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導體產業起源地為美國，1945年二戰結束，美國貝爾實驗室總裁巴克萊為了適應該室從戰時轉向和平時期的工作需要，由肖克萊負責半導體物理小組，根據在30年代中期以後的經驗和後來的考慮，從剛開始成立時，就把重點放在半導體材料硅和鍺的研究上。
1947年，晶體管在美國貝爾實驗室誕生，標誌著半導體時代的開啟。1958 年集成電路的出現加速了半導體行業的發展。
1960年師從肖克萊的羅伯特·諾伊斯（被譽為硅谷之父）製造了世界上第一塊硅集成電路，這標誌著集成電路迎來了硅時代。
在對集成電路的研究之中，美國湧現了一大批優秀的企業，對集成電路產業的誕生與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正由於美國是集成電路的奠基者，所以它成為了全球半導體產業的龍頭。
日本的半導體產業開始崛起
早在1955年的時候，成立了10年的索尼就在“無線電熱潮（真空管）”中發展當時不被看好的晶體管技術，開發出世界第一臺的晶體管收音機“TR-55”，這在日本半導體發展史上具有標誌性意義。
TR-55
日本在1959年生產了8600萬個晶體管，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的晶體管生產國。在美國發明硅集成電路之後，日本也引進了技術。
1963年的時候，日本電氣公司（NEC）自美國仙童半導體獲得planar technology的授權。日本政府要求NEC將取得的技術和國內其他廠商分享，日本政府的這項舉措為日本半導體產業發展營造了良好的氛圍，日本的三菱、京都電氣等也開始進入半導體產業。
進擊的日本：集中力量辦大事
1973年，石油危機爆發後，歐美經濟停滯，電腦需求放緩，影響了半導體產業。這給了日本可乘之機，同年3月，日本政府啟動了"DRAM製法革新"國家項目。由政府出資320億日元，日立、NEC、富士通、三菱、東芝五大企業聯合籌資400億日元。總計投入720億日元（2.36億美元）為基金，由日本電子綜合研究所，和計算機綜合研究所牽頭，設立國家性科研機構——“VLSI 技術研究所”。
日立領頭組織 800 多名技術精英，共同研製國產高性能 DRAM 製程設備，DRAM就是我們今天熟知的內存，它在半導體產業中佔據有重要的地位，因為芯片如果從用途來說，分為兩大類，分別是存儲芯片和非存儲芯片，其中非存儲芯片中以DRAM和NDAD flash 為核心。
當時DRAM是美國IBM發明的，日本在DRAM技術上與美國差距甚遠。
1974年，日本政府批准“超大規模集成電路（俗稱半導體芯片）”計劃，確立以趕超美國集成電路技術為目標：徹底擺脫美國的影響，實現從原料、設備到製造的全部自產自研。
隨後日本通產省組織日立、NEC、富士通、三菱和東芝等五家公司，要求整合日本產學研半導體人才資源，打破企業壁壘，使企業協作攻關，提升日本半導體芯片的技術水平。日本舉全國之力研發DRAM。
而當時美國同行的發展模式是通過風險投資為創業公司注入資金，創業公司獲得資金支持後，進行持續的技術創新獲得市場，提升公司估值，然後上市，風險資本賣出股票獲利退出。這種模式以市場為導向，效率高，但體量小，公司之間整合資源難，畢竟大家都是一口鍋裡搶飯吃的競爭對手。
日本國家及企業在初級階段對今後如何研發半導體技術以及如何讓相關製造設備國產化，均有明確的發展方針。
首先，在技術方面，日本著重開發微細加工的製造設備，為了將容量從1K提升到1M，需要將半導體電路的間隔縮短，這需要擁有精密加工技術，也需要相關的設備，在通產省的指揮下，相關裝備的研發推進得相當順利。另一方面日本集合所有半導體企業提升硅結晶技術，產品幾乎一樣，數家企業能同時推出大致相當的產品，形成了獨特的優勢。
日本的計劃也差一點兒夭折，各企業之間互相提防、互相拆臺，政府承諾投入的資金遲遲不到位。關鍵時刻，日本半導體研究的開山鼻祖垂井康夫站了出來，他利用自己的威望，將各懷心思的參與方們捏合到一起。
垂井康夫的說辭簡單明瞭：大家只有同心協力才能改變日本芯片基礎技術落後的局面，等到研究成果出來，各企業再各自進行產品研發，只有這樣才能扭轉日本企業在國際競爭中孤軍奮戰的困局。
