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半島地形圖
提起仁川，你會想起什麼？對國際關係或韓戰歷史有興趣的，或許聽過麥克阿瑟將軍那可歌可泣的“仁川登陸”；但對於大多數當代中國人而言，講起仁川這個名字，想起的大概多半是機場了。
仁川市地圖
也許曾經因為“韓國人將端午節申請為世界遺產”而感到氣結，或是覺得“韓國人稱孔子是韓國人”實在不可理喻。但可能不知道：韓國，曾經也是這個世界上，少數沒有“中國城”的國家。
研究華僑的韓國學者李正熙，曾經稱韓國為一個“沒有中國城的國家”。然而，與此矛盾的是，點開仁川觀光網站，任何人都不難發現，”中國城“被當作文化旅遊路線的重要景點，更在國際的旅遊指南網站上，被評為仁川最佳景點的第四名，甚至超越具有重要地緣歷史意義的自由公園與仁川登陸作戰紀念館。
仁川全景天際線
壹
仁川在哪裡？
仁川廣域市的位置圖
為大韓民國西北部的一個廣域市，仁川是一座面向黃海的港灣都市，人口位居於首爾和釜山之後，為韓國第三大城市。位於首爾西部約40km，為韓國第二大港口城市。仁川與首爾之間有首都圈電鐵聯繫。每日有大量乘客往來仁川與首爾兩地，由於此兩地距離太過接近，已經共同形成一個大的首都圈。
韓國仁川港
自從1883年開港以來，仁川便以韓國首都圈的門面姿態屹立於世。儘管從2014年貨櫃進出的數量來看，仁川港只是韓國第二大港，僅處理全國9.4%的貨櫃量，遠遠落後於釜山港的75.3%，但自從仁川國際機場於2001年落成之後，仁川便仰仗著臨近首都首爾的優勢，以航空樞紐的地位，一舉躍為韓國最重要的門戶。仁川，對於美軍和觀光客而言，從上個世紀以來，就一直都是踏上韓國土地的起點。
仁川景象，由上逆時針：仁川大橋、仁川國際機場、仁川港、松島國際都市天際線、仁川足球場、仁川都護府廳舍
仁川作為對外的開放特性，與韓國人內向、排外的刻板印象不同，也連帶塑造了仁川市的發展策略和都市特性。憑藉港口帶來的地利，仁川在戰後擁有優越的工業區位；韓國作家吳貞熙以仁川為背景的小說《中國城》裡，仁川港邊充滿了工業意象：碼頭被運送煤炭的火車鐵軌盤踞著，麵粉工廠、煤油公司則在一旁，浸在北風挾帶而來的煤塵之中。直到現在，在光鮮亮麗的首爾相襯之下，仁川都還是顯得像只醜小鴨。
貳
1997年金融危機下的仁川
然而，1997年金融危機如瘟疫般在東亞擴散，以及隨之而來的結構重整，為仁川帶來了許多變化。其中，今日成為觀光景點的“仁川中國城”，以及節目《我的超人爸爸》裡，三胞胎兄弟一家人居住的“松島國際都市”，在許多意義上，都可以被視為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產物。
仁川國際機場是韓國最大的國際機場
首先，先簡單回顧1997年之前，韓國的國家政策與財閥經濟。長期以來，韓國由國家政策帶動經濟發展、以財政稅收補貼扶植特定企業與財閥的做法，在1997年金融風暴之前，讓企業認為“市場收益有政府保證、國家能幫助企業抵抗危機”；而1990年代西方國家的低利率環境，則使得資金流向包括韓國在內的亞洲新興市場。
上述這些條件，都讓韓國央行持續將大量資金借給信譽不佳的企業，造成財政赤字。此外，1990年代開始逐漸鬆綁的韓國金融市場，則引進了更多外資，讓赤字的問題進一步惡化。更糟糕的是，身為韓國最大貿易伙伴的日本，自1990年代初期即陷入低迷，衝擊韓國出口額，進一步加劇韓國的赤字危機。
