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唐大運河商丘段的昨天與今天
與隋唐運河的前世今生一樣，隋唐運河商丘段的昨天、今天是怎樣的一番樣子呢？今商丘市文物管理局 劉昭允曾經有文章，詳加論述和揭秘。
商丘市文物部門曾在永城侯嶺附近的運河故道內發掘出土唐代木船一艘，在商丘古城南關和永城新城南側運河故道內試掘獲得一批考古資料和文物。根據文獻記載，結合實地勘察，隋唐運河商丘段呈西北—東南流向，沿途經過睢縣、寧陵縣、梁園區、睢陽區、虞城縣、夏邑縣、永城市七個縣（市）、區、以虞城縣芒種橋為界可分為東西兩段。西段在地面已看不到任何跡象，高出地表的河堤已完全攤平，河床也已被黃水氾濫的淤積層所覆蓋。東段受黃河決口的影響相對較小，建國後在其上修建了商丘至永城（南線）和永城至宿州公路。挖土修建路基時對部分河堤和河床造成了破壞。儘管如此，相比其它地區，商丘段保存基本完好。
隋唐大運河商丘段的昨天和今天，就是隋唐大運河通濟渠的昨天和今天。
隋唐大運河共分四段，最為重要的一段通濟渠，貫穿商丘全境，原在古睢水、蘄水的基礎上開鑿而成的。北宋蘇軾在《書傳》中說：“自唐以前，汴泗會於彭城（今徐州）之北，然後東南之淮。近歲汴水直達於淮，不復入泗矣，大業元年（605）開溝為通濟渠，首受黃河至泗州入淮，自隋始也。”唐人李吉甫著《元和郡縣圖志》卷五：“煬帝大業元年，更令開導（汴渠），名通濟渠……亦謂之御河，河畔築御道，樹之以柳。煬帝巡幸，乘龍舟而往江都。自揚、益、湘南至交、廣、閩中等州，公家運漕，私家商旅，舳艫相繼。隋氏作之雖勞，後代實受其利焉。”
隋代以前，溝通黃、淮二水的汴渠，是自開封向東循反水、獲水（故道均在今商丘之北）至今江蘇徐州轉入泗水、淮水，河道彎曲，且險阻較多，不易航行。隋開通濟渠，從開封以東與古汴河分道東南行，循睢水、蘄水故道直接入淮。其目的是截彎取直，縮短距離，使航運更加快捷順暢。同時河道從當時的商丘南側通過，把這座戰略重鎮和京師及東南大都市揚州通過水路聯結起來。
唐代初期，通濟渠更名為廣濟渠。唐代中期以後，又改稱汴渠，又名莨蕩渠。隋唐至宋時的通濟渠十分壯觀。《大業雜記》記載：“水面闊四十步，通龍舟，兩岸為大道，種榆柳，自東都至江都，兩千餘里，樹蔭相交，每兩驛置一宮， 為停頓之所，自京至江都，離宮四十餘所。”唐朝著名詩人白居易在《隋堤柳》詩中對通濟渠也有生動的描寫：“大業年中煬天子，種柳成行夾流水。西到黃河東至淮，綠影一千三百里。大業末年春暮月，柳色如煙絮如雪。”宋代時商丘境內的通濟渠仍然水豐河寬。宋代文人韓駒曾在《泊寧陵》詩中寫道：“汴水日馳三百里，扁舟東下更開帆。……茫然不悟身何處，水色天光正蔚藍”。當時人們泛舟通濟渠上，看到河面寬闊，蔚藍的水色和天光交相互映，竟然不知自己身在何處。
隋唐至宋，通濟渠仍是貫通南北交通的大動脈，在當時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隋朝時，其經濟重心已南移江南，但政治中心仍在黃河之濱，這一新的政治格局，使隋王朝京師之所需和轉漕給軍，仰賴於南糧北運的狀況，甚為明顯。通濟渠開通後，在沿線尤其是京師附近修建了許多官倉，以接受儲存從江南漕運而來的糧食，多者千萬石，少者也不下百萬石，直到隋朝滅亡後，有些倉廩的庫藏尚未用盡。唐朝時每年從江淮經通濟渠轉運兩京的糧食達數十至百餘萬石，最多的時候達二百多萬石。到宋朝時運量更大，《宋史》卷九三：“汴河……歲漕江、淮、湖、浙米數百萬，及至東南之產，百物眾寶，不可勝計。”
通濟渠引入的是黃河水，本身挾帶著大量泥沙，造成河床淤積嚴重，渠水變淺，河床逐年抬高，直接影響運河的通航能力。所以隋唐和北宋時期官府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對其進行疏導清於。南宋時期，宋金南北對峙，運河為二者分佔，戰爭頻繁，加之南宋政治中心南移臨安（今浙江杭州），通濟渠的重要性大為下降。官府疏於對通濟渠的治理和清淤，南宋中後期商丘境內部分渠段已淤塞斷流。元、明、清定都北京，大運河從蘇北改線東移成為南北流向，直穿山東丘陵區，通向華北平原，以達北京，全國漕運幹線移出河南。通濟渠的作用越來越小，淤塞更加嚴重。清康熙四十四年《商丘縣誌》記載：“（汴河）元至元中於，嘉靖中曾疏之，今覆成平陸矣。”這說明隋唐運河商丘段在明代嘉靖年間曾經小規模地疏浚，但在清代早期再次淤平而完全斷流。其中原因除治理不力外，黃河頻繁決口也是因素之一。
由於泥沙淤積，隋唐運河商丘段河床逐年增高，形成地上河，所以即使在完全廢棄斷流後，仍然能看到高出地表的河床及河堤。其上柳樹成蔭，“隋堤煙柳”是明清時期商丘、永城的八景之一，當時的文人政客如侯方域、李天馥等均有詩作吟誦。直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在永城的部分地段還高出地表二、三米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