永平十年(公元六七年)，迦葉摩騰與竺法蘭以白馬馱經像來華，是為佛教傳入之年。明帝為紀念白馬馱經，將二僧所住的鴻臚寺改名為“白馬寺”，成為中國第一座佛寺。之後，凡僧尼所住之處即稱為“寺”。白馬寺被後世佛弟子尊為“祖源”和“釋源”或“祖庭”，而二僧所合譯的《四十二章經》，也成為中國第一部漢譯佛經。
繼迦葉摩騰與竺法蘭之後，陸續有梵僧來華，他們主要經由絲路前來。為中外文化傳播交流產生深遠影響。然而梵僧弘化有顯著事蹟者，始於東漢末年以洛陽為中心的譯經工作。據《開元釋教錄》載，從漢桓帝到獻帝(公元一八九－二二○年)的四十年中，譯有經典一百八十七部三百七十九卷，這說明中國佛教開始了較大規模的發展。而譯經高僧中以安世高和支婁迦讖最具代表性。
安世高，原為安息國太子，東漢桓帝建和元年(公元一四七年)東來洛陽，二十餘年間，致力譯經，共譯出《安般守意經》、《陰持入經》、《四諦經》、《八正道經》等三十餘部，多為小乘禪教“阿毗曇”之學，是中國早期傳譯小乘思想的第一人。其次第禪觀的修行及傳譯的平易精簡，對佛教的傳播貢獻卓著，是中國早期佛學流佈的奠基者。
支婁迦讖(簡稱支讖)，大月氏人，東漢桓帝末年遊化至洛陽，於靈帝時譯出經典十四部二十七卷，皆是大乘之學，以《道行般若經》、《首楞嚴三昧經》和《般舟三昧經》最為重要。《道行般若經》乃中國般若系經典最早的譯本，其後魏晉玄學興起，般若思想能相應盛行，此經居啟蒙之大功；《首楞嚴三昧經》和《般舟三昧經》是介紹大乘禪觀的著作。其中，《般舟三昧經》又為阿彌陀佛信仰傳入漢地的開始。支讖的譯典，為後世大乘佛教發展奠定了紮實的基礎。
綜觀中國佛教初期的弘法譯經可分為二系：一為安世高小乘禪數阿毗曇系，二為支婁迦讖大乘方等般若系。這是由於時當印度大小乘兼暢之世，所以漢末二大譯師實代表印度佛教的兩大系統，也可以說中國一開始所接受的佛教便是兼具大小乘，這是中國佛教初傳的特色。
佛教最初傳入中國，因文化背景全然不同，故被視為與當時流行的黃老神仙方術同類，僅通行於少數的王公貴族之間，如楚王英“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圖之仁祠”、東漢桓帝“宮中立黃老浮圖之祠”。之後，由於在社會政治上，宦官外戚鬥爭為患，天災時起，黃巾起義，軍閥混戰而民不聊生；在學術上，兩漢儒家困於經學考據、讖緯合流而抑鬱難解。因此平民、士子在長期生活悲苦、心靈困頓之時，佛教的無常及因果觀，紓解了他們的情緒，而方等般若的精深更啟迪了他們的思想。所以，到了漢末三國時代，佛教逐漸由上層遍及民間，由少數人逐漸擴展到多數人，弘化地區也由洛陽、長安往南方開展。
不過，在東傳初期，佛學與中國傳統觀念不可避免的產生一些衝突。像佛學對於宇宙產生的緣起論與中國傳統認為的自然論有些歧義，再比如佛學要求出家修行，這與傳統觀念也產生很多分歧。不過這些分歧在三百多年的過程中慢慢融合，逐漸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化的中國佛教理論，對中國的思想哲學及社會禮儀產生深遠影響，並流傳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