圖為1996年，為了慶祝韓國與日本成功爭取到了2002年世界盃足球賽事的主辦權，韓國民眾參與慶祝演唱
由財政赤字引發的債務與國家信用危機，最終在美元升值時爆發。首先，與美元匯率掛鉤的韓元跟著美元升值，使得韓國的出口競爭力下滑；國際市場對於韓國經濟的信心幾近瓦解，導致外資紛紛出逃，併為韓國央行帶來極大的壓力，最終只能放手讓韓元狂貶。這場跨國的連鎖風暴，讓韓國的債務問題最後演變成全面性的金融危機。
在國際貨幣基金的援助之下，韓國一併接受了以新自由主義為核心的結構重整計劃，包含開放投資環境、消除貿易壁壘、解除匯率管制等。大幅貶值後的韓國資產，以及更為開放的投資環境，都讓韓國進一步成為西方資本積累的核心國家，在積累過程中進行地理擴張的去處。
此外，金融危機在韓國造成的高失業率，讓以生產和消費組成的資本回路面臨瓶頸。此時，由政府主導的一系列開發計劃，便企圖將資金投資於舊城區的改造與新城區的開發之中，藉以刺激生產與消費，進一步提振國內經濟。仁川中國城，便在這個時空脈絡之下粉墨登場。
叄
仁川中國城
仁川的中國城牌坊看似「古色古香」，卻是2008年才落成的全新水泥建築。
韓國臨近中國，被學界廣泛視作漢字文化圈的一分子，在歷史上同時又是中日韓三角貿易的重要節點，令人實在難以置信這裡沒有華人駐足聚居。因此，“唯一沒有中國城的國家”這個封號，該如何解釋呢？再者，如果真如學者所言韓國不存在中國城，那麼仁川這個”中國城“，又是從何而來的？
日治時代，由日人繪製仁川地圖。圖中已經幾乎無法辨識中國城的位置。
位於仁川港邊的中國城，早於十九世紀末即因國際形勢，以及其港口區位，成為華商聚集之地。然而，貨櫃的發明，使得港口開始不再仰賴碼頭搬運工、因而得以遷離市區，從而造成了舊港口周邊的快速沒落；再加上戰後韓國政府對華僑實施歧視性政策，限制華僑持有資產及教育的權利，導致大量華僑離開韓國，進一步造成了中國城的空洞化。
仁川各國租界地圖；除了清國租界之外，尚有日本及不分國籍的公共租界。
回顧歷史，仁川中國城的前身，其實是仁川港口旁一個貿易商聚集的區域。1882年，清政府與朝鮮政府簽署了《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清政府在這個類似”租界“的區域擁有治外法權，來此經商的華僑貿易商日益增多，主要由山東幫、浙江幫、廣東幫為主。除了華人之外，今日的中國城旁，其實相隔一條街，也是當時日本人聚居的街區；當年日本人留下的日式建築，雖然不如重建後的中國城那樣張揚，但在單調的韓國街景之中，同樣顯得突出可辨。
圖為1996年首爾明洞，幾名精品店的店員在整修的店門口之外，對電話裡曾往來的熟客們通知整修消息。
1997年金融危機過後，韓國政府看見後現代的觀光發展浪潮，以及中國逐漸崛起的事實，便將腦筋動到了幾乎已經不復存在的仁川中國城上。因此，由政府主導的中國城重建計劃從2004年開始啟動，除了以具有族裔文化本真性、特殊性來招攬遊客以外，也被打造為吸引中國資金的前哨站。
圖為1998年1月，金融危機期間，一名三星人壽職員，在街頭高唱加油歌：「我辦得到！我能克服經濟危機！
此外，事關仁川中國城能否順利“復興”的華僑政策，也在金融危機之後有了重大改革。1998年，韓國政府宣佈解除外國人持有土地的限制；2002年，針對華僑發放的永久居留證也開始發行；2005年，韓國政府甚至嘗試賦予華僑在地方選舉中的投票權。這些在政治上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賦權政策，實際上，應該被放在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脈絡中看待。
