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提起軍閥這個群體，我們並不陌生，一般公認的兩個要素就是：“專恃武力”和“割據地方”。一般在一個朝代的末期，就會大量出現軍閥或類似軍閥的武人群體，北洋軍閥也是這種在社會動盪下的產物。不過由於每個時代的情況都有其特殊性，近代的軍閥自然有著屬於自己的時代烙印——難以剝除的是他們帶有脫胎於中國傳統社會政治的那種封建性；情況特殊的是他們又帶有帝國主義在中國所培植的代理人的殖民色彩；更為矛盾的是我覺得他們的部分行為應該也會有個人政治理想或一點愛國心摻雜其中。
北洋軍閥作為這一時期政壇上最為活躍的人群，近代很多重大歷史事件有他們的影子，比如復辟、一戰、五四、北伐等等。下面以五四運動為例，看看北洋軍閥（主要是皖系和直系）他們所扮演的角色和產生的社會影響。
五四運動
二、眾矢之的：皖政府
“外爭主權，內懲國賊”是五四運動中鮮明的旗幟和響亮的口號。這個“主權”，顯然針對的就是日本對中國山東的侵犯；而“國賊”指的是與二十一條和中日換文密切相關的三個人——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在表面上，引起人民強烈不滿的是這三個“賣國賊”，但是實質上，更多的是對三人背後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政府極大的失望與憤慨。
我們說五四運動的直接導火索，是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那麼到底是怎麼失敗的呢？當然，外交失敗最最深層的原因是“弱國無外交”——縱使我們有千般理由萬張嘴，西方列強最後也不會為了中國而開罪實力更強的日本（中國本來寄予希望的美國總統威爾遜，為了他心心念唸的“國聯”也向日本妥協了）。但是，當時被列強捏在手裡的“正當理由”，是1918年皖系政府簽訂的“中日換文”。從表面上看，由於列強抓住了皖政府的這個“小辮子”，直接中國導致了外交的失敗。
此事一出，本來為終於成為戰勝國而狂喜中國人，突然一下子掉進了冰窟窿，遭受了因巨大落差感而帶來的史無前例的沉重打擊。遙想不久前人們對皖系政府“英明”決定（加入協約國）的吹捧，頃刻間就變成對其“賣國”媚日的譴責。社會輿論紛紛向他們砸去，成為舉國上下的眾矢之的。北大的學生們最為憤慨，馬上於5月4日在天安門進行遊行示威，之後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這就是熱血青年在歷史上留下的最為濃墨重彩的一筆——五四愛國運動。
其實，對政府的不滿和憤恨，是五四爆發很重要的一個原因。這種不滿，除了來自於巴黎和會的外交失敗之外，還有就是皖系政府一直奉行的親日政策。自從日本寺內內閣上臺以來，對中國的態度突然變得“親善”了，西原借款就是最有力的證明。當時的段祺瑞，正有想要武力統一的政治理想，此借款對皖系來說宛如一場及時雨，馬上催化了南北的戰爭。本來因為這筆借款來的太輕易，人們就已經很懷疑是皖政府出賣了國家的主權換來的，段祺瑞還用它來打內戰，這就更可疑了；再想到此前，皖系還用這筆借款編練參戰軍、組織“安福俱樂部”，種種行徑已經給自己牢牢地樹立了一個“賣國”的形象，自然招致了很多負面的輿論和民眾的不滿，為日後的五四爆發早就埋下了隱患。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五四運動其實是段祺瑞的皖系政府主導的親日政策以來，國人的一系列深刻憂慮，在巴黎和會誘發下的一種總爆發。可見，皖系政府和五四運動的爆發有著密切的聯繫。
段祺瑞政府
三、推波助瀾：吳佩孚
若說起軍閥群體，民眾們對他們的印象大體都是很差的：不是這個派系親日了、就是那個政府親英、親美了；不是今天覆闢了帝制，就是明天操縱了國會；不是他在那橫徵暴斂，就是你在這生靈塗炭。軍界上刀光劍影，政壇裡更是詭譎雲湧，連總統都如走馬燈一般、三天兩頭地換花樣。局勢動盪至此，時人恐怕個個都活的戰戰兢兢，哪裡還會對這些軍閥生出幾分真心的好感呢？
但不能否認的是，軍閥中還是有一些治軍良好、口碑尚可的隊伍的。說到五四時期，民眾對於身為軍閥的吳佩孚，不但沒有反感，反而覺得他是一個真正的“愛國將軍”，一時間好評如潮，甚至名揚海外。若說吳佩孚作為一代軍閥，在當時能有如此威望，主要是因為他很會利用潮流，懂得用輿論的手段拉攏民心。在五四運動爆發的時候，吳佩孚明確表示：反對日本侵略、反對安福弄權、力促和平統一、支持學生運動，這一系列的主張無不順應了當時的時代潮流，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階層人民的要求。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五四期間的“吳氏電報戰”。當時學生運動遭到政府的打壓，吳佩孚馬上發出通電，聲援道“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況學生乎”，認為學生“其心可憫，其志可嘉，其情更可原”，政府應當釋放學生。對於1919年8月的“濟南血案”，也是發電報痛斥張樹元和馬良，說：“魯督無故而請戒嚴，馬良一日而殺三士。”再後來，到了9月5日，吳佩孚聽聞皖系政府意欲補籤和約的時候，更是通電錶示堅決反對，指責當年皖系就瞞著直系為了“軍械借款”出賣國家主權，如今又要舊戲重演，再次勾結日本出賣主權。
趁著五四這個當口，吳佩孚整的這出“電報秀”，在社會上實實在在的刷了一大波好感。用現在時髦一點的話說，吳佩孚和他的團隊（以張其鍠為首）把“公關”工作做的實在是太好了，向國人乃至英美等西方國家展示了一個“愛國將軍”的形象。儘管我們知道，這個近乎一場“作秀”的電報表演裡，摻雜了藉機打壓對手的政治鬥爭色彩；但是客觀的說，此番“電報戰”的確順應了五四運動以來的反日愛國運動潮流，客觀上對群眾的愛國運動起了一定的推助作用。
吳佩孚
四、結語
北洋軍閥，由於其自身角色的多重性和複雜性，給中國近代社會帶來了很多的影響。就比如五四愛國運動期間，也不乏有軍閥的身影出現——以當時的皖系政府和軍閥吳佩孚為例，就會發現他們在當時的社會影響和角色性質，都有著很大的差異。
總體來看，首先皖系政府與五四運動的爆發，有著密切的聯繫；因為此次運動主要鬥爭的鋒芒就是指向日本帝國主義及其卵翼下的段祺瑞北洋政府，皖政府自然就成為當時人人喊打的眾矢之的。而反觀正在崛起的吳佩孚，與當權的皖系形成鮮明對比，他在五四風潮中旗幟鮮明，對運動的發展起到了一定推波助瀾的作用；雖不是五四運動的導演與指揮，但也是扮演了合唱隊中一支“較強音”的角色。
參考文獻：
郭紅娟：《五四時期吳佩孚的崛起與直皖戰爭》，史學月刊，2002年08期。
《五四愛國運動檔案資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1980年。
張鳴：《北洋裂變：軍閥與五四》，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5月。
姜文華、張紅軍：《吳佩孚愛國思想芻議》，煙臺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年03期。
郭劍林：《五四時期的吳佩孚》，學術月刊，1985年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