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災人禍使淮河在歷史上水患嚴重，出現“小雨小災，大雨大災”的災情，特別是1128年，黃河奪佔淮河河道入海後，水患頻繁發生。1950年7月，淮河流域連降暴雨，發生特大洪水，造成嚴重水災。淮河流域的災情引起中共中央、毛澤東的高度重視，7月20日至9月21日，毛澤東先後四次對淮河治理做出批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中央做出了根治淮河決策。
根據鄧雲特《中國救荒史》 的研究和文獻統計，公元前252年至1855年的1600年中，淮河流域每百年平均發生水災超過25次，14至15世紀最頻繁，每百年水災達74次。歷史上1593年、1612年、1632年、1730年、1848年、1855年、1898年、1921年和1931年曾發生過大洪水。水災日趨頻繁,不少年份洪澇旱災並存。
1901年到1948年的48年中，淮河全流域發生42次水災。1916年、1921年和1931年發生特大洪災，受災人口達數千萬人。其中1931年的水災，淮河全流域受災人口2100萬人，死亡人數超過75000人，災後又瘟疫流行，急性傳染病蔓延，僅江蘇省高郵縣死於瘟疫的就有數千人。
1938年國民黨政府於6月2日和6日，為了阻止日軍西侵鄭州，蔣介石命令軍隊扒開鄭州花園口黃河大堤，造成洪水以阻隔日軍。黃河改道向南，奪淮河入海。花園口口門被衝寬400餘米的決口，花園口決口歷時9年，至1947年3月才完成堵口。淮河流域受災面積5.4萬平方公里，災情較重的有44個縣，有391萬人被迫逃離家園，89.3萬人死亡。
新中國建立之初，百廢待興。1950年7月，淮河流域連降暴雨，發生特大洪水，沿淮堤防因標準過低漫溢崩潰，造成嚴重水災。河南、安徽兩省災民1300萬人。淮河流域的災情引起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在兩個月內毛澤東連續4次就治淮問題發出批示，做出了根治淮河決策。8月25日至9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在北京召開治淮會議，決定以“蓄洩兼籌”為治淮方針，確定上游“以攔蓄洪水發展水利為長遠目標”，中游蓄洩並重，下游則開闢入海水道，以利宣洩。會議還制定了淮河上中下游的綜合治理步驟。11月6日，成立了統一領導治淮的機構——治淮委員會，新中國全面治淮有序地展開。
治理淮河上游“以攔蓄洪水發展水利為長遠目標”。根據治淮會議做出的上游“以攔蓄洪水發展水利為長遠目標”的決策，1950-1957年，淮河上游的河南省在山區修建了石漫灘、白沙、板橋、薄山、南灣等5座大型水庫，在平原修建了老王坡、吳宋湖、蛟停湖、潼湖、泥河窪等5個窪地蓄洪工程。
治理淮河中游蓄洩並重。淮河中游主要在安徽省境內，以淮河干流的防洪和淮北平原區的除澇最難治理。1938～1947年的9年黃泛，更加重了淮北平原河溝的毀壞，因而造成了淮河干流和淮北平原區“小雨小災，大雨大災”的多災局面。1951年4月治淮委員會工程部提出的《關於治淮方略的初步報告》，這是首次淮河流域規劃，1954年冬至1956年5月由國家計劃委員會牽頭進行第二次淮河流域規劃，1956年5月完成了《淮河流域規劃報告(初稿)》，除澇規劃對各支流進行全面治理，達到當時水文計算20年一遇的除澇標準。規劃蓄洩並重，開展了大規模的防洪除澇工程建設，在淮河中游修建了山谷水庫、湖泊窪地蓄洪、淮河干支流河道整治等工程。
淮河下游的治理開闢入海水道，以利宣洩，重點是開挖蘇北灌溉總渠。蘇北灌溉總渠位於廢黃河之南，射陽河之北，上起洪澤湖的高良澗閘經江蘇淮安、阜寧、濱海等縣由扁擔港入海，全長168公里，底寬60米～80米，工程採取兩岸築堤，漫灘行洪，並修建了高良澗、運東和六垛南北閘等節制閘以及涵洞等工程。淮河下游治理工程還包括裡運河和中運河的復堤工程，培修洪澤湖大堤，對入江水道高郵毛塘港進行切灘，對淮陰以下的廢黃河進行疏浚。
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黨和政府關心人民疾苦，治理淮河成為新中國第一個全流域的治水事業。從1950年冬開始，國家組織實施了治理淮河的三期工程建設項目，有計劃、有目的地對淮河流域進行從點到面的綜合治理，遏制了淮河水患，造福人民。
淮河流域的民眾和工程技術人員在缺少專業工程機械的條件下，克服困難，以戰天鬥地的大無畏精神，以根治淮河，永絕水患的豪情壯志，展開了對淮河全流域、多目標的全面治理。這一時期的治淮工程，具有質量較好、速度較快、費用較省、效益較大的特點，為以後進一步治理淮河打下了堅實基礎。
資料來源：
1、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1949-1952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農業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
2、《治淮回憶錄》，水電部治淮委員會1985年編印。
3、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年譜(1949-4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