肆
新自由主義依然排外？
除了餐廳，還有一些日漸邊緣化的貿易商和零售店面，共同維繫著中國城內日漸稀薄的「中國特色」。
然而，仁川中國城嶄新亮麗的表象下，仍然隱藏著新的排外。數十年來的歧視政策，使得許多原本由中國人經營的老字號餐廳，早就易手由韓國人經營。中國城重建後，區內的房地產則被境外資金收購，抬高房價；而官方把“炸醬麵”作為中國城的行銷賣點，也進一步壓制了中國城的經營業態，並強化了韓國社會對華僑的主流印象。
「炸醬麵」作為韓國中華料理的代表菜，在這裡也被放入博物館，作為文化符號，強化中國城的族裔空間意義。
此外，韓國政府終究也難以抵擋“舊華僑”不斷外移、被“新華僑”取代的趨勢。這些舊華僑，指的是十九世紀末就來此的華商後代；新華僑，則是持有中華人民共國護照，在中韓建交之後才陸續抵韓的新移民。根據韓國法務部移民局的數據，從2002年至2006年，在韓的舊華僑人數萎縮了2%；相較之下，同一時期的在韓新華僑人數則大幅成長了約150%左右，比起舊華僑人口數足足多了三倍以上。
松島國際都市，是仁川地區最現代的地景之一。
與中國城相呼應的，則是位於仁川市南端海濱，在填海區上興建的松島國際都市。松島國際都市計劃始自2002年，並於2005年動工，與仁川中國城計劃為同一時期的政策；作為仁川自由經濟區的一環，松島國際都市投入35億美元。
韓國政府亦投入巨資在海上興建長達12.3公里的「仁川大橋」，連結仁川國際機場與松島國際都市。
除了中國城與松島國際都市這兩個節點，韓國政府亦投入巨資在海上興建長達12.3公里的仁川大橋，連結仁川國際機場與松島國際都市，使新開發的城市，得以便利迅速與世界其他城市來往，坐收時空壓縮的利基。
圖為仁川中國城的炸醬麵博物館。
於是，“守舊”的仁川中國城，以及“創新”的松島國際都市，兩者就表象上來看雖然南轅北轍，但在全球資本流動的脈絡之中，卻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同時也都是國際經濟危機的政策產物。
有些蕭條的午後光景。多數老字號的中國餐廳都已易手經營，連最知名炸醬麵館共和春，都被韓國人買走經營權
再進一步看，韓國金融危機之後的新自由主義轉向，體現在文化政策與經濟政策兩個面向，兩者相互呼應。就文化政策來說，多元文化主義的政治正確，不但是中國城復興、積極面向全球化的論述核心，也以文化觀光為策略，找到了更具彈性的經濟發展模式。此外，韓國在經濟與貿易政策上的具體表現，則造成了國家管制的鬆綁，以及對外國資本更開放的投資環境。在此，多元主義的文化治理，與新自由主義的資本邏輯嫁接，透過中國城改造和松島國際都市的催生，以市鎮開發和房地產修補經濟危機。
關注中韓雙邊關係的未來發展，仁川中國城，或許是我們不得不審慎看待的切入點。
然而，迪士尼化的仁川中國城，儘管吸引了中國資金，卻被不少遊客諷刺為過度虛假、沒有活力，甚至除了大同小異的炸醬麵餐館之外，別無特色。新的松島國際都市，在成為全世界最昂貴的造市計劃之一後，也面臨著後續外資吸引動能不足的隱憂。終究，這些以族裔、多元、綠色、開放作為資本的避風港，在不久的將來，是否不可避免會成為下一波經濟危機的受害者呢？
