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7月，曾國藩統領的湘軍攻克南京，太平天國覆滅。按照舊時慣例，攻克敵城，要放縱兵士三天燒殺劫掠。湘軍自然也是難免。
圍城半年之久的湘軍兵士，面對終於落入手中的金陵古城，自然成了飢渴的豺狼。但作為領軍的曾氏兄弟，在天京卻幾乎一無所獲。
對“聖庫”的期望與失望
曾國藩在向朝廷的奏摺上寫道：“乃十六日克復後搜殺三日，不遑他顧，偽宮賊館，一炬成灰。逮二十日查詢，則並無所謂賊庫者……克復老巢而全無貨財，實出微臣意計之外。”也就是說，沒有發現太平天國存放財富的寶庫，並有繳獲到財產。
此論一出，朝廷譁然，原因是在圍困天京時，無論皇室、朝廷的官員還是前線將士，都在期待著能夠打開天國的“聖庫”，獲取那鉅額的財富，用以填充因多年剿匪戰爭而虧空的國庫，發放拖欠的軍餉。然而這一切都落空了。
聖庫之說，來自了太平天國的法規，著名的《天朝田畝制度》中規定：
“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則主有所運用，天下大家處處平勻，人人飽暖矣。”另天王洪秀全的一道詔書中寫明：“繼自今，凡一切殺妖取城所得金寶綢帛物等項，不得私藏，盡繳歸天朝聖庫，逆者議罪。”當然，現在我們知道，這種制度無非是太平天國的當權者聚斂天下財富，滿足其私慾的手段。而從1850年金田起事，到1864年天京陷落，這項收斂財富的制度一直在執行，這也說明這筆財富將是何等的巨大。
所以，當聽到曾國藩的奏報，質疑之聲就滿天飛。
疑點矛頭自然首先指向了曾國藩的九弟，湘軍主將，兩江總督、太子太保的曾國荃。晚清學者王闓運寫過“江寧克，曾奏言：初疑寇有積金，可富國，嚴密搜求，實無之。而恭王聞人言：曾弟買臘箋一捆，費三千金。”記錄的就是曾國荃揮金如土的情形。
聖庫中有無巨量財富
據記載，太平天國佔據南京後，洪秀全派六名貼身護衛管理位於燈籠巷的聖庫。那時的聖庫確實“金銀如海、百貨充盈，”聖庫中的財富，保證了太平天國的當權者們過上了驕奢淫逸的生活，據稱洪秀全的宮殿佔地面積是紫禁城的兩倍，後宮正式的嬪妃88人，隨侍的宮女3000以上。
而天國的其它諸王，如韋昌輝、楊秀清、蕭朝貴等人，也是爭相比拼奢靡之風，可以說，當時諸王們用度之巨大，生活之奢華，蓋無古人可比。
到了天國後期，“聖庫”已經名存實亡。忠王李秀成被俘後交待：“昔年雖有聖庫之名，實系洪秀全之私藏，並非偽都之公帑。”這就說明所謂聖庫，已經成為洪秀全的私家銀庫，由此，各級官員在執行聖庫制度時，早已大打折扣，將銀錢財寶私藏，僅繳納穀米牛羊。
所以，上行下效，使太平天國內官僚貪腐成風，由此造成聖庫的空虛。
所以，湘軍攻破南京，沒有發現傳說中的巨資珍寶，可能真的不是曾國藩在刻意為其弟隱瞞，而是實情。
另外，從曾國藩的為人角度看，這位為大清立下不世之功的重臣，官僚體系的圭臬，學子文人的楷模，享譽天下的曾文正公，極其愛惜自己的清譽，他還不至於為了一筆財富，編造謊言，欺瞞朝廷。
在這一點上，當時的咸豐皇帝也是信任曾國藩的，在朝廷批覆中說道：“今據奏稱，城內並無賊庫，自系實在情形。”當然，也有人講，這是迫於當時曾國藩重兵在握的形式，而行的無奈之舉。
曾氏兄弟的家財何來
當然，民間關於曾氏兄弟私吞聖庫之說甚囂塵上，更有傳言說，曾家在故居山中挖掘了深洞，用於藏寶。後來證明，這些傳言經不起考證。
曾國荃之所以會被詬病，與他的豐厚家業，以及相對高調行事作風有關，曾國荃在攻陷天京後，官至浙江巡撫，賞太子少保銜，封一等威毅伯，功高位尊，收入與封賞自然很多。而且在多年管理軍營的過程中，自然會有大量貪汙軍餉、吃空餉的行為，這也是當時的軍中風氣，難以責備。
而曾國荃最可觀收入還是來自於任兩江總督後，管理當地鹽務、漕運時的收益。鹽務、漕運是歷代王朝的財政來源之首，而兩江又是當時清朝最為富庶、商務活動最繁忙的地域兩江總督的收入可想而知。
曾家的財富，大多收入於此時，而不是在剿滅太平軍的時期。
而且，曾國荃在任上，數次慷慨解囊，賑濟災民，受到民眾的尊崇的愛戴。先後有山西、湖南、江蘇的百姓為感念他的恩德，主動為其建立過生祠。
至於聖庫的真相，可能再無澄清的一天，同樣，歷史人物的是非曲直，也永遠沒有一個最終的定論，不過，只要我們從歷史中汲取了教訓，那些歷史就是有價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