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朱妍 中國能源報
“實踐表明，清潔取暖是京津冀及周邊地區改善空氣質量最關鍵的舉措，對降低PM2.5濃度的貢獻率達到1/3以上。”日前舉行的生態環境部例行新聞發佈會上，新聞發言人劉友賓再次強調清潔取暖。尤其針對近期“北方‘煤改氣’將暫緩或擱置”的說法，他明確表示，今年將堅定不移會同有關部門和地方繼續推進清潔取暖，“這個沒有任何動搖，沒有任何變化”。
正如劉友賓所言，清潔取暖的作用有目共睹。在此基礎上，如何鞏固成效、還有哪些癥結，成為清潔取暖的焦點之一。對此，一份由北京化工大學、中國農村能源行業協會民用清潔爐具專委會、亞洲清潔空氣中心聯合撰寫的《北方典型地區農村居民冬季取暖研究報告》（下稱《報告》）適時發佈，圍繞“農村”這一改造難點，調研組赴山西、陝西、黑龍江等多地尋找答案。
室內空氣汙染長期被忽視
“根據地理特徵、氣象條件、資源稟賦、經濟和政策等實際情況，我們選擇了六地農村進行調研，涵蓋北方不同類型的村莊。其中，山西長治是‘2+26’城市之一，朔州是非重點管控城市；陝西銅川作為重點區域汾渭平原的代表，榆林屬於陝北高原區城市；在黑龍江，選擇了煤炭資源豐富的牡丹江，以及生物質資源較好的綏化。”北京化工大學生物質能源與環境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劉廣青介紹。
儘管各地情況不同，調研組還是發現了一個共同現象，即農村生活用煤的實際消耗依然被低估，特別是對室內空氣的汙染程度被嚴重忽視。
以農村居民取暖年散煤消耗為例，《報告》顯示，山西、陝西、黑龍江的實際消費量，分別是當地政府統計年鑑數據的2.69倍、2.08倍和14.87倍。在部分地區，傳統供暖設施較為普遍，加上農戶操作不當、使用習慣等問題，低效高排的爐具成為主要排放源之一，且實際汙染波動較大。
同時，由於現有政策更強調“解決霧霾”這一公共問題，很多農戶在缺乏認知的情況下，治理主動性不足。由此，造成室內PM2.5濃度遠高於世界衛生組織提出的日均濃度指導值。“例如，在山西26戶家庭的測試結果顯示，燃煤取暖的室內PM2.5日均濃度最高達到指導值的10倍，且所有家庭的瞬時濃度均出現超高值。”《報告》提出，下一步也要著力於室內空氣質量改善，重視健康影響宣傳，讓農戶在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有意識地自主轉向清潔取暖。
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教授陶澍表示，當室外汙染嚴重時，關門關窗實際擋不住PM2.5。但目前，對於室內空氣的關注度長期不足。“在‘2+26’地區的農村按計劃實現改造，可帶動室內空氣質量大幅改善，使居民對PM2.5的暴露下降60%。”
“層層加碼”“書面達標”頻現
結合前期工作，調研組進一步發現，政策“層層加碼”、任務“書面達標”等怪象並存。
劉廣青表示，由於改造時間緊、任務重、問題多，地方政策頻頻加碼。“省裡任務比國家下達得高，市裡又比省裡高，到了縣一級更高，給基層政府造成很大壓力。在此影響下，部分地區甚至出現‘書面達標’現象。”劉廣青說。
以陝西為例，《報告》顯示，2018年，該省由《汾渭平原2018-2019年秋冬季大氣汙染綜合治理攻堅行動方案》制定的70.7萬戶任務，自行加碼到78.55萬戶。西安、寶雞、咸陽更是單獨制定了嚴格的市級目標，比如西安下達的65.8423萬戶任務，比國家、省級指標分別高出約44%和32%。
“從實地調研來看，陝西完成任務的情況並不理想。部分地區‘煤改氣’以通氣入戶算作任務完成，‘煤改電’以補貼空調或發放電熱毯等直熱式電取暖設備算作任務完成。在農村，有些農戶實際仍在燒煤取暖。”《報告》稱。
多位專家表示，政策制定與實施脫節的背後，涉及管理框架等深層次問題。
“省級部門主要負責規劃編制，市級規劃基本照搬省裡文件或簡單加碼，縣級政府並不參與制定清潔取暖規劃，只能被動實施。鄉鎮政府又是具體落實推廣的基層、一線部門，對於農戶取暖需求、資源稟賦比較瞭解。”一位業內人士坦言，這樣的管理架構，導致政策措施與地方實際有偏差，極易帶來技術路徑過於死板、產品質量難以監控、缺乏科學考核辦法等一系列問題。然而，清潔取暖牽涉多層級、多部門，協調存在較大難度。
“基層情況千差萬別，一個縣、村，甚至到了同村、不同戶的情況都有區別。越往基層走，越需要明確、合理的改造方案與指導。沒有一個模式、一套方案能夠覆蓋全部。”中國建築科學院建築環境與節能研究院院長徐偉如是說。
“熱市場”後續隱患重重
除了改造本身，調研組還指出“熱市場”的後續隱患。
劉廣青稱，清潔取暖市場目前以“政府主導、企業配合”為主。然而，限於更重數量的考核機制、產品評價標準的缺失以及供貨時間緊等問題，政府項目在短期內大規模實施，普遍存在壓低產品價格與質量，進行惡性競標等現象。
“產品質量良莠不齊，很多廠家缺乏在北方農村地區進行產品維護的經驗，難以提供良好的售後服務。”劉廣青舉例，包括空氣源熱泵低溫下的能效、除霜、舒適度等問題，潔淨煤質量、爐具性能提升等問題，目前均有待解決。“在短期逐利的情境下，企業缺乏積極性，不願意投入資金、時間和精力進行改造，導致產品質量難以進一步提升。”
《報告》建議，政府應制定科學的招標採購、補貼與評估機制，保障用戶利益。在招標階段，建立招標專家組評價指標體系，從產品的質量、價格、售後服務等方面綜合評價。在交付階段，政府儘量避免拖欠企業款項，避免資金墊付第三方介入擾亂市場，影響企業技術創新積極性。通過後追蹤評估和問責機制，督促與激勵企業建設售後服務體系，並建立問責制度。
“政府畢竟不是學術機構，對技術的認知難免存在一定偏差。靠廠家、中介推銷，缺乏可行性論證和數據支撐。”劉廣青表示，“遵循‘政府監管、企業為主、市場化運營’原則，充分發揮政府在政策制定、市場監管和標準規範等方面的作用，讓企業懂得‘瞻前顧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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