以DRAM為入口，依託於汽車和PC產業的繁榮，日本DRAM產業獲得了飛速發展，推動日本半導體走向了巔峰。
節節敗退的美國芯片公司
半導體芯片計劃實施4年，日本取得上千件專利，一下子縮小了和美國的技術差距。然後，日本政府推出貸款和稅費優惠等措施，日立、NEC、富士通等企業一時間兵強馬壯、彈藥充足。
一座座現代化的半導體存儲芯片製造工廠在日本拔地而起。隨著生產線日夜運轉，日本人發起了飽和攻擊：
美國的芯片公司兵敗如山倒，財務數據就像融化的冰淇淋，一塌糊塗。
1981年，AMD淨利潤下降2/3，國家半導體虧損1100萬美元，上一年還賺了5200萬美元呢。第二年，英特爾被逼裁掉2000名員工。日本人繼續擴大戰果，美國人這邊繼續哀鴻遍野，1985年英特爾繳械投降，宣佈退出DRAM存儲業務，這場戰爭讓它虧掉了1.73億美元，是上市以來的首次虧損。
在英特爾最危急的時刻，如果不是IBM施以援手，購買了它12%的債券保證現金流，這家芯片巨頭很可能會倒閉或者被收購，可能就沒有今天的牙膏廠。
英特爾創始人羅伯特.諾伊斯聯合其它硅谷企業成立了SIA，目標是應對日本半導體企業的競爭
英特爾創始人羅伯特.諾伊斯哀嘆美國進入了“帝國衰落”的進程。他斷言，這種狀況如果繼續下去，硅谷將成為廢墟。
倖免於難的最後幾家美國芯片公司，暫時擱置了各自的利益分歧，成立了美國半導體行業協會SIA（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讓美國人難以容忍的是，富士通還打算收購仙童半導體公司80%的股份。要知道仙童半導體公司是硅谷活化石，因為硅谷絕大部分科技公司的創始人（包括英特爾和AMD）都曾經是仙童半導體的員工。在硅谷人心中，仙童半導體神一般的存在，現在日本人卻要買走他們的“神”，這不是恥辱麼？有一家美國報紙在報道中寫道：“這筆交易通過一條消息告訴我們，我們已經很落後了，重要的是我們該如何對此做出應對。”
仙童半導體在硅谷人心中地位神聖
硅谷的高科技公司受不了市場份額直線下跌，不斷派人飛越太平洋到日本偵察，結果讓人感到絕望。時任英特爾生產主管的安迪.格魯夫沮喪地說：“從日本參觀回來的人把形勢描繪得非常嚴峻。”如果格魯夫去日本參觀，他也會被嚇壞的：一家日本公司把一整幢樓用於存儲芯片研發，第一層樓的人員研發16KB容量，第二層樓的人員研發64KB的，第三層人員研發256KB的。日本人這種研發節奏簡直就是傳說中的“三隻箭齊發”，讓習慣了單打獨鬥的硅谷企業毫無招架之力。
SIA買通媒體在輿論上造勢，渲染日本科技威脅論，引導民間的反日情緒
讓美國人感到窒息的是，日本的存儲芯片不僅量大，質量還很好。1980年代，美國半導體協會曾對美國和日本的存儲芯片進行質量測試，期望能找到對手的弱點，結果發現美國最高質量的存儲芯片比日本最差質量的還要差。
而且，日本人還拍著胸脯對客戶保證：日本的存儲芯片保證質量25年！
日本芯片的浪潮之巔
1980年代前五年是日本半導體芯片企業的高光時刻，第一次在市場佔有率方面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半導體生產國，硅谷的英特爾、AMD等科技創業公司在半導體存儲領域，被日本人追著打，半導體芯片領域（當時主要是半導體存儲佔據主流）成為日本企業後花園。
截止到1989年，日本芯片在全球的市場佔有率達53%，美國僅37%，歐洲佔12%，韓國1%，其他地區1%。Rick Wallace的數據則表示，1988年的全球半導體十強名單中，有六個來自日本。日本的只有德州儀器、英特爾和摩托羅拉入選，剩下的一家則是來自荷蘭的飛利浦半導體。
在半導體產業的繁榮下，日本經濟進入了黃金時代，在資本主義陣營國家裡，眼看老二日本就要跟美國並駕齊驅。
日本人取得的輝煌，讓美國人十分憤怒，在他們看來，一向只能西方國家吃肉，其他國家喝湯，哪輪到還是自己一手扶持起來的日本。
在1982年的時候，美國對三菱和日立進行了制裁打壓：FBI假扮IBM員工，故意把IBM公司的27卷絕密設計資料中的10捲髮給了日立公司高級工程師林賢治。
林賢治很快上當，表示還想要換取更多資料，FBI馬上拿到證據並公之於眾，稱“日本企業竊取美國技術”。
這次釣魚執法極為成功，日立和三菱被美國法律整得元氣大傷，但是日本的半導體產業還是處於高速發展之中。
1985年時候，美國逼迫日本簽訂了《廣場協議》，美國金融專家們不斷地對美元進行口頭干預，最低曾跌到1美元兌120日元。在不到三年的時間裡，美元對日元貶值了50%，日本開始陷入泡沫經濟。
與此同時，美國正式向日本發動了芯片戰爭，這是人類史冊上第一次芯片戰爭，目的是搞垮日本的支柱產業，將日本經濟徹底拖入泥沼，永無翻身可能。
1985年的時候，美國半導體產業協會開始向美國商務部投訴日本半導體產業不正當競爭，要求總統根據301貿易條款解決市場準入和不正當競爭的問題。
美國向負責談判的通產省開出極其苛刻的條件：
日本被要求開放半導體市場，保證5年內外國公司獲得20%市場份額；不久，對日本出口的3億美元芯片徵收100%懲罰性關稅；否決富士通收購仙童半導體公司。
另外一方面，美國在媒體上大肆宣揚“日本威脅論”，宣稱日本企業在這一領域的全面領先，將嚴重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為自己發動芯片戰爭尋找理由！
美宣稱如果日本不答應，將對日本進行制裁，1986年，在軍事上嚴重依賴美國的日本只能被迫接受了美國的提議，好在此時日本的半導體產業當時還是處於黃金髮展階段，也並沒有造成太過於嚴重的損傷。
1987年，以鄧肯·亨特為首的5名美國國會議員，扛著幾把大鐵錘，站在美國國會山臺階上。直播砸東芝收音機。美國開始對日本半導體產業的核心企業東芝進行了制裁和打壓，藉助“日本東芝偷賣蘇聯數控機床”的把柄，美日雙方達成協議：共同開發 FSX 戰鬥機，美國有權得到所有技術，美國藉此打開了獲得日本技術的渠道。
1989年再次和日本簽訂了不平等條約《日美半導體保障協定》，開放日本半導體產業的知識產權、專利。1991年，根據日本的統計，美國半導體已經佔到日本市場份額的22%，但是美國仍舊認為是20%以下，沒有履行第一階段的協議，又再次強迫日本簽訂了第二次半導體協議。
美國人這通操作至少開創了兩個記錄：第一次對盟友的經濟利益進行全球打擊；第一次以國家安全為由，將貿易爭端從經濟學變成政治經濟學問題。
負責和日本交涉的美國在亞洲地區的首席貿易代表克萊德.普雷斯托維茨，一面指責日本的半導體芯片產業政策不合理，一面又對它讚歎不已，“所以我對美國政府說我們也要採取和日本相同的政策措施。”
對這種雙重標準，曾在日立製作所和爾必達做過多年研發的湯之上隆在自己的書中氣憤地說：“這人實在是欺人太甚！”。
滑向深淵的日本半導體產業
隨著《美日半導體協議》的簽署，處於浪潮之巔的日本半導體芯片產業掉頭滑向深淵。
日本半導體芯片產業從1986年最高40%，一路跌跌不休跌到2011年的15%，吐出超過一半的市場份額，其中的DRAM受打擊最大，從最高點近80%的全球市場份額，一路跌到最低10%（2010年），回吐近70%。
可以說，和美國人這一戰，日本人此前積累的本錢基本賠光，舉國辛苦奮鬥十一年（從1975年到1986年），一夜被打回解放前。
但日本人吐出的肉，並沒有落到美國人嘴裡，因為硅谷超過7成的科技公司已經砍掉了DRAM業務（包括英特爾和AMD）。1986年之後，美國人的市場份額曲線就是一條橫躺的死蚯蚓，一直徘徊在20%左右。
英特爾不敵日本企業，最終只能放棄半導體存儲業務，進入了微處理器領域
三星協和軍的補刀
隨著90年代通信技術革命爆發個人計算機時代的來臨，PC開始普及，美國的美光和韓國的三星等企業對產品作出了以高性價比DRAM戰略調整，但當時保守的日本依舊以生產高可靠性產品為標準，並沒有適應市場變化。
在日本被美國胖揍的1986年前後，韓國DRAM趁機起步，但體量猶如蹣跚學步的嬰兒，在全球半導體芯片業毫無存在感。而且和日本相比，以三星為代表的韓國半導體芯片企業完全是360度無死角的菜雞：根本打不進日本人主導的高端市場，只能在低端市場靠低價混飯吃；市場體量上，兩者就是螞蟻和大象的區別。
但在美國的扶持下當時在半導體行業發展程度還比較低的韓國企業在美國的得以迅速發展。美國不僅對韓國授權技術，還指導韓國獲得了東芝生產線，三星開始瘋狂挖日本企業的人才。
三星深諳所有的貿易摩擦問題都屬於政治經濟學範疇，藉機幹翻了日本大象。
李健熙抓住日美進行芯片戰的絕佳機會，帶領三星半導體成功逆襲上位
1990年代，三星也面臨美國發起的反傾銷訴訟，但其掌門人李健熙巧妙利用美國人打壓日本半導體產業的機會，派出強大的公關團隊遊說克林頓政府：“如果三星無法正常製造芯片，日本企業佔據市場的趨勢將更加明顯，競爭者的減少將進一步抬高美國企業購入芯片的價格，對於美國企業將更加不利。”
於是，美國人僅向三星收取了0.74%的反傾銷稅，日本最高則被收取100%反傾銷稅，這種操作手法簡直是連樣子都懶得裝。
三星抱上美國的大腿，等於從背後給了日本一刀，送日本徹底出局。
1995年，在經歷了10年的抗爭之後，日本最終還是繳械投降，這是日本半導體產業諸神的黃昏，世界半導體企業前十中，NEC（第一）、東芝（第二）、日立製作所（第三）、富士通（第八）、三菱電機（第九）。
日本丟失的半導體芯片份額，幾乎都進了以三星為首的韓國企業嘴裡
從上面的DRAM份額圖中可以發現，日本的份額呈斷崖式下跌，韓國的則是一條陡峭的上升曲線，一上一下兩條線形成一把巨大的剪刀，剪掉的是日本半導體芯片的未來。
到了1996年，儘管當時的美國已經在日本的半導體市場份額佔到了30%左右，在全球市場份額也在30%以上，而日本已經不足30%，但美國還是想將日本吃幹榨淨，想要簽訂第三次不平等半導體條約。
這次在日本政府的靈活身段下，美國最終沒有得逞，但是日本半導體產業早已元氣大傷，韓國已經取代了日本成為了新的全球半導體產業中心，為什麼美國為什麼沒有打壓韓國半導體產業，無非是韓國人選擇了投降，三星有55%的股權是被外資控股的，其中大部分是美資。
此後，即使日本政府密集出臺半導體產業扶持政策，並投入大量資金，但也無力迴天，日本半導體芯片出局的命運已定。
1999年，為了保存日本DRAM最後一絲火苗，日立、NEC、三菱電機三家的DRAM開始整合，1999年，爾必達成立。但是美國依然沒有放過日本，在負隅頑抗了十幾年後，2012年2月28日在美韓的聯手下，爾必達宣佈破產。
日本半導體行業徹底回天乏術，而美韓徹底掌握了DRAM的全球議價權，將DRAM賣出了天價
東芝半導體插標賣掉後，標誌著日本半導體芯片徹底出局
日本從1963年開始，用了22年的時間，舉國之力發展的半導體產業，卻被美國10年時間連番摧毀。只能說，沒有國家主權的日本在這場戰爭中從一開始就註定了結局。
寫在最後
直到今天，仍有觀點認為，韓國半導體芯片的崛起，日本半導體芯片的衰落，是產業轉移的結果。這是不準確的，因為產業轉移是生產線/工廠從高勞動力成本地區向低勞動力成本地區遷移，日本的半導體芯片企業並沒有向韓國遷移生產線，而是直接被替代。美國人實際上聯手韓國，重組了全球半導體產業供應鏈，將日本人從供應鏈上抹去，使一支在全球看起來不可或缺的產業力量消失得乾乾淨淨。
35年前美國對日本發動的芯片戰爭，那一幕一幕落到今天的我們是何等的相似！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2019年日本半導體巨頭爾必達原社長，72歲高齡的坂本幸雄出任紫光集團高級副總裁兼日本分公司CEO。此舉令日本業界震驚，在日本共同社採訪坂本幸雄為何受聘於中國企業的時候，坂本幸雄表示，“不想作為一個失敗者結束人生。想自己做個了結”。
在敗走爾必達後，坂本幸雄竭力尋找證明自己的機會，在出任紫光集團高級副總裁之後，也許會開啟針對三星的“復仇”之旅。
而坂本幸雄在加盟紫光的同時，據說還帶來了大量的日本本土開發存儲器的人才，而為了這些人才，紫光也是準備了相當於日企5、6倍的報酬，來吸引他們。
而在這種高薪背景之下，自然有大量的日本精英人才不願意就這樣以失敗者結束，當中國半導體崛起之時，他們也把希望寄託在中國市場上，人才投奔，有些企業以技術開展合作，正如坂本幸雄所言稱，加入紫光集團是不想作為一個失敗者結束人生。
三十五年後，對於同樣還在蹣跚學步的我們，
生存還是毀滅